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教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综述 教案.doc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案例导入:15世纪东西方之间好像出现了一场航海竞赛。14051433年，中国明朝的郑和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 7次率庞大的舰队沿江、浙、闽、粤海岸南下复西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435年（宣德八年），他在归途中客死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一般每次达260余只,人员2.7万多。 宝船载重量估计为1500吨 ，长138米，最大的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半个世纪之后，遥远的欧洲接连出现了3个著名的航海人物：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领着他们的小船队，分别向东向西航行，认证了圆形的地球，发现了未知的大陆，改变了分散的世界。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只有3只帆船，最大的“圣玛利亚”号仅120吨，长34米 。另两只较小的船只有60吨和50吨。哥伦布航海船队规模最大时也只有17只船，最大的船只载重量只有200来吨。 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仅88名水手，哥伦布航海船队规模最大时船员为12001500人，1497年达·伽马远航印度船队约有170人。1519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水手总数才为268人。 简单的对比折射出15世纪左右，东西方在繁荣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即以造船、航海技术而论，李约瑟也曾对郑和所处时代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西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中国的强大是中华先民艰辛奋斗的结果，是汉唐以来延续和积累的产物。1. 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取得了惊人的业绩。我们古代的工业和科学发明有造纸、蚕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陶瓷制品。此外，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还发明了地动仪、算盘、弩、火炮及火药火箭等。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高峰迭起，美不胜收。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藏族格萨尔史诗、蒙古族江格尔史诗、克尔克孜族玛纳斯史诗，以及百花竞艳的戏剧艺术，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神秘精美的石窟雕塑，气势宏伟的秦陵兵马俑，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且曾经于17、18世纪对启蒙运动中的欧洲产生过强大的吸引力和促进作用。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但是当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中国封建文明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很快败下阵来，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2. 从中西比较看传统中国的衰落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中国的相对衰落。仍然以郑和与西欧的哥伦布们简单对照一下。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却大不如哥伦布们的“地理大发现”显著，郑和下西洋没有像西欧“地理大发现”那样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转型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西欧“地理大发现”却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西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相继出现巨大变化，欧洲人从此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西方开始逐渐支配东方。个中原因何在？是不是郑和之错？且看以下比较与分析：同样的航海，且中国在技术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了西方，可是东西方的远洋航行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郑和下西洋之所以没有地理大发现那样的深远影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郑和的远行没有内在的经济动力。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历史家大都强调永乐时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中国皇帝具有直接向全体居民征税的最高成权。这主要是征收田赋。明代自洪武开国就倾心于本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税率比较低，以建立稳定的政治局势。甚至各衙门的书手、工役都要向民间征来；衙门用的文具纸张等也规定由里甲承奉。政府的财政不敷，就滥发纸币（宝钞），为数令人骇然。这套高度集权的保守的经济结构表明明王朝的政策是内向的，它的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从1314世纪以来，由地中海意大利诸城市所推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繁荣，到15世纪扩大到大西洋岸，而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君主目的过渡，西欧的商人也愈来愈强烈地想挣脱意大利人、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重重限制，设法与印度、香料群岛、中国发生直接贸易联系，因此，西欧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险活动具有不同于封建阶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创新活力。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航行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如授以海外贸易的专营特权，鼓励本国造船业，保护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支持开拓海外殖民地，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西欧君主之所以积极支持海外事业还有制度性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封建式的领土经济结构多方面限制了君主对财富的榨取，而封建国家征税的权力又掌握在贵族把持的议会手中，因此新兴君主们为应付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都力图开辟新的财源。这一结构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村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特殊兴趣。君主专制制度使郑和这支“皇家舰队”其实也是皇权的宣传队，他们到处粘贴的标语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成祖之所以组织庞大的船队，派遣郑和远航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客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虽然也有顺便解决安南的归顺问题和制服盘踞三佛齐（旧港）的中国海盗及顺访建文帝的下落等动因，但航海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以满足其建立天朝大国的欲望。与郑和下西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航海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经济上的。他们航行的主要目的是“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获得黄金和香料。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航海活动中获得巨额财富。从1492年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我们就可以看到航海突出的经济目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对“利”的蔑视，使郑和的船队并非一支贸易船队，而是一支扬我“皇威”，显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船队明初社会经济恢复较快，官办工业极为发达，尤以造船业港居世界之冠，财政充裕，这是西欧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但随着中西航海活动的开展，其物质基础发生了消长不同的变化。郑和航海“厚往薄来”的“摆阔主义”是一场大消耗，结果是明财政也从明初的“库藏衍溢”变成下西洋数十年后的“库藏为虚”，官办工业也日渐衰落。“官办工业的危机和国库的空虚，使郑和航海救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并趋崩溃。宣德以后，国势渐衰，已无力远航了。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嘎然而止的重要原因。”相反，1516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寻金热”和传教热的鼓动下，具有强烈的海外扩张欲望，航海探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航海所无法相比的。当时西欧社会无论是国王、教皇、僧俗贵族、庶民商贾或资产阶级，“个个着了财迷”。其中专制君主“对于权势和财富的追求”，新兴资产者扩大原始积累的渴望，更为强烈。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到大洋彼岸意外发财的愿望。对于物质利益的共同追求，使西方航海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从而为专制君主与私人航行相结合提供了社会前提。它决定了西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突出父权、夫权、君权的宗法家长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显示出强烈的保守色彩。使郑和们没有了再次远航的强劲动力总之，中国封建制度在给中国带来强大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隐患，潜伏着不少危机。当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兴起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日渐拉大，最终导致近代中国的屈辱。