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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孔道会”在民初尊孔团体中的特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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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孔道会”在民初尊孔团体中的特性.doc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册 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 历史学 班级 2009级2班 学生 康玉 指导教师 董丛林 河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编号: 124 论文(设计)题目: 略论“孔道会”在民初尊孔团体中的特性 院系: 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 历史学 班级: 2009级2班 学生姓名: 康玉 学号: 2009012533 指导教师: 董丛林 职称: 教授 1、 论文(设计)研究目标及主要任务论文的研究目标是探析“孔道会”在民初尊孔组织特性。文章以民国档案材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为基本材料,以孔道会及其他尊孔社团的活动为主要代表分别对该团体和这场运动的性质进行探析,从而分析总结孔道会的社团实质性质及为民初尊孔运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主要任务是仔细阅读民国中华民国史档案里料汇编等相关资料,在现有关于民初尊孔运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清末民初这场运动的主要潮流及其细枝末节,并对孔道会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形象角色进行分析总结。2、 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民国初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尊孔”运动,这场运动也与当时政治密切关联。而这场运动中最具特色的事情是一批尊孔团体的纷纷成立,以期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谋求儒学的再发展之路。而其中由王锡蕃、刘宗国等人成立的尊孔组织“孔道会”,无论是就秉承的宗旨及其成立后的相关活动而言,在民初的尊孔团体和这场运动中都有着自己的特异性。自己希望通过撰写本篇文章对孔道会的特性进行详尽的描述,以期探求这场尊孔运动的一些“支流”性的东西,为研究这场运动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3、 论文(设计)的基础条件及研究路线基础条件:搜集关于清末民初尊孔运动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关于各个尊孔社团及阐明其社团观点与活动的相关史料,综述学术界关于民初尊孔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这场运动政治性的研究上,只有为数不多的论文偶有涉及从文化尤其是儒学转型角度思考这场运动,尚无专文对孔道会这一组织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与探讨。为此,笔者以民国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汇编为基本材料,结合其他相关资料,以孔道会为研究对象,坚持论从史出,对清末民初尊孔运动就儒学转型角度进行研究。4、 主要参考文献文献:1民国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汇编。2康有为康有为文集。专著:1陈铁健主编: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史,世纪出版社,2011年。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1978年论文:1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载文史哲2008年第1期。2马立民:儒教的守望者:陈焕章和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12月。5、 计划进度阶段起止日期1搜集材料、开题阶段2012年12月2013年1月2初稿写作阶段2013年1月2013年3月3论文修改、定稿阶段2013年3月2013年5月指导教师签名: 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学院审查意见: 教学院长签名: 年 月 日河北师范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书 历史文化 学院 历史学 专业 2013 届学生姓名康玉论文(设计)题目略论“孔道会”在民初尊孔团体中的特性指导教师董丛林专业职称教授所属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一、选题缘起与可行性论证民初的尊孔运动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重要活动之一,同时也广泛影响了至当时的时政。同时各类尊孔社团所热衷之活动对这场运动起到深刻的推进作用。有鉴于此,无论是研究这场尊孔运动还是针对尊孔社团进行研究的成果颇丰。但是现有的有关运动及社团的研究,虽然成绩突出,可是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仅就内容而言,大部分集中在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性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社团孔教会的研究上,即从政治角度探寻这场运动,显示出研究视野的狭窄。