金瓶梅研究百回顾.doc

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被称为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自16世纪末问世以后，如惊雷乍起，誉之毁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讼纷纭之时，有志于研究者毕竟寥寥，不成气候。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金瓶梅的研究亦渐次由微而宏，由浅而深，遂成显学，学界称之为“金学”，以期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显学——“红学”并驾齐驱。回首20世纪，百年烟云，倏忽过眼，本文拟为20世纪的百年金瓶梅研究作一历史小结。一伴随20世纪学术思潮的阶段性演进，百年“金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01-1948年，是为百年金学现代学术范型的奠立期。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即由传统的感悟式“评点”方式转向融合西方现代人文学科成果的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而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首开先声的是王钟麒在发表于1908年月月小说2卷2期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以现代小说观念否定传统的“淫书说”，而充分肯定金瓶梅在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方面的思想意义。而后至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出版，尤其前书有较多篇幅论及金瓶梅，命之为“世情小说”，并推为“世情书”之最，遂将金学研究引上现代学术之途。再至30年代初，由于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的发现(1932)，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学研究的热情，于是有一系列重要成果问世。其中创见最多、影响最著者当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二文。郑文于金瓶梅时代、作者、版本多有考证，推许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这是对鲁迅“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吴文进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以翔实的材料考定金瓶梅作者籍贯与创作时间。以上二文一同以崭新而又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见解奠定了20世纪现代金学研究之基础。40年代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有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论文(1948)等。瓶外卮言是一部论文集，为民国年间金学重要成果的汇集。冯文于金瓶梅文学史料的考索有许多新发现，具有集成之功，孟超系列论文则是百年金学中金瓶梅人物形象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注：原载于1948年9月9日至11月7日香港文汇报，题为金瓶梅人物小论，1985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金瓶梅人物论。）。以上诸项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在百年金学史上，都具有共同奠定现代学术范型的开创性意义。第二时期：1949-1978年，是为百年金学内衰外盛的分化期。本时期的金学研究，大陆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成果寥寥。而在台港、日本与美欧则分别形成三个研究重心，成绩斐然。在第二时期的近30年间，国内金学研究中除李西成、李长之、李希凡、任访秋等所撰论文有较大影响外，值得注意的是潘开沛与徐梦湘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论争。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提出金瓶梅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之说，遂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予以反驳，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之所以名之为“词话”，是因为最初小说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作为本时期金学惟一的学术性论争，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此次论争不可能进一步走向广泛、激烈与深入。本时期台港方面的重要金学研究成果集中在70年代末，1977、1978年，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相继出版。前者广泛论及思想艺术诸方面，但深度不足。后者集中讨论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与成就，论述更为深入，为台湾地区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国外的金学研究以美国和日本为盛。日本因文化上的因缘关系，以及金瓶梅的较早传入，研治金学起步较早，学者较多，成果亦著。奥野信太郎、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靖、泽田瑞穗、小川阳一、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清水茂、后藤基巳等都陆续有金学成果问世，其中不乏兼任金瓶梅日译之学者。总的来看，日本的金学研究主要以文献见长。1948年至1949年、1963年、1965年，日本曾先后出版了三本金学研究论文集，分别名之为金瓶梅附录论文集、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可以视为日本学者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