3.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17世纪40年代，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在东方，是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在西方，是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英国国王与国会斗争加剧，不久爆发内战，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清朝开国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经；有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到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这一百多年，史称“康乾盛世”。 远望这一时期的西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先后向海外扩张；18世纪后半期，又接连发生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西方资产阶级驾着炮舰，在全球各地掀起殖民掠夺的凶涛恶浪。 海盗与商人一身而二任，是西方殖民者的本来面目。在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后，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绕过非洲好望角，沿着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南方对印度洋帆船贸易的航线，驶抵广东。到达不久，他们就强占海岛，盗窃行旅，掠卖人口。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要晾晒“水渍贡物”，用欺诈和贿赂广东地方官吏的手段，租占了澳门。随后，西班牙（1575年）、荷兰（1601年）、英国（1637年）、法国（1698年）、美国（1784年）的船只，先后闯入中国东南沿海。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中国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北部。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船队，由威得尔（John Weddell）船长率领，首次来华。他们刚到中国，便炮击虎门炮台，击沉水师船只，还焚烧官署，劫掠商船。连西方学者马土、宓亨利也认为：“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看法，由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半海盗行为、十七世纪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以及荷兰人的胡作非为所形成；而英国人却是1637年用大炮打开通商门径的人。” 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和强盗行径，激起中国军民的义愤和反击。1662年2月1日，郑成功（16241662年）在台湾各族人民密切配合下，经过八个月的战斗，打败了殖民军，迫使荷兰总督投降，收复了台湾。 1808年9月，当英国兵船十三艘、士兵三百名在澳门登陆，10月又侵占虎门时，清军立即发炮抵抗，调兵二千六百名严加防范。两广总督下令停止广州英船开舱起货，人民拒绝供应侵略军粮食、物品，迫使英军在12月全部退出。英商亦具结认罪，表示今后“断不许兵船再来滋事”。 在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也曾尝试由外交途径来敲开中国的大门。1793年8月，英国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到达中国大沽口。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在致中国乾隆皇帝的信中伪善地说，他之所以遣使来华，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平”的词句掩盖不住侵略的野心。9月中旬，马戛尔尼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乾隆皇帝后，终于向清政府提出了开放宁波、舟山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舟山附近海岛一处以屯货，割广东省城附近一处供英商居住，裁减关税，自由传教等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对此，清政府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复信中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原定通商制度，不能改变。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侵略外，沙皇俄国从17世纪中叶起，也由陆路觊觎中国的领土。沙皇俄国原是欧洲东部的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它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16世纪80年代，沙俄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643年，第一批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者一百一十多人，在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下由西伯利亚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匪徒们烧杀劫掠，甚至象“吃人生番”一样，在这年冬天吃掉了五十多个中国居民。此后，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叶罗菲·哈巴罗夫又于1650年纠集一批俄国哥萨克窜入中国境内，强占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修筑城堡，起名阿尔巴金。沙俄的疯狂入侵，自始就遭到中国达斡尔、赫哲、虎尔哈族等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要俄国人撤出中国领土，但遭拒绝。康熙皇帝决定出兵反击，遏制俄在黑龙江地区的扩张。1685年6月，中国军队发炮轰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被迫投降。在摧毁了沙俄侵略据点雅克萨城堡后，中国军队退回瑷珲。沙俄政府无可奈何，只得坐下来谈判。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即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又通过谈判，订立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西起沙宾达巴哈、东至额尔古纳河的两国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至于西部，当时中国的疆界在巴尔喀什湖，沙俄的势力尚未到达咸海，两国之间的疆界还相距很远。这一时期，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虽然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但却因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敢轻举妄动。从清王朝建立到18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并没有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但是资本主义必将使古老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二、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嘉庆中叶后，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但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资本主义却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主要目标。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在广州设立了粤海关，第一次把经营进口贸易的商人从一般商人队伍中分离出来。广东的洋行制度开始建立，洋货行商也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广州建立了十三行，成为全国的聚集之地。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只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广州因其特殊的地位，而成为了一个闻名中外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十三行也成为中国近代外贸史兴旺顶峰的标志。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攫取暴利，从南亚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东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再听由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之后中原再无可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应。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由48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逐北犯厦门，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受命前往天津虎门口外的穿鼻，与英军统帅谈判，议定草约，称为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圆，英国归还定海，两国国交平行等。清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赴广东作战。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皇侄奕经奉命赴浙江主持军务，连遭挫败，逃至杭州。道光二十二年，应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优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随之也接蹱而至，先后胁迫清朝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当时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鸦片战争爆发61年后，1901年，新世纪的曙光刚到时，大清帝国终于在西方强面前彻底认栽服输了，甘愿作了西方的傀儡。近代中国跌入最低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这一概念首先是列宁提出来的，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首次提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以后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阐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不仅有殖民地占有国、有殖民地，还有各种附属国，其中包括“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等。