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doc

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一、问题的提出清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对杜预注极为不满，焦循在春秋左传补疏自序中，斥杜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作春秋之蟊贼”，1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里，认为上左传有四厄，其中第二厄就是杜预为左传作集解：“（杜预）起纨绔之家，习篡杀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乃绝智决防以肆其猖獗之说，是其于左氏，如蟹之败漆，蝇之污白，其义理没于鸣沙礁石中，而杜预之妖焰为鸡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2；在几乎完全否定杜注的同时，清人却极力推崇汉儒古注，尤其是贾逵、服虔左传注，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3在他们看来，左传非贾、服注不足以阐述其精义。这种尊汉儒古训以驳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其后惠栋左传补注继之，并开始辑佚旧说以指出杜注来源，这一工作，后来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完成，杜注左传，采用前人旧说往往不加标明，洪氏此书，则对杜注加以分析，逐条指出杜注的来源，这种穷根溯源的作法，目的仍在于破杜立汉，在训诂方面洪氏则多以贾逵、服虔注为主，“欲复汉儒说经之旧”4；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也力主贾、服注而斥杜注；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则初步了清代学者攻击杜预的成绩。在清人看来，只要辑佚出贾、服旧注，使其重见天日，杜注的荒谬之处就会不驳自现，5所以清人破杜立汉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面辑佚恢复左传贾、服汉儒旧注，这样的著作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还有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二卷（续、补逸各一卷）；并以全面恢复贾、服汉儒旧注的形式，建立与杜、孔不同的新注新疏，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其代表作。实际上，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的对立，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即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成后不久。北史·儒林传序云：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6东汉时服虔春秋左传注即已“大行于河北”7，西晋时杜预注左传，在南朝宋、北魏前期的山东、河北一带，开始为士人所传习8，其后“河外儒生，具服膺杜氏”9，可见，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服注和杜注以南北学的形式对立起来。东晋、南齐时，杜、服注春秋左传彼此抗衡，并立于为博士。梁书·儒林传载：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10尽管崔灵恩习左传服解，在北仕为太常博士，但到南朝以后还要“改说杜义”，可见当时南学乃杜注左传一统天下；而对那些申贾、服义难驳杜注的左传学者，南学中的杜学维护者则大加批驳，维护杜注，南史·儒林传载：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11在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魏书·贾思同传：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12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史·儒林传上：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13 李崇祖之父李业兴师于徐遵明，徐氏专攻左传服义，“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于徐生之门”14，李崇祖即继承父业申服驳杜；徐遵明的另一个弟子乐逊，也坚守师法，在西魏教授诸子，“通贾、服说，发杜氏违”15。随着隋唐在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被定于一尊，左传贾、服注与杜注的对立，随着南北学的统一而消失。在政府认可颁布的五经正义中，杜预左传注得到了正统的独尊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以致亡佚。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贾、服注的消亡而消亡，八百多年后，清人又再一次扛起了申贾、服驳杜注的大旗。16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贾、服注和杜注到底有何异同？两次攻杜浪潮的原因是什么？二、贾、服注与杜注之比较贾逵有关左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后汉书·贾逵传说他还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服虔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十卷，此外还有梁代尚存隋唐已亡的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在今存左传贾、服注佚文中，服虔注的数量多于贾逵注，尽管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毓撰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但由于服注和贾注多有相同，所以唐代孔颖达等撰左传正义在征引时常常将二人并举，每用“贾、服曰”来括引贾、服说。可见，正义已将左传贾、服注视为训诂上有相同特点的同一类型，这一看法，清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后人所辑贾、服注的情况来看，由于有较多数量的注都笼统地系于“贾、服曰”等类似表达语之下，我们也已很难在今存贾、服注文中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那么，贾、服注与杜注到底有哪些异同？一一逐年排列比较现存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经过可以列出下表：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统计表 本表所据贾、服注佚文，只采自左传传文注而不采春秋经文注，从隐公到襄公五年，采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刘文淇疏证）17、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18和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以下简称李贻德辑述）19，襄公五年以后采自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辑述。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整部左传中，贾、服注和杜注相同有564条，相异254条，相同条数是相异条数的两倍多；从单独某个鲁公看，甚至从某个鲁公的某一年看（作者曾做过每个鲁公每一年贾、服注与杜注异同条数的详细统计表，在此文中略去），情况也大致如此，即贾、服注与杜注相同者多于相异者。 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杜注和贾、服注在措辞和意义上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多，如隐公五年：“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服曰：“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杜注：“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