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争议和影响.doc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争议和影响 九一八事变被称为“国耻日”，九一八纪念日这天，中华儿女共同的信念就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下面小编整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争议和影响，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争议和影响历史争议过去长期以来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是因为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张学良部下为主的一些人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点。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各种史料的披露，尤其是当事人张学良晚年自由时开口说话，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决策完全是自己和东北地方高层的行为，与蒋介石无关。洪钫铣电说关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这就是所谓的“铣电”。张学良另一部下赵镇藩(时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1951年7月，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回忆材料时，也只提到张学良“鱼电”而没有提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发“铣电”给张学良。这显然与洪钫回忆称张学良曾将铣电内容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的说法不符合。而事实就是，“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何柱国说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现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民国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而根据蒋作宾的日记，则证实12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又到石家庄。所以何柱国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郭维城说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证明蒋当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应德田说1934年才到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曾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内容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但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的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对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发这样的电报。根据史料记载，事变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晚7点至9点间蒋才第一次致电张学良，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应德田的回忆显然靠不住。张学良态度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历史影响揭开二战序幕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社会性质转变“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民族团结抗日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争议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