而事实上这场尊孔运动不仅仅是当权者的一场政治宣传,更是没落的士大夫文人阶层对于儒学在民主共和整体下如何转型的一种思考,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乃至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以儒学转型的视角来研究这场运动,对于揭示这场运动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而关于本文的切入点孔道会,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并无涉及,或仅仅作为孔教会的附属机构而提及,并无专门的深入研究。但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将孔道会并入孔教会的整体框架之中,二者所秉持的一些观念态度,包括由此衍生的社团活动方向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因此现有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拓宽和深入。于是笔者将重点放在对孔道会于其他尊孔社团相比之特异性的研究上,把纵向的时间发展与横向的类比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它对当时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以期对研究民初的尊孔运动提供新的思路。二、论文基本框架文章将从三个方面来系统研究了孔道会相比其他尊孔社团的特异之处,并在第四部分就上述的讨论进行总结并得出结论。一、尊孔亦可与民主共和相适应二、重视儒学的内部传递研究而非推广三、并不主张认定儒学的“孔教”性及相关祭祀活动五、结语三、主要参考文献文献:1民国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汇编。2康有为康有为文集。 专著:1陈铁健主编: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史,世纪出版社,2011年。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1978年 论文:1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载文史哲2008年第1期。2马立民:儒教的守望者:陈焕章和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12月。方案设计:积极与指导老师讨论,仔细阅读民国通史类及史料类著作中关于民初尊孔运动的相关资料,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充分了解对尊孔运动和尊孔社团的研究现状,以便从总体上把握。从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查询、整理、分析材料,总结出论点。试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以孔道会的观点与活动为中心,把纵向的时间与横向的比较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它在文化领域、在儒学转型领域对周围社会生活的影响。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用归纳、对比、例证等方法进行研究。进度计划:第一阶段 搜集材料、开题阶段2012年12月2013年1月第二阶段 初稿写作阶段 2013年1月2013年3月第三阶段 论文修改、定稿阶段2013年3月2013年5月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教研室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河北师范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民初的尊孔运动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重要活动之一,同时也广泛影响了至当时的时政。同时各类尊孔社团所热衷之活动对这场运动起到深刻的推进作用。有鉴于此,无论是研究这场尊孔运动还是针对尊孔社团进行研究的成果颇丰。但是现有的有关运动及社团的研究,虽然成绩突出,可是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仅就内容而言,大部分集中在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性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社团孔教会的研究上,即从政治角度探寻这场运动,显示出研究视野的狭窄。如一些通史类的教材直接将民初尊孔运动简单的定性为一场政治阴谋。而事实上这场尊孔运动不仅仅是当权者的一场政治宣传,更是没落的士大夫文人阶层对于儒学在民主共和整体下如何转型的一种思考,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乃至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如陈铁健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史以及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都试图从儒学转型角度看待民初尊孔运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以儒学转型的视角来研究这场运动,对于揭示这场运动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而关于本文的切入点孔道会,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并无涉及,或仅仅作为孔教会的附属机构而提及,并无专门的深入研究。但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将孔道会并入孔教会的整体框架之中,二者所秉持的一些观念态度,包括由此衍生的社团活动方向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因此现有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拓宽和深入。于是笔者将重点放在对有相关记载的史料类著作上,如中华民国史档案里料汇编第三辑文化中广泛的收录了孔道会及其他尊孔社团的原始资料。