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所谓半殖民地，就国家主权、国家地位而言。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处理其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其特征是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主权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因素。战前的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清政府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全部主权，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开始成为领土不完整、主权半独立的国家，具体表现在：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英国割占了香港；葡萄牙也在1849年驱逐了澳门的中国官吏，最终强占了澳门。之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英国又占领了九龙司一区，沙俄割占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割占了台、澎等地区。列强还利用、曲解不平等条约的某些条款，在中国各口岸建立租界，形成“国中之国”。清政府失去了对上述地区和租界的主权。 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司法权和领海权同样受到严重破坏。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中国海关的进出口货物的税款，中国无权自行决定，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五口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绝大部分主要货物的税率为5左右，即“值百抽五”的低税率。中国自此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国人和中国人发生“交涉诉讼”，“其英国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在望厦条约中，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美国人之间，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间的民刑诉讼，都要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以后，中国法律在外国人面前不起任何作用，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践踏。望厦条约还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允许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在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中国各港口官员还要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指的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等遭到了破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与完全由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而被称为半殖民地。 我们可以从司法主权的丧失来理解半殖民地的含义。1843年上海开埠后。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浪潮席卷长江下游一带以及上海县城发生小刀会起义后，上海华界及其邻近地区有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使租界内人口剧增，不仅改变了先前“华洋分居”的局面，而且华人很快就占了租界居民的绝大多数。“华洋杂处”后如何维护租界内的安全与秩序就成了一大难题，而管理租界内为数众多的华人居民，更是这道难题的焦点所在。为此，先是在1864年，英美租界（后称公共租界）内设立了一个司法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苏松太兵备道（俗称上海道台）委派官员会同英国领事审理租界内发生的华人案件。接着在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英文名为Mixed Court）。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是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司法机关，是一个能比较典型反映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机构。该机构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 说明中国之独立司法权已受到侵犯，但也并没有完全被列强所控制。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但是会审本身就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主权的一种损害，中国谳员在职权的独立行使上已经受到了外国领事的越权干扰，双方必然要发生各种矛盾冲突。不仅如此，外国领事还以工部局（驻沪外国侨民设立的租界管理机构，英文名称为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及巡捕房为工具，擅自扩大外方陪审官的权力，无论什么案子外国领事均欲插手，甚至强行陪审并讯断纯粹华人案件，使中国谳员几乎丧失了当堂发落人犯的权力。公共租界内人犯的拘留提押，也几乎全由工部局捕房来执行，然后再转送公廨审判。很明显，外方这种侵占中方警察权和审判权的蛮横做法就是为了将租界内的华洋居民统统置于外方管制之下。“半封建”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分析德国1848年革命前的状况，是“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后来，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中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特征：“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同时在农民身边已有一个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在向上发展”。就我们中国的半封建社会来说，指的是中国已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称为“半封建”。 鸦片战争以前，封建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中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通商口岸成为它们进行掠夺的重要基地。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输出商品，因其采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在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使许多手工业工场无法维持，纷纷破产。另一方面，外国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原料，纷纷在中国设立洋行，收购大量的丝、茶，有些地区甚至把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改为种植适合外商需要的茶桑。这样，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逐渐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经济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对中国的原料掠夺，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某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沿海地区的部分封建经济逐渐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取代，中国形成了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共存的局面。在经典作家那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作为两个独立概念来使用的。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谈论中有人开始将两半合并起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一直沿用至今天。这种社会形态具有其不一般的基本特点，按照毛泽东的概括，有以下六大特征：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但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第五，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导致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第六，近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在各种压迫之下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上述特点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既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历史的车轮载着中华民族缓慢蹒跚而又沉重艰难地向前滚动着。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全面洗雪他们所认为的鸦片战争带来的耻辱，要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鸦片战争结束后的65年，即1907年，中英双方才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鸦片战争结束后的86年，1928年，中英两国政府又在南京签订条约，取消协定关税，这一份新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转折；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1年，1943年，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进入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55年，1997年，中英两国政府根据1984年签订的联合声明，香港在该年7月1日降下米字旗，回归中国。自此，鸦片战争的一切痕迹才归于消除。当初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人们是否想过他们能否看到这一天呢？或许，将来的人们，只能从香港中环以璞鼎查另一中文译名命名的“朴甸渣道”的路牌上，感受到那次战争。3.