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之间理解与沟通的呼唤.doc

两性之间理解与沟通的呼唤 解读徐坤春天的第二十二个夜晚The Summon of Male and Femal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on "the 22nd Spring Night" written by Xu Kun摘 要：徐坤的长篇小说春天的第二十二个夜晚通过一位女博士与三个男人的相互遭遇的故事，真诚地表达了对双性和谐这一理想性别文化的希冀、呼唤与建构，对自由、独立的男女健康人格、健康人性的希冀、呼唤与建构，对人与人之间原本应该拥有爱、信任、诚实、纯真、无私、热情等的希冀、呼唤与建构。关键词：社会性别；双性和谐；理解；建构Abstract: One of Xu Kuns novels named "the 22nd Spring Night" shows stories about a female doctor who encountered mutually with three men, and it sincerely expresses the hope, summ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al harmonious sex culture; the hope, summon and constructs of freedom, the independent male and female healthy personality; the hope, summon and constructs of originally entities between human beings love, trust, honesty, trueness, selfless and warmness. Key words: social sex; sex harmonious; understanding; construction厨房中，徐坤让枝子与松泽各持一面镜子，审视对方,互相对视。小说的整个情节，既是枝子处心积虑示爱于松泽，欲回归厨房而不得以致最终失败的过程，也是松泽世俗龌龊灵魂被解构得体无完肤的过程；既是松泽像一个把握全局的导演一样或放或收“凝视”枝子表演的过程，也是枝子对松泽这个玩世男人的恶俗灵魂有所认识的过程。问题就在于，在枝子对松泽已经有所认识之后，还下意识地将“一袋垃圾”紧紧攥在手里。那顺着两腮汹涌而下的眼泪是悲哀？是悔恨？是觉醒？原本对事业追求和幸福家庭的向往是全人类正常健康的人生目标，然而枝子与松泽性别意识的错位，离正常健康的人生目标何其远啊！现代娜拉，究竟何处是归程？回头再解读相聚梁山泊，其所揭示的男性中心文化之强大和不可违逆，是否也是对女性意识，蓬勃日上之假象的一个痛楚的讽喻？女性联盟神话的破灭，是否意味着以单性别意识谋求女性觉醒成长获取女性独立解放之虚妄？与其说这是徐坤的悲观，不如说这是徐坤的执着；与其说这是徐坤的执着，不如说这是徐坤参透渗透虚妄的先觉潜质。正是在这些令读者无法探测到其意义真相的文本中，正是在颠覆和消解男性中心文化语言策略的背后，正是在质疑女性主体与女性文化困境的背后，徐坤寄予了一种意愿，一种两性互相了解的意愿，一种两性沟通对话的意愿。其中焉能不蕴含着建构平等和谐两性世界“绿色之思”？！笔者认为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徐坤之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之一。很有意味的是，徐坤在厨房中寄寓着的两性互相更多理解的意愿，和两性彼此沟通对话的意愿，在徐坤后来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天的第二十二个夜晚（以下简称春天）中，却被无限期的延宕了，唯其如此，这种诚恳的意愿，也被无限期地期望着。小说的内容提要说:“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女主人公毛榛是供职社科院的一位女博士，事业成功的著名作家，一个执着可爱好学上进的女人，一个苦苦追寻爱情真谛的普通女人。而三个男人，则分别是毛榛的前夫陈米松、同居者庞大固埃和汪新荃。这个故事，不同于以往任何关于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它的不同在于，以往故事中，离家出走的是女人，而春天中离家出走的却是男人。在1999年12月的某一天，身为出版界人士兼业余学者的丈夫陈米松留下了被毛榛称为“绝别书”的一封信，从此悄然离家出走。这真是长钉穿透手心的淋漓疼痛。事先没有看出任何迹象，他们曾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是婚后十年身居北京激烈竞争携手奔波的恩爱夫妻。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毛榛彻骨凄寒，如同掉进了冰柜。这种看似无征兆，无缘由的悲剧，不仅给毛榛留下了一个困惑的永远的追问，也给读者布下了一个有待解索的悬思：陈米松为什么不告而别？毛榛到底想要什么？毛榛到底想要什么？离了婚的毛榛，先是走进同样单身的诗人、导演宠大固埃的家。当“她平生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男人家里过夜，她最想的，还是回家”。可是家在哪里？寻求自由和轻松的她，收获了更大的沉重和苦闷。之后与钟情于文学的大款汪某不过是因为猎奇才走到一起的。他们与她是完全不同的那种人。毛榛终于发现，她本想拿宠某、汪某，来医治自己的精神创伤，但结果她失败了。那是因为，那种毛榛曾有过的与陈米松相互把自己交付对方的坦诚和信任已经没有了。物质和肉欲都救不了她。况且宠某与汪某也均是传统价值日益遭到改写的时代里的有病的普通人。毛榛终于明白，病人是治不了病人的。因此她依然怀念，与其说怀念着陈米松，毋宁说怀念着她与陈米松之间曾经有过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原本拥有的爱、信任、诚实、纯真、无私、理想、热情这就是毛榛想要的。从女性主义的意义上说，徐坤把在厨房中所演绎的枝子与松泽女人与男人意识的错位，在春天中推向了极致。所不同的是，陈米松并不如松泽般虚伪俗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与毛榛的过去象征着美好，象征着和谐。唯其如此，这种男女两性的错位才更令人伤痛、发人深省。