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韩要素的分析：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性0201.ppt

,10/12/23,11/1/23,11/2/23,11/3/23,11/4/23,11/5/23,11/6/23,11/7/23,11/8/23,11/9/23,11/10/23,11/11/23,11/11/23,10/12/23,11/1/23,11/2/23,11/3/23,11/4/23,11/5/23,11/6/23,11/7/23,11/8/23,11/9/23,11/10/23,11/12/23,11/12/23,策略深度模板table_main,郑联盛,13%,8%,-12%,-17%,-22%,-7%,-27%,。,上证指数、沪深,table_indextrend1,10%,5%,0%,-10%,-5%,-15%,-20%,-25%,-30%,1,CHINA SECURITIES RESE ARCH证券研究报告策略深度 经济结构转型系列研究（1）,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性基于日韩要素的分析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性：工业化的视角“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已经隐藏着使它资格改变的种子”。一是劳动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如劳动力的结构、实际工作、自我预期和劳动技能等都发生变化。二是组织模式的实质性转变，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官僚化和高度精细化的专业化运作模式。三是整个社会对于工业化的奇迹开始感到有些“厌烦”中日韩的转型时间根据经济产出水平、人均产出水平、购买力平价下的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人口抚养比，以及国际元等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日本和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韩国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也是经济一个重要的转型窗口。经济增长模式的重构对于日本、韩国和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同的是要素结构变化的格局是一次明显的以技术、劳动力和资本为要素的生产函数的全面性变化，表现形式可能是经济增长水平的放缓，即经济,投资策略010-85130208执业证书编号：S1440511080001发布日期：2012 年 2 月 1 日table_indextrend300 走势图3%-2%,增长中枢的下移，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上证指数,沪深300,中长期的趋势力量。沪深 300、深证成指走势图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1970 年日本人口抚养比达到战后最低的 30.5%，随后人口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抚养比开始逐步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要素价格的实质性变化，人口红利还是趋于淡化。韩国在在1988-90 年达到了人口抚养比的最低水平，其失业率达到了自然失业率的低水平，其后人口的红利开始趋淡。,资本产出效率降低日本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下行。1969 年之后，日本投资引致投资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一方面在外部需求的边际贡献在降低，另一方面是成本压力持续上升，使得资本积累的正向反馈效应被打破，增量资本产出比在提升。这种投资效率一直持续至整个 80 年代。在上世纪 80-90 年代之交，韩国的投资效率是比较低，韩国在 1987 年的增量产出资本比超过 7，在 1990年仍然高达 5 以上。技术后发优势的逐步丧失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技术进步的指标，三个经济体的三个历史阶段都面临全要素生产率面临下行的压力。历史表明，在 60 年代末期，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确明显下降。1965-70 期间，日本全球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接近 40%，但是 1970-73年这个比例迅速下降至 28%，1973-75 年技术进步的贡献反而是负的。韩国在 80 年代后期，全要素生产率下行趋势明显。,沪深300,深证成指,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目录一、引言.2二、日韩转型的时间窗口.31、模糊的经济逻辑.32、工业化的比较.33、国际元的视角.5三、经济转型的必然性.71、经济增长模式的修正.72、人口及其红利与刘易斯拐点.8人口红利的淡化及其经济结果.8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不足.102、资本及其产出效率.12工业化与高投资率.12日本高投资的转型.12韩国的情况.144、技术后发优势的丧失.15,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图表目录图 1：工业化四个演进过程中的中、日、韩比较.4图 2：中日韩三次产业结构对比.4图 3：日本与中国工业化的对比.5图 4：日本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下移.7图 5：韩国经济增长率.8图 6：日本人口扶养比.9图 7：日本劳动人口占比在 70 年代初开始下降.9图 8：中国劳动人口占比已经接近峰值水平.10图 9：转型前日本工资的快速增长.11图 10：转型前日本失业率极低.11图 11：转型前韩国平均工资增长明显.11图 12：转型前韩国失业率很低.11图 13：三大需求对日本 GDP 的贡献率.12图 14：日本的增量产出比走势.13图 15：日本投资率走势.14图 16：韩国增量资本产出比.14图 17：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15图 18：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在 60 年代末达到最高点.16表 1：中国与日本的各项指标对比.3表 2：中国与日本人均 GDP 对比.6表 3：根据麦迪逊 1990 年国际元计算的各国人均 GDP，以此进行国际消费规律比较.6,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一、引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和上世纪 50-60 年代的日本、70-80 年代的韩国，中国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经济增长的重要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能顺利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为此，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是值得庆幸的。赶超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已经深刻总结了赶超效应的本质，借鉴和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哲学、战略和政策，进行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战略，经济增长的阶段计划、幼稚产业保护以及政府的能动性，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无疑都是具有典型的经济逻辑和政策含义的。