同时通过康有为文集及一些论文资料,将研究重心较多的放在孔道会于其他尊孔社团相比之特异性的研究上,把纵向的时间发展与横向的类比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它对当时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以期对研究民初的尊孔运动提供新的思路。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民初尊孔运动的研究集中在其于政治上的影响力上,即就政治宣传角度看待这场运动。少有学者从文化角度及儒学转型的方面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论述,尚无专文在孔道会对于这场运动的影响上做出论述。基于上述现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为指导,本文将重点放在从儒学转型的角度研究这场声势浩大的民初尊孔运动,通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以孔道会所秉持的宗旨及由此影响下的相关社团活动为中心,把纵向的时间与横向的比较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它对这场运动及后世在儒学转型方面的影响,理清思想文化如何适应当时的时政进行积极有效的转型。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册 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 历史学 班级 2009级 学生 康玉 指导教师 董丛林 目 录中文摘要、关键词( 1 )英文摘要、关键词( 1 )一、 尊孔亦可与民主共和相适应 ( 2-4 )二、重视儒学的内部研究传递而非社会推广 ( 4-6)三、并不主张认定儒学的“孔教”性及相关祭祀活动 ( 6-8)四、结语 ( 8-9 )参考文献( 9 )略论“孔道会”在民初尊孔团体中的特性摘要:民国初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尊孔”运动,这场活动也与当时政治密切关联。这场运动中最具特色的事情是一批尊孔团体的纷纷成立,以期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谋求儒学的再发展之路。而其中由王锡蕃、刘宗国等人成立的尊孔组织“孔道会”,无论是就秉承的宗旨及其成立后的相关活动而言,在民初的尊孔团体和这场运动中都有着自己的特异性。笔者撰写此文希望能为研究民初尊孔运动提供一种可参考的新的思路。关键词:孔道会 尊孔 儒学The features of“the organization of Kongdao”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groupsAbstract: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re is an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movement by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The movement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in a batch Groups have set up,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Confucianism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s road.But the organization of Kongdao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organizations on purpose and activities. So the author wrote this article hopes to feature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studying Confucius in the early days of motion.Key Words: the organization of Kongdao Respect for Confucius Confucianism 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子嗣亲信意图重建独裁的中央集权政体体系,以应对民初时政的内外交困局面,同时满足袁氏自身对君主权力的渴望。因此就迫切需要在社会领域制造改行帝制的舆论基础。同时由于辛亥前后,“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推出” 左玉河: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与尊孔思潮,郑州大学学报第45卷第一期,2012年1月,第128页。,整个社会的心理基础面临崩溃后的亟需重建。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孔教于道德提升、教化人心、风俗更张、纲纪重建等方面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康有为多次发文强调, “速张孔教, 中国犹有望也” 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1913年。 。社会民众于新生共和制度伴随而来的并非自由民主而是愈演愈烈的社会败象与危机表示不满,甚至发出“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 黄远生:远生遗著第一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88页。的无奈感慨。于是乎在上层野心家的授意,部分信奉儒学知识分子的宣传,以及民众不同程度的响应联合作用下,于民国初年汇成了一场高举“孔教”、“孔学”旗帜的,具有相当声势的思想文化运动民初尊孔运动。 这场运动最具特色的表现是各地“尊孔”团体的纷纷成立。其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当属1912年10月陈焕章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于上海成立的“孔教会”。