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评介.doc

金子修一隋唐国际秩序东评介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金子修一先生年内连续推出两部大作，其中之一就是隋唐国际秩序东。金子先生早在东京大学部就读时，就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问题产生了兴趣，其后在潜心研究隋唐皇帝祭祀、礼仪的同时，仍继续关注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等相关问题，并陆续有新作问世。本书就是金子先生近年研究成果的集成，以隋唐时代礼的国际秩序与外交政策研究为中心，从国书、册封制、王号、爵号、遣使，以及被册封国在中原王朝的名分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的实证性较强的一部著作。从各个论文的发表时间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是从国际文书开始，逐渐延伸到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上来的。以下，首先就本书各章作一简要介绍，然后对注意到的，有所感想的方面及与笔者研究领域相关的部分略加评述。一本书由序章、正文九章，五篇附论组成，共十五章。各章独立成篇，又互有联系，所以无论从哪一章读起，都不会影响对整部论著的理解。作者在开篇的前言中，将组成各章的论文收入本书的理由、本书的内容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说明。特别是书中附表，以及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对于以前没有读过金子先生论文的初识者来说，认真读过这篇前言再进入各个章节，对整体上理解这部著作肯定是有所裨益的。从内容上看，本书大致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秦汉时代至隋唐时代的中国王朝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总体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皇帝与周边诸国的秩序、二三世纪的东亚世界、隋唐与东亚、王朝与周边政权间的国际文书往来等问题；第二部分则是具体研究，考察的视角一为中国王朝的册封爵号，涉及唐代册封制、唐代的异民族中的郡王号、唐代国际关系中日本的地位、唐朝所见渤海的名分地位、围绕突厥册立的几个问题以及与本书第八章内容基本相近的附论1“中国所见的渤海国”等。另外，还有两篇关于蛇纽印短文和一篇“倭人与汉字”共三篇，如作者自己所言，实难割爱，收在附论中。以下是各章的内容简介。序章“隋唐国际关系研究的诸问题”。日本对隋唐时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从时代上看，以六十年代为分水岭，基本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研究领域上看，大致可以区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诸国和北亚、中亚这样两大片。其中，东亚诸国与隋唐关系研究，既是日本对外关系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日本的隋唐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回顾研究史之后，提出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课题。本书就是对一些问题的反思、对研究课题的一些探讨。第一章“中国皇帝与周边诸国的秩序”。作者选取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国际秩序相关的诸问题进行考察，指出盛唐时期的册立关系一度到达了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然而安史之乱后，册封关系仅限定在新罗、渤海。从隋以前普遍将本国王某某公号重复授予周边国家，而唐代类似的封爵仅限于朝鲜半岛三国，以及只有新罗、渤海两国每年贡献鹰、鹞等事实，说明在唐与东亚诸国之间的确存在着不见于他国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培植于中原王朝与东亚诸国长期的交往。第二章“二、三世纪的东亚世界”，从各国、各部族与中国的关系看二、三世纪东亚世界的动向。作者取魏志·倭人传记事中邪马台国与后汉至魏的关系为观察对象，同时对照以周边和处于中间地位的燕、羌、高句丽、鲜卑、乌桓等的动向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指出，魏与邪马台的交涉开始并终结在和平状态中，是为当时魏外交的一个特例。第三章“隋唐交替与东亚”，以六世纪后期到七世纪中叶东亚大变动时期，隋唐与高句丽，以及与东北亚以西诸国的关系为中心考察了东亚地区的动向。隋平陈后，隋朝与高句丽间的紧张关系加深，隋于608年向倭派出使节就与此有关。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为唐的建立而消解，至少到太宗远征高句丽时，唐朝的主要对手仍是高句丽。文末强调了曾经被陈寅恪先生指出，而至今没有受到我者重视的吐蕃与高句丽之间的动向：唐朝的最盛期太宗、高宗朝，吐蕃、高丽等国外强蕃并存，吐蕃虽不与高句丽相邻，然而两者的动向具有连环性。第四章“唐代国际文书形式”。作者对隋唐的国书开头部分的形式进行了归类整理，认为可分为（1）“皇帝敬问”、（2）“皇帝问”、（3）“敕”等三种，指出其中“皇帝敬问”用于与对方对等的敌国关系、兄弟关系和同族关系， “皇帝问”和“敕”则用于以唐王朝为君主国，对象国为臣下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指出虽然“皇帝敬问”与“皇帝问”仅一字之差，极为相近，但实际上却分别代表了敌国关系和君臣关系。另外，唐与诸蕃的关系呈现为敌国、兄弟、舅甥、同族（同姓）、父子、君臣和册封等复杂的样态，但敌国关系与君臣关系为最基本的关系。该文是作者发表于七十年代的处女作，虽然如作者本人也承认存在一定问题，但时至今日仍被频频引用，可见瑕不掩瑜，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着重探讨了隋唐王朝与周边诸民族全体关系中王号、郡王号的授予原则问题。第五章“唐代册封制一斑周边诸民族的“王”号与“国王”号”。金子对周边国家的首长从唐王朝获得的王号作了整理，指出，唐王朝对距离遥远的远夷往往在称呼上附以“某国”“国”字，对于近邻诸国则不加“国”字；唐王朝颁赐的王号中，有国名加上王或国王的“本国王”，和朝廷对远来的朝贡国进行表彰而封的“德化王”（金子命名）两种；德化王多为礼仪上的，具有临时性；而本国王则基本上于王位更迭时颁赐，实用性、性更强。作者并非仅仅止于两者的区别，而是进一步试图从这个角度解构唐代国际秩序。该文并不是对唐代周边诸国诸民族王号功能的全面考察，而是试图揭示唐代国际关系的重层（多层面）性。第六章“唐代异民族的郡王号以契丹、奚为中心”。指出，唐代用于异民族的郡王号，是在异民族内属于唐王朝时授予的称号；像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那样同时被授予本国王号和郡王号（辽东郡王高丽王、带方郡王百济王、乐浪郡王新罗王）的，只有此三国。这一现象反映了朝鲜三国与中国王朝历史关系上的特殊性，这是研究册封体制与东亚世界等问题时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七章“唐代国际关系中日本的地位”，分析了各个时期唐王朝对日本的待遇，从唐王朝的立场考察了日本的地位：日本是唐的朝贡国，更在新罗、渤海之下，与吐蕃宰相同级，相当于“诸蕃军长”；唐王朝对日本是按照绝域之国处理的。遣唐使初期，唐王朝曾准备对其册封，以普及皇帝的德化，因而是将日本看作臣属国的。日本虽然没有接受唐王朝的册封，但中期以降仍受朝贡国待遇，终唐一代，唐王朝对日本的名分安排是一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到最上佳待遇的武周时代，天皇仍被称为“日本国王”，与新罗同级。第八章“渤海在唐朝的名分地位”。作者从渤海的国号、渤海郡王号与桂娄郡王号、王号与国王号以及进贡鹰、鹞等方面，从唐王朝的角度探讨了渤海的地位。指出，唐王朝一贯将渤海视为内属国，在诸内属国中从称号和唐王朝的进贡品以及特殊时期由唐王朝派出的官员身份等方面看，渤海都要比新罗低一等。第九章“突厥之被册立相关诸问题”。作者对护雅夫先生整理的唐与突厥关系的所论作了再探讨1，通过绵密的考察指出，其一，唐代对突厥的册立，多为促使其讨伐第三国，或因讨伐第三国有功而行赏的结果；其二，由唐王朝与突厥之间的册立与被册立而发生的名分上的君臣关系，有时实际上并不伴之以突厥的从属姿态；其三，因而，唐与突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