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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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电视台以及其他媒体不止一次专题介绍过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译制片的配音艺术。在若干部介绍配音演员的专题片中，我不仅重又聆听到老一辈配音演员的声音，还在荧屏上“再一次”目睹了尚华、赵慎之、李梓等人的风采，回忆和感慨竟使我每次都泪眼模糊。但每次看完那些专题片，我又都有一种缺憾太多的不满，特别是某几位“嘉宾影评人”，似乎对电影配音艺术不甚了了、谈话不时出现跑题，听到他们的话总有什么东西受到了亵渎的感觉（有一位嘉宾，每次都提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的孩子今年22岁看到这一段时笑着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配音简直就是一个丑闻”，他的话一点不错。我想，艺术鉴赏中两条最重要的东西一是趣味，二是标准。如果这两条都把握不准，最好还是不要妄加评说，免得误导他人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趣味和标准日益丧失的时代）。我是一个“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的爱好者”，不过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老套，过于平淡。有几位对我非常了解的朋友，常用这样的话戏言我：“你这家伙有梵皇渡路情结，上海电影译制厂就好像是你的阿几里斯脚踵，别人碰不得的”。话虽说得过了点，但倒也是事实。现在不妨与读者作这样一个约定：我所说的“配音艺术”，特指译制片配音艺术，而且专指上海电影译制厂（包括其前身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部）译制的影片，还可能会在个别场合提到由该译制厂制作的广播剧。将要涉及的配音演员实