该团体之代表性活动策动大规模民众请愿活动,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也使得这一时期成立的绝大部分全国性及地方性尊孔团体,如“宗圣会”、“孔孟正学会”、“寰球尊孔总教会”、“尊孔会”等所纷纷效仿。因此在之前对于该事件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民国初的尊孔运动性质虽仍有所争议,但以“孔教会”作为此次尊孔运动的典型,以该社团的尊孔活动作为此次运动的代表性活动来研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诚然,1912年11月康有为任孔教会总会会长之后,声势与名望开始迅速攀升,合并了“宗圣会”等一批地方性尊孔团体,“孔社”虽与之对立,但也仅仅由于其持“孔学之发达,自应以本社为权舆”,企图与其争夺“权舆”而非思想态度上的对立。以孔教会作为民初尊孔运动的核心案例进行研究对于认识此次运动根本性质是十分有必要的。但过于重视 “主线”也带来了对此次运动研究的一个学术空档,即学术界对被孔教会“合并”的地方性尊孔团体的研究极为匮乏,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中,发现由王锡蕃、刘宗国、薛正清等人于1912年6月在济南成立的“孔道会”与这一时期其他尊孔团体相比,有其鲜明的自身特性。即便是该团体于1913年9月之后与孔教会合并之后,由于合并后的组织仍由原来的人负责, 因此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性也并未遭到多少干扰破坏。故笔者撰写本文,通过论述“孔道会”在民初尊孔团体和此次运动中的一些特性,希望为研究民国初年这场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尊孔运动,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一、尊孔亦可与民主共政体相呼应 成立于民初之际的尊孔团体,于成立之初对当时的共和政体深层态度上是持有对抗的态度,如康有为自始至终思想上都没有真正意义的接受民主共和,1911年10月连写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轮,言:“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5页。因此如孔教会等大多数尊孔团体,走的是在文化教育层面推行孔子学说的社会教化功能,企图从文化层面同西学相对抗,进而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以期重新确立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尊”地位。其典型主张是“将欲巩固共和之政体,必先挽回国民之道德,将欲挽回国民之道德,必先昌明本国之教化”,“我国之足以为教化之主而代表之者,果何人哉? 非孔子而谁哉?” 孔教会.斥中央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柯璜:孔教十年大事第1 卷.,1924,第60页。 其中原因固然有时政民主共和观念已于社会人心之中扎根,多数人视“尊孔”与“专制”、“封建”相统一而非民主下的思想潮流,因此儒学想复兴必须适当的做出改变。然而深层的原因则仍是洋务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延续:即深奉儒家思想的人依旧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关键原因仍不是制度、科技层面的不足,而是传统文化遭破坏而带来的文化秩序失衡崩溃。尊孔社团的建立企图以改造后的儒家思想重建中国人的思想凝聚力,甚至于以创立新宗教孔教的方式来扭转时下社会思想现状。基于上述原因民国初年成立的尊孔组织,或多或少均有避政治而不谈,在康有为授意成立下的“孔教会”甚至在政治上对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抱有极强的不信任感,因此这些团体往往均是专于拓展孔子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影响。而以王锡蕃、刘宗国为首的孔道会则积极将孔子思想同民主共和相呼应,以期使得信仰民主共和观念的人士从根本上改变对孔子学说“只与专制相结合”的理解。与同时期其它尊孔团体的避而不谈相比,王刘二人的做法深谙疏导之理,于思想境界上却是高了一筹,所取得的成效也是十分明显。在就孔道会成立至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公函中,二人就曾写道:“窃为孔子本时中之圣,其当日与列国诸侯分庭抗礼,合则留,不合则去,未见其甘为一姓之私臣也。即春秋一书,乃孔子所手订,口诛笔伐,虽以天王之尊,未肯少为之讳,为见其尊君权也。其所以若孤诣者,思欲正人君,以正天下耳,其后终不可行。至孟子乃大倡民权,夫孟子非所谓愿学孔子者欤!以孔子为尊君而诮之,则是孔子在当日不为鲁梭,即当为孟德斯鸠矣。” 王锡蕃、刘宗国致大总统呈(1912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凤凰出版社,1991,第60页。 此段话虽短短百余字,却犹如挥刃将两千余年孔子学说与专制帝王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斩断。从宏观分析之,刘王二人试图将孔孟学说,同儒学思想体系尤其是自汉武帝后儒学同封建专制大一统紧密相连后的儒学体系相割裂,即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单独呈出同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相结合,以期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尊孔团体的,致力于将儒学思想进行改良而迎合当时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儒学复兴之路。具体来看,二人首先阐述孔子了乃是“圣人”,其仅仅是为了推行自身政见而“出仕”,自始至终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一方诸侯之臣子,也就不曾在实际上为封建专制制度添砖加瓦。其次就由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内中“春秋笔法”大加赞扬,认为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并无多少“尊君”的成份,而是相反带着思辨的批判性,甚至于其中部分言论直接对身为宗主的诸侯进行贬斥,因而就更不能将孔子简单的同专制相结合。