往回看，日本、韩国和中国无疑都已经经历了李斯特的种种赶超现象，经济产出和工业化进程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高速推进所带来的繁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个经济体在大致相当的工业化阶段都面临了重大的经济结构问题，渐渐逼近了经济转型的“宿命”工业化理论之父、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是有阶段的，所谓的传统社会、工业化准备、工业化起飞、工业化成熟以及大众消费阶段。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而这个阶段正是日本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韩国在 80 年代末。如果中国还是遵循罗斯托的工业化阶段论，那未来中国的经济转型的压力将急剧增长，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明显下降。这个也是经济运行“宿命”可能应该有的实际含义，也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的转型必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针对工业走向成熟的剖析中指出，“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已经隐藏着使它资格改变的种子”。一是劳动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如劳动力的结构、实际工作、自我预期和劳动技能等都发生变化。二是组织模式的实质性转变，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官僚化和高度精细化的专业化运作模式。三是最有意思的变化，整个社会对于工业化的奇迹开始感到有些厌烦。为此，“成熟阶段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选择的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这三个变化，或者正是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的。我们劳动力的特征已经显示了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再也无法无限地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中国的人口红利像 1968 年之后的日本正在走向一个逐步淡化的过程。在组织模式方面，我更愿意用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泰斗奥尔森的视角来阐释，“这个时候，分利集团的边界已经固化了”，这无疑会带来这个经济社会效率的损失。最后的厌倦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不同的经济社会现象来领会。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也更愿意用工业化的进程来分析，这无疑更加趋近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一个投资引致投资的增长模式对应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历史镜像来给我们提供参考。再回到工业化进程和赶超效应的关系上，其发展机制是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双重特性，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消费具有消费升级和消费普及两个层面的重大根源。为此，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似乎也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当然，中国的特殊性无疑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光谱上的一个端点，这也必然地注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一个特殊的历程，可能不是我们简单地比较历史就能得到其未来的方向。,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二、日韩转型的时间窗口我们以日本和韩国作为一个历史比较的对象，很自然地需要一个比较的基础。引言部分已经描绘了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与日本和韩国的大致位置，即从目前的阶段分析，中国相当于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日本、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90 年代初期的韩国。这样的判断是可以有多个视角来诠释。比如经济产出水平、人均产出水平、购买力平价下的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人口抚养比，耐用消费品消费量等等。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当然不同方法，结论也可能是有差异的，如能得出一个大致相一致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讨论就应该是有意义的。表 1：中国与日本的各项指标对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世 行,万 人,2005,麦 迪,比,购 买,现 价,较项,拥 有铁 路营 业,户 均照 相机,年 价格 人均,人 均粗 钢产量,户 均小 汽车,奥 运会,高 速铁路,城 市化 水平,逊 国际 元人 均,工 业化 进程,力 平价 人,户 均冰箱,经 济增 长率,加 入世 贸组织,名 义人 均,制 造业 进程,政 府计划,资 本市场,石 油冲击,户 均彩电,目,均,GDP,里程,GDP,GDP,GDP时,1948,1959,1962,1964,1965,1965,1965,1966,1968,1968,1969,1969,1971,1971,1973,1973,1973,1975,1975,1976,点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1、模糊的经济逻辑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思维的定式，大致地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达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同时面临了巨大的外部冲击，转型的压力又持续上升，固有的模式日益地失去效率。这种困境与上述历史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是相似的，特别是日本。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三个国家的奥运会。一些风趣的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追赶型经济体奥运会似乎正预示着固有增长模式的一个巅峰，同时也是一个拐点，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模式来维持或加速。当然，不管是从我们的思维感觉，还是奥运会，都是更加倾向于主管的判断，特别是思维，这些基本可以算是模糊的感觉。根据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我们可能基本能够了解目前的阶段和特征，并找出历史的相似点。但是，我们的感觉有时候可能不是很确定的，和经济演进的结果也不一定相似。2、工业化的比较另一个趋于有相对经济逻辑的比较方法，就是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来区分。