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19世纪40、50年代，已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他们主要是外国轮船上的船员、香港及沿海通商口岸的船坞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少数的工厂的工人。到了60年代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渐渐多起来，再加上封建官僚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初期的民族资本的工业也开始发生，无产阶级的数量随之而逐渐增多起来。据估计，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有近十万人：在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共约三万四千人，在官办企业中的工人也和这数目差不多（其中，军事工业的工人约一万人，矿山和冶炼工业、纺织工业的工人约二万四千人），在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包括工厂和矿山）中的工人则约二万七千人。这三项合计，共约九万五千人左右。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当时，属于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还有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还有农村中的雇农以及其他的城乡无产者。他们的总数当然要比上述产业工人的数目大得多。但是产业工人（一部分船员也应该属于其中）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核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最革命的阶级的产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了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19世纪60、70年代，在通商口岸，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出现了。中国兴起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当时主要分布在沿海特别是集中在南方的几大通商口岸，如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于是中国也就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表明，它的内部结构，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上层资本多，力量大；中下层资本少，力量弱。一般说来，从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上层，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联系较多，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在19世纪末叶活跃在民族经济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主要力量；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等转化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中下层，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一般说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左翼，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晚清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出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升迁的官僚地主。他们在兼并土地和剥削农民方面，比一般地主要厉害得多。如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的将领，回乡后都大量霸占土地。民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直接用武力兼并土地。又如，由于近代城市的发展、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乡村社会的动荡，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本家。不过，大多数地主仍是主要依靠地租剥削生活的，一些城居地主也往往是兼营土地、高利贷和工商业。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流人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剥削严重，生活状况极度恶化，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保守、散漫、狭隘等阶级局限性，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求得解放，更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分析和预见。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双向演化”的趋势。这一“双向演化”使近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近代新的生产关系（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存在着虽不相等但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即民族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微弱的、部分的、但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新事物，伴随而生的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各自凭着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强烈要求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农民群众，才构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支柱，中国历史才由此最终打通了前进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运动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到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1. 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一直存在着许多矛盾。步入近代之后，由于外在力量的介入，使中国社会的矛盾显得异常复杂。在众多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这两对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以来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近代中国由于出现了民族工业，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阶级，产生了这两个阶级间的矛盾。当然在这众多的矛盾中，必然有主要的矛盾。革命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不取决于任何人的爱好与否，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也不是单凭少数人一时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不是单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生的。没有革命的条件与时机的成熟，任何个人、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制造”出什么革命。革命的阶级和政党的任务，只是认清革命的形势，把握革命的时机，掌握革命的规律，在革命潮流来到的时候，勇敢地去迎接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下，它们竭力保持和维护旧有的、落后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中国新生产力的发展。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上层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维持它们原有的统治秩序；下层广大的民众也早已“不愿”照旧生活下去。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的卖国嘴脸的日益暴露；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空前激化，为革命创造了条件，酿就了革命的形势。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主要矛盾斗争及其尖锐化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近代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两对矛盾的地位也有不同。当帝国主义直接发动侵略战争时，民族矛盾将特别尖锐，阶级矛盾则会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当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结盟并以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时，中国人民斗争的矛头将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2. 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历史任务。历史任务也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政党或个人主观圈定的，而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决定的。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本国的历史任务也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政党或个人主观圈定的，而是要由本国的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具体发展决定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始终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个任务的主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关系，也同样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政党或个人主观圈定的，同样是要依据本国的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具体发展来决定。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