最后则是借孔子“仁”的思想发展到孟子时的“民贵君轻”理论,这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的“开明君主”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其共性,因此从思想根源上就不能将孔子与专制等同视之,甚至于将其作为“民本”思想的萌芽而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所接合。因此就将尊孔与政治相结合这点来看,孔道会可以说是走出了与大多数民国初年尊孔团体所不同的道路,即并不敌视或忽视当时政体性质,相反是积极改造自己所秉持的儒家学说,以期最大程度的同当时的政体和舆论相适应。此条道路既使得孔道会的成立出乎意料的顺利袁世凯曾借口孔教会的尊孔典礼有伤时下社会风气而恫吓过康有为,最终迫使其放下戊戌旧怨而出山帮助自己同时社会各界尤其是西学人士对孔道会的声讨也未见激烈。更为重要的是,孔教会主动就政治依附性上去进行儒家思想的改良,不得不说在当时是一条未有人走过的,儒学的新的复兴之路,因而十分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二、重视儒学的内部研究传递而非社会推广宣传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其十分显著的表现就社会上层来讲是各类孔典礼令的恢复及执行,就社会下层而言则是民众的经学教育,当时成立的各个尊孔团体无不就上述两方面进行儒学的社会推广。如孔教会主要是“树立孔子的教主形象的孔教论、推广宗教的种种办法” 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载文史哲2008年第1期,第55页。进行整个社会主要是社会上层的推广,而孔社则主要以以“传习、祭祀、发行杂志”主要要针对社会中下层民众进行推广。这两条线大致上代表了大多数民初尊孔团体的主要实际活动内容和方向。因此总体来说,民初的大多数尊孔团体在实践上是经世致用的,即主要通过进行各项社会推广活动来实现自身团体的价值意义。 而孔道会同二者相比较,虽也将“宣扬圣道”作为该会的基本核心事业,但似乎将重心放在了发展会员与准会员,并将教化中心放之其上。其在成立之初向袁世凯递交的呈词中强调孔道会是“尊孔之典归于会中”,故其代表性的活动可以说几乎均是带有浓厚的内部学术交流和教化色彩,此特性尤其反映在孔教会成立之初所阐明的孔道会基本宗旨中:首先,孔道会并不主张在整个社会教育层面,尤其是新式学堂教育中强制推行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而是通过壮大孔道会而吸引更多的民众来真正期望去了解孔进而入会尊孔;其次,孔道会希望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吸引各省民众和实权派人物加入,从而将各省日渐疏离的“情谊”联络起来,以避免因民国疆域辽阔而带来的风俗语言相异造成各省缺乏共同归属感的局面;再次,孔道会更主张仿照欧美的基督教等教会,以教堂的形式设立“宣讲”处,推广孔子学说中有关社会伦理道德的内容,以期将孔道会至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发展会众并向之推行本会的教化内容;最后,孔教会阐明其立会宗旨是保留“中国数千年盛名帝王制造之规模,修明之文物”,使其虽然因“多难适用于现实之教育”而并不能较好的和民主共和下的社会教育相结合,但“有孔道会之保存,使人民尚得考核遗规,上稽古制,不起蔑视祖国之心”。 王锡蕃、刘宗国致大总统呈(1912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凤凰出版社,1991,第62页。由此可见孔道会其成立宗旨更多的倾向于“保留”,即希望将以儒家思想为典型的中国部分传统文化保留于社团内部,使其不至因民国初年西方民主共和思潮冲击的社会背景下而被迫消散。因此孔道会设立后更多的工作在于吸引拥有共同志愿的一批人加入孔道会并一起探讨如何将孔学适应目前社会背景继而传承下去,而非简单地在社会上大张旗鼓的进行舆论宣传。介于上述原因,孔道会将其主要社团活动放在其设立的下属机构讲经所上。1913年6月至1914年2月,袁世凯相继颁发大总统发布尊崇孔圣令、大总统发布尊孔典礼令、大总统发布归复祭孔令等诏令,企图通过社会上的尊孔运动来为自己复辟帝制的图谋制造舆论基础。这就可以说明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会等尊孔社团所走的“上层路线”已基本成功,即以袁世凯为首的统治阶级开始将自身政治需要与孔教会等尊孔社团的推广宗旨相互接合并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如社会上的一些祭孔典礼以及再三的致电国会请定孔教为国教电文的所谓“请愿”。在此背景下,孔道会的行为却有些“与众不同”:1914年3月,孔道会的主要负责人王锡蕃、薛正清向内务部递交呈函,请求孔道会下设“讲经所”这一机构,并在呈函中宣称“欲救时局,非明道德正人心以为功,而欲明道德正人心必自讲经义始矣。”表面上看,“讲经”即是倡导读经,孔道会这一举措同样是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上“尊孔读经,复古祭孔”思潮,因此也被历来史学家认为是为袁世凯复辟所制造的舆论宣传中的一个环节。但其实事实却并非如此,当时社会上的“尊孔读经”思潮,其中心环节在于使儒家学说的经学在当时的社会教育层面,于各个学校、各个学阶的教育教化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将经训编入中小学国文课程之中,于大学设置相关经学科目等等具体举措。就此点当时孔教会和孔社虽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分歧,但仍是共同致力于该项推广的,并且成功使得教育部颁行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也同为袁氏复辟的社会舆论宣传添砖加瓦。但孔道会设置的讲经所看似目的也是在于“尊孔读经”,其实此机构首先仅只设一处于“东城灯市口北万善寺”,并不强制其余地区的分会同设此机构,对于社团内部的成员也并强制要求一定按时参加讲经所的相关活动。其次其面向群体深层来看是十分狭窄的,因为经学即使是在封建专制基础崩坏未久的民初,也算得上是一门学问,注定其掌握者是社会上的极少数人,因此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无经常去讲经所“听讲经”的活动。尤其值得推敲的是,该讲经所的常驻讲演员仅只一人,并且只在星期日固定开讲。