根据工业化的进展和特征，我们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后期，逐步进入工业化成熟的阶段，而上述历史时期的日本和韩国也是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图 1：工业化四个演进过程中的中、日、韩比较,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日本 1965-1973韩国 1980-1988,走向成,高额大众消,消费阶段以,中国 2008-201？,熟,费,后,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发部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可以用工业化程度来确定。工业化程度的衡量指标一般有两个：一是根据三次产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度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根据制造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但是，罗斯托并没有给出这两个指标对工业化阶段的指示意义。不过，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如果第一产业的产值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低于 10%、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大于第三产业，那这个经济体就处于工业化后期；如果第一产业的产值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低于 10%、同时第三产业占比大于第二产业，那这个经济体就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二者分别对应于罗斯托的工业起飞和工业化成熟。如果以三次产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看，2008 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仍然高达 50%，2009 年和2010 年受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投资影响略有提高，2010 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 GDP 占比仍然比第三产业高 7-8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 2012 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就应该相当。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后期，并向后工业化阶段靠近。日本和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的阶段是 1968-1973 时期，1968 年，日本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低于 10%，同时第二产业占比达到 46%，不过高于第三产业的产值。1973 年之后，日本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高于第二产业。为此，1968-1973 年是日本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过渡期，相当于是罗斯托所谓的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图 2：中日韩三次产业结构对比,6050403020100第一产业资料来源：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日本1969,韩国1988第二产业,中国2010,第三产业HTTP:/RESEARCH.CSC.COM.CN,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2016,1955,1957,1959,1961,1963,1965,1967,1969,1971,1973,1975,1977,1979,1981,1983,1985,%,%,。,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后，其第三产业就相对发展得更好，但是，韩国第一产业占比低于 10%是在 1988 年，首次低于 10%，为 9.9%。当时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 35.5%，第三产值 GDP 占比为 54.6%。如果根据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韩国在 1988 年就迅速地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不过，从工业化自身的情况看，韩国在 1988 年之后的经济转型才刚刚开始。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按原来的趋势，2013 年是一个重要的拐点，但是原来的趋势已经被金融危机的冲击所打破。图 3：日本与中国工业化的对比,80,中国二产业-三产业增速,中国二产业占比,中国第三产业占比,60,706050,5040,403020100,3020100,一产业占比日本二产业占比日本三产业占比,(10)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3、国际元的视角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传统的 GDP 或 PPP 维度都是根据美元价格作为衡量的标准，但是，美元它本身就是一种双边价格，尤其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其波动下大大加剧，使得 GDP 标准的误差也变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 R.G.Geary 创立了一个“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用来作为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同一货币的标准，而不是依赖于美元。这个理论后来由 Khamis 发展，所以国际元也称为“Geary-Khamis Dollar”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根据国际元计算出了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的真实产出，即是基于国际元的真实产出比较。按麦迪逊的计算，以 1990 年为基期，2006 年中国人均 GDP6048 国际元，在此基础上加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推算。2010 年中国人均 GDP 大致为 8615 国际元，相当于日本 1968-1969 年的水平，同时也相当于韩国 1989-90 年的水平。1969 年日本的人均产出为 8869 国际元，韩国 1990 年的产出为 8704国际元。