陈友松离家出走时，留下了一份“决别书”。他说：“我走了。这十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十年。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这绝不是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在同一地平在线两个相爱的人在激烈竞争中离异的故事的重演，而是“改写”。这一次，“精神就要崩溃了”的，不是女性，而是男性。陈友松遭遇了那么大的压力，为何从不向毛榛诉说？他与她曾经不仅是志同道合的、同舟共济的夫妻，而且是具有同样文化背景乃至知识结构的高知精英。何以他/她们之间的性别意识如此错位，没有沟通，没有对话，不告而别？这是不是男性对高学历优秀女性，对事业成功妻子的一种规避？如果说女性的依附心理是文化传统生成的女性集体无意识，那么，对女性依附的需要，意味着享受一种被人需要的需要，这恰恰是男性强势权力地位及优越感的体现，这正是男性心灵深处最为古老恒久的集体无意识。他/她们的婚姻绝不是无“疾”而终。陈友松的心理是健康的吗？这是不是男性对传统文化规定给自己的性别角色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所致？这是不是男性对自己的传统的性别意识、性别角色在急剧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欠缺反省、欠缺认识、欠缺调整的一种普遍症候？是徐坤从社会性别论的角度对男性性别本质论的一种质疑、一种披露？毛榛呢，毛榛的心理是健康的吗？陈友松的“精神就要崩溃了”，毛榛却毫无察觉，陈友松出走后，毛榛想起要打电话问问他的朋友们，而当发现他把通讯簿带走了的时候，毛榛终于认识，他/她们是何等的陌生！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失去电话簿意味着切断联系，它意味着无从沟通，无从对话。毛榛和陈友松，女人和男人意识的错位，乃至阻隔何其严重啊。这个世界，只有男人和女人，没有第三性。因此，只有男女两性都经过社会性别理论及其种种的治疗，都成为健康的人，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的“绿色之思”方能建构。毛榛后来终于发现，她想要的仅仅是两小无猜的快活，是跟物质利益毫无相干的傻笑。无独有偶的是，徐小斌太阳氏族中的女主人公羽蛇，在受尽人世和内心的磨难之后，直到临死前，她在梦中唯一渴望的是回到童年住过的地方，那口湛蓝清纯的小湖这使我回忆起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所描述的两性伙伴关系的美好前景：“这个男女合作的世界将是一个儿童女孩和男孩的心灵在其中不再受到约束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它正是毛榛所想要的；是徐坤所想要的；也是所有健康的人们健康的男人和健康的女人所想要的。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不管陈米松对毛榛是多么的冷酷无情，是怎样地造成伤害，但春天还是执着地表达了双性和谐的希冀与追寻。小说结尾毛榛对她的爱人给予了真诚的锥心泣血的祝福，她满含泪水地在心里低低地呼唤：“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美好的前程”对于毛榛这样的现代女性来说，这是怎样一种博大的胸襟！怎样一种博爱的胸怀！怎样一种宽容的气度！怎样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这是毛榛的胸怀和境界追求，更是徐坤的胸怀和境界的追求。爱人虽走，但爱不会消失，爱的希望不会消失，真心的祝福依然藏在心底。毛榛最后的呼唤表达了女性对于爱情也就是对平等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最为真诚坚执的希冀与追求。这便意味着，在徐坤那里，什么都可以解构，唯有爱的希望不能解构，唯有真诚、信任不能解构，健康人格健康人性的希望不能解构，两性和谐的“绿色之思”不能解构。只要徐坤心中的上帝不死，她就不会失去对爱的信任和期待，不会失去建构“绿色之思”的真诚与希冀。这就是徐坤式的女性主义，“一种有诚意”的女性主义，这就是春天之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应该说，对这种双性和谐的绿色之思的希冀、呼唤与建构，对这种和谐自由的女性健康人格的希冀、呼唤与建构，是徐坤的一种真诚的、智慧的大气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文化策略。当然，美好的希冀与呼唤之于女性作家，徐坤不是唯一的，但无疑徐坤是做得最漂亮、最有力、最深刻的。这正是笔者所论及徐坤之于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之一。春天之于徐坤，当然不仅止于“一种”女性主义的意义。徐坤曾说，这部书一点也不“私人”，而是一代人，或者说一群人的共同体验和生存遭际。因此它当然有超越女性主义宗旨的之于人、之于人性、之于时代的普遍意义。无论是描绘个人情感，书写两性关系的演变史，还是由此透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史，春天都着意突出了价值转型莅临时，个体与时代所遭遇的普遍症候。但是，春天在书写个体病症疼痛的时候，却没有沉溺在自闭、自怜的空间里。它是开放的坦诚的、充满理性的。既把理想、热情、真诚、青春给一点一点地撕碎了，又在寻找着缝合和重整的路径。而更重要的是，它并不否认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个体的普病症候，更不否认需要健康的他者来救治。“把这个真理说出来，就是推开一扇向外的门，而为了说出这个真理，柔弱者把自己献出去了，以亲历的叙事的冒险完成了一次真正的疗救”。这已是徐坤不仅止于女性主义，而是超越性别、超越女性主义宗旨而旨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了。参考文献1 王红旗.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3 赵 琨.道成肉身：我把自己献出来J. 小说评论,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