由此可见讲经所的设立绝非为了在整个社会层面推崇读经更不必说制造广泛的儒学推广之社会舆论,而仅仅是仿照西方的教堂,希望民众和社团成员于休息日时能聚于一个场所内互相探讨交流,度过闲暇时光的一个场所。其性质“盖系学会性质,以为研究古学之一助,非于学校径设经科” 孔道会王锡蕃、薛正清设立讲经所致内务部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凤凰出版社,1991,第41页。,仅仅是用来讨论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的一个机构,历来史学界将其作为一个社会舆论机构将其简单的归于“尊孔复古逆流”中的社会宣讲机构,是值得推敲的。因此无论就孔道会的成立宗旨、其社团活动的重心以及代表机构的设立上来看,孔道会更多的是一个学术研究推广性质的尊孔社团,而并不像大多数尊孔社团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同时该组织致力于类似儒学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更新活动以及内部成员的交流研究上,对大规模的、社会推广性的活动并不十分热衷,是民初尊孔团体中的一个特例。三、并不主张认定儒学的“孔教”性及相关祭祀活动早在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在自己有关自己儒学观点的论著孔子改制考中,为了替维新变法寻找“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同时重塑孔子的形象,于文中详细地考证阐明了“儒教”的创立发展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同时考释并对于儒教(孔教)的相关内容形式、教义教规及教主仪式等作了详细规定,并分八个方面具体推论证明了孔教的宗教性质,即“孔子创儒显证; 孔子自明创儒大义; 孔子弟子后学发明创儒大义; 异教非儒专攻孔子知儒为孔子所创; 孔子创儒后其服谓之儒服; 孔子创儒后其书谓之儒书; 孔子创儒后诸弟子传其口说谓之儒说; 孔子创儒后诸弟子从其教者谓之儒生”。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 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这样“孔教”就有了教主、教义、教服等一系列的宗教性质的内容,也就为孔子学说成功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此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保皇运动相继失利,至民国初年,其改将宣扬孔教的重心放在孔教的社会教化功能之上,极力宣扬定孔教为国教对于民国初年乱象纷显的社会局面极具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孔教会序中强调,“夫国所与立, 民生所依, 必有大教为之桢干, 化于民欲, 入于人心” 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杂志第1 卷第2号,1913。,同时几次致函当时北洋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等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当时社会上同样著述论证“孔教”的还有受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以及狄郁、孙德谦、顾震福等一批人,他们的理论成为民国初年尊孔社团推行孔教社会教化功能的理论依据。为此,于民国初年成立的尊孔社团,绝大多数都信奉康氏的理论,支持儒学以宗教的形式重生,借此来从信仰层面来重新确立儒学在时下中国社会的独尊地位。如以饶智元、恽毓鼎为代表的孔社称当时袁世凯政府所颁行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盖已隐括孔教之精微而实行之矣”,沈胃礼、沈士成为代表的寰球尊孔宗教会则公开称民国初年的动荡根源在于“不修国教之故”,而贺寿熙、殷炳继组织的孔道维持总会更是将已经入别项宗教者排除在入会资格之外。而在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中,“定孔教为国教”则毫无疑问的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旋律,大多数尊孔团体都曾或以个人及组织名义、或在孔教会的组织联合下,进行过向当时北洋政府的递交相关的公函或电文的请愿活动。在这场民初的尊孔运动中运动中,1913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成为了此运动的标志性事件。1913年孔教会的陈焕章北上抵达北京,开始联合各尊孔团体及势力,对国会施加压力,力求在即将起草的民国宪法中以条文的形式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最终这场由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发起的,在参议院朱兆莘、宋桢,众议院赵炳麟、萧晋荣等人的配合下,经过激烈的论争,国会于1913年10月31日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然而孔道会却并不认同孔子学说的宗教性质。在孔道会成立至国会的呈函中,王锡蕃、刘宗国在谈及孔学的宗教性称“岂知宗教之成立,然必创教之人,自命为宗教也”、“以宗教论孔子,反未足以尽孔子”。就此意义上来讲,就并不能简单的将孔子学说定性为宗教。同时二人也认为,当时介于欧美日本,均视中国的孔子学说为“孔教”,部分海内外的国人对孔学的性质也缺乏具体细致的理解,对这部分人而言,具体的祭祀类活动远比阅读经义了解儒学更能被这部分人所接收。在此社会背景下,在普通民众中,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传播可以成为推广儒学的一个手段,并且相对而言更易被知识文化层面较低的民众所接收。就此看来,孔道会其本质上更像一个研究如何改造儒学进行复兴的机构,在民国初年儒学自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层面全面退出的背景下,孔道会提出“以宗教形式对民众进行类似愚民性质的教育”的儒学推广理念是较为适宜的。但同时真正对儒学尤其是其中的经学部分有着相当程度了解的孔道会内部成员之间,则对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论”嗤之以鼻,具体表现在孔道会并不排斥其他教门之人入会他,同时对内部成员也规约“不得排斥他教”。