,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表 2：中国与日本人均 GDP 对比,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比较一,比较二,比较三,比较四,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麦迪逊计算，以 1990 国际元计算,以 2005 年为基准人均 GDP（美元）,人均 GDP(PPPs 美元）,现价名义人均 GDP（美元）,数值442947785131567059346506715179768869,时间196119621963196419651966196719681969,时间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数值,419748035170557860486653725278328861,数值151016791846196321922544287830213170,时间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时间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数值,1,1541,2541,3771,6801,8552,1712,5832,7893，040,数值374141554618497355526233697279048809,时间196219631964196519661967196819691970,时间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数值4,7075,2405,8856,3946,9087,4087,3387,9268，663,数值107012401451168419642210319234864482,时间196619671968196919701971197219731974,时间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数值1,1351,2731,4901,7152,0272,4893,2593,5193，846,9715100421073511439,1970197119721973,3579366940344503,1964196519661967,8320879290509761,1971197219731974,4938671767528451,1975197619771978,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信建投研发部表 3：根据麦迪逊 1990 年国际元计算的各国人均 GDP，以此进行国际消费规律比较,时间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中国48035170557860486653725278758615939110283,时间1959196019621963196919741985199019951996,智利4155432045184694528150505168640286129080,韩国112011051122118618393015567087041187312546,台湾146914991641181427103971819899101302813657,阿根廷5241555956775455703783506894651281048651,日本355639884778513188691114515332187891985720811,法国7116754382548535111351342015869180931856218691,德国7176768582008363104401206115143159321712317203,意大利7736828986438834114621349515286172671852619012,英国8208864588659149105521185614148164111744117828,资料来源：麦迪逊经济千年史 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1961年9月,1963年9月,1965年9月,1967年9月,1969年9月,1971年9月,1973年9月,1975年9月,1977年9月,1979年9月,1981年9月,1983年9月,1985年9月,1987年9月,1989年9月,1991年9月,1993年9月,1995年9月,1997年9月,1999年9月,2001年9月,2003年9月,2005年9月,2007年9月,2009年9月,2011年9月,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三、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上个小节对于工业化进程、国际元等方面的比较，实际上无非是为了阐明这个三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遭遇了一个相同的发展难题，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变，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根源上就是一个结构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第三产业在国民体系中的比重或其增长速度具有相当的优势。如果从总需求的结构看，是一个需求下移的过程，更加注重消费，而不是投资。但是，上述比较没有能够揭示的重大问题，是在各个产业内部的情况，特别是第二产业内部的变化。作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载体，第二产业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也会发生明显的结构变化，比如大型的兼并重组在走向成熟过程中是一个重大的趋势，即所谓的大型化；比如，产业体系的横向重构，形成产业集群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而这种内部结构的变化，究其根源不仅是受制于总需求变化等波动问题，更加根本的因素是在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到这个时点，要素约束和要素组合方式需要进行改革、完善甚至是重构。1、经济增长模式的修正日本、韩国在工业化阶段经历了 20-30 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从 1952 年-1970 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以上，韩国从 1965-1990 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也超过 7%，。但是，这个纪录被中国打破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历史性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大致在 9.5%，由于潜在增长水平是难以计算的，如果我们将长期的经济增长中枢作为一个潜在增长水平的话，那无疑中国的 30 年以来的增长中枢大致是 9.5%的水平，相应地当时处在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经济的经济增长中枢水平就大概是 7-8%。但是，处在经济增长大致相同阶段的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开始凸显。“这种局限性根本地在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要素制约”。中国政府在“九五”时期就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就指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变革的方向是与要素直接相关的。对于日本和韩国，当时的要素结构变化来说，最为明显的以技术、劳动力和资本为要素的生产函数的全面性变化，而表现形式可能是经济增长水平的放缓，甚至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图 4：日本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下移,日本GDP季度同比,中国GDP季度同比,趋势线,中国趋势线,20151050(5)(10)(15)资料来源：Bloomberg，中信建投研发部,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19,60,19,63,19,66,19,69,19,72,19,75,19,78,19,81,19,84,19,87,19,90,19,93,19,96,19,99,20,02,20,05,20,08,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图 5：韩国经济增长率韩国GDP增长率（2005年价）151050-5-10资料来源：CEIC如果从数学意义上讲，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使得这个代表过去 20-30 年基于经济增长经验的“生产函数”可能是不适用的。