同时在尊孔运动发展到高潮,即陈焕章等人策动国会请愿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时,孔道会则相反的表示了沉默,而后来的袁世凯将“孔教”作为自己复辟舆论基础而大行推广之际,王锡蕃等人则多次呈函反对,并表示将孔道会的中心事业更多的放在讲经所的相关研究性活动中。同时孔道会对民初的尊孔团体十分重视推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也并不十分感冒。在孔道会的六项社团事业宣扬圣道、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公益、创办善举中,其“宣扬圣道”的方式似乎并无提及通过大规模的祭祀典礼来达到宣传目的。具体来讲,孔道会总会设于曲阜,理应于大规模祭孔活动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更加广阔的影响力。然而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却是由刚刚总部从上海移至北京的孔教会于1913年9月在曲阜“借地”召开。非但如此,孔道会的工作重心却更多的放于济南的联络所以及于各州县设立分会上,对位于曲阜的总会则在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上均无多少体现。同时对“崇典”活动上,总会设于曲阜的孔道会仅仅规定于孔子诞辰悬彩三日、公休一日,孟子诞辰悬彩一日,公休一日以作庆祝,对孔孟卒日则公休一日以为纪念,并无组织大小规模的祭孔活动的相关规定和记载。由此看来当时社会上尊孔社团所走的两条尊孔路线,即以孔教会为代表的,迎合民国初年统治阶级实权派的政治愿望,推行孔教为国教的上层路线,以及以孔社为代表的,借大规模的社会祭孔活动使得孔学于民众中以具体的形式加以流传的下层路线相比,孔道会自始至终团体的学术研究性十分明显。其对儒学的宗教论并不认同,对祭孔仪式活动的研究也缺乏兴致,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讨论团体,探讨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将儒学加以改造进而更好地传递下去。因此就所走路线上讲,孔道会在民初的尊孔团体中也具有其特性。结 语基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孔道会在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尊孔团体中具有其独特性。具体来讲在改造儒家学说的方向上,孔道会并无像当时的其他团体一样避开政治层面不谈,相反而是积极改造儒家学说中的部分内容同当时的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以便于自身观点更好的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在社团活动的主要方向上,孔道会更侧重于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及教化而非社会性推广,目的在于更好地总结出适合当时时政和社会情况的,便于儒学横向及纵向推广传承的切实可行方法。而对于儒学、孔学的宗教性,孔道会的认识也并不像其他尊孔社团或人士带有盲目性或明显的政治目的,认为将孔学作为宗教推广甚至定位“国教”,确实能于一定程度上在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宣传中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就孔学尤其是其中较为复杂的经学层面而言,孔道会则坚定地认为孔学本身仍旧应当是由社会上极少数人所掌握,作为一门高等的文化知识而进行传承。基于上述孔道会的特性,笔者认为其对于学术界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原因就在于首先学术界对这场运动更多是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定性和研究的,对于运动中的分支细节部分并无多少关注。其次学术界对尊孔运动的研究被深程度的打上了政治运动或从属于政治的文化运动的标签,而并非将其作为一种儒学基于时政局面的反思再生运动进行研究,因而就忽视了这场运动有关思想文化部分尤其是儒学改良部分的相关内容。最后,相对而言孔道会所走的儒学改良路线对目前孔学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更加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例如时下孔学对世界范围内的部分区域的治理观念的影响,孔学研究机构对孔子学说进行世界范围内推广而对其进行的相关改良,更重要的是,仅仅百年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众尤其是对孔学的认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等等,更贴近于孔道会在尊孔运动中的一些观念而非“主流”的孔教会、孔社的观点。为此笔者撰写本文对孔道会在民初尊孔运动中的一些特性进行了列举分析,希望对学界研究这场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浩大运动,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参考文献: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凤凰出版社,1991年。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 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1978年4陈铁健主编: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史,世纪出版社,2011年。5(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6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载文史哲2008年第1期。7马立民:儒教的守望者:陈焕章和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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