因为技术进步水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和资本的弹性系数都由于要素及结构变化而需要进行修正，即是整个生产函数需要进行一次系数的调整，而对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而言就是一次重构的过程。对于经济而言，就是一次增长模式的修正和完善，潜在的就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当然，这个结论同样是基于经济学的逻辑，可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转型压力，我们需要从各个要素的变化来阐释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演进。2、人口及其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淡化及其经济结果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追赶型经济体，工业化启动之前需要经历之前的工业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劳动力的积累，往往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高生育率。但是，当工业化真正启动之后，往往是一个生育率明显下降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在老龄化尚未到来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就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所谓的“人口红利”。日本和韩国同样享受过人口红利。工业化准备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是为“人口红利”所发挥的经济效应。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两个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计量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60-70 年代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为 20%以上。,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1960,1961,1962,1963,1964,1965,1966,1967,1968,1969,1970,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1980,19,50,19,52,19,54,19,56,19,58,19,60,19,62,19,64,19,66,19,68,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84,策略研究,图 6：日本人口扶养比36%35%34%33%,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32%,日本抚养比,31%30%资料来源：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但是，当工业化演进到成熟阶段的过程，城市化也大大提升，福利水平的上升和社保体系的健全以及经济社会生活成本的明显上升，让经济进入一个更低生育阶段，同时人口开始出现老龄化倾向。1970 年日本人口抚养比达到战后最低的 30.5%，随后人口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抚养比开始逐步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要素价格的实质性变化，人口红利还是趋于淡化。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劳动力作为三大要素之一被认为是生产函数中的首要决定要素，更是此前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第一要素。我们知道，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力和资本是具有替代效应的，沿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曲线，我们可以寻找到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组合。在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占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扶养比则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过去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关系的历史看，劳动人口占比提升的过程是经济增长恢复或加速的过程，同样扶养比下降的过程往往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但是，抚养比过低则限制了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增长潜力。图 7：日本劳动人口占比在 70 年代初开始下降60555045403530日本劳动人口占比资料来源：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日本,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巴西,美国,韩国,中国,新加坡,。,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图 8：中国劳动人口占比已经接近峰值水平6050403020100劳动人口占比注：印度、巴西、南非和美国数据来自 OECD，2006 年。其余数据来自 WHO，2008 年。资料来源：WHO，OECD，中信建投研发部从日本的经验看，日本战后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尤其是上世纪 60 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而从人口结构看，这个阶段是日本人口大幅增长时期，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占比加速上涨的阶段。而在 60 年代末期之后，日本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劳动人口占比开始下滑，而日本经济增长中枢开始下移。到了 80年代，日本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而日本经济则慢慢进入“失去的十年”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不足工业化进程一般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二元经济结构，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在一个经济体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是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是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理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刘易斯拐点会对生产的成本造成明显的冲击，即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升。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这样的阶段，这个时期失业率水平很,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19,55,19,58,19,61,19,64,19,67,19,70,19,73,19,76,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20,09,1953,1956,1959,1962,1965,1968,1971,1974,1977,1980,1983,1986,1989,1992,1995,1998,2001,2004,2007,2010,%,%,19,58,19,61,19,64,19,67,19,70,19,73,19,76,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20,09,19,58,19,61,19,64,19,67,19,70,19,73,19,76,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20,09,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俏，工资增长速度很快，即出现了“高工资、低失业”的劳动力市场繁荣。日本在 1968-69年，失业率低至接近 1%的水平。韩国在 1988-90 年期间，失业率水平也很低，大致为 1.5%的水平。这样的失业率对于全球经济和这两个经济体而言都是历史性的。,图 9：转型前日本工资的快速增长日本平均工资增长率3025,图 10：转型前日本失业率极低日本失业率65,20415310,50-5资料来源：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图 11：转型前韩国平均工资增长明显,210图 12：转型前韩国失业率很低,40,韩国工业部门工资增长率,韩国实际工资增长率,9,韩国失业率,8307,20,6,5104,0,3,2-101,-20资料来源：CEIC，中信建投研发部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0,HTTP:/RESEARCH.CSC.COM.CN,-10,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2、资本及其产出效率工业化与高投资率对于一个处在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资本形成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往往都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阶段是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投资率从 28%上升至 1961 年的 42%左右，这对应于日本的工业化起飞阶段。在这个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设备投资是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过度投资”，60 年代初期日本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结构发生内生性调整。1965 年进入第二阶段，投资率从稳步增长，从 1965 年的 31.5%上升至 1970 年的 38.4%。可以看出，在支出法下的三大需求中，净出口变化幅度不大，一般正的贡献率不超过 3%。所以，在工业化转型阶段，日本的投资贡献率是增加的，而消费贡献率则是在下降。图 13：三大需求对日本 GDP 的贡献率80706050403020100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消费,投资,净出口,资料来源：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日本高投资的转型上文以及提及，如果参照日本在工业化转型阶段的特征，投资率高企和投资增长速度提升是一个趋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更高。因为，在工业化起飞或者成熟阶段，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和投资率较高是重要的特征。在日本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投资的作用是日益强化的，日本也产生了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整个重工业和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的前期，即 60 年代初期，设备投资和原有起飞主导产业出现了共同繁荣。60 年代之后，日本工业化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分工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制造业尤其是中游产业得到膨胀式的发展，钢铁、石油化工、化工、机械等行业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个“投资引致投资”带来的整个工业体系繁荣时期。但是，日本空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投资，使得日本产生了产能过剩的风险。1962 年，日本通产省就警告称，日本设备投资过快，可能导致过剩的风险。尤其在设备投资为核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触动下，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越发显现出来。在 1962 年之后，日本经济由于此前高达 40%的投资率，导致了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过剩”，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自我修复时期，投资增长率大幅下挫，尤其是 1965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增长也陷入了 60 年代以来的最低谷。,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HTTP:/RESEARCH.CSC.COM.CN,。,策略研究,table_page,策略深度研究报告,1965 年之后，日本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过快的设备投资并没有产生过剩，反而成为日本重要的优势。因为60 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美国经济也经历黄金发展期，而且美国作为货币中心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之一，进口需求大幅提升。日本的工业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其出口价格相对较低，迅速在美国等全球市场流行起来。另一个重要方面，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结构转型的努力，反而加大了政策力度。这样，在60 年代末期，日本工业化逐步进入了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的前期实际上是一种政策推动下的结构转型。而这种结构转型并不是根源于投资效率的下降，这一点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相反地，在 1965 年之后，日本投资的效率是在提高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一直低于 5，比当时美国的投资更加有效率。所以，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并非来自于资本投资效率下跌，而主要是一种从外需向内需、从投资向消费的“大结构”转型。这个“大结构”转型与中国政策的初衷是一样的，但是，原因并非是一致的。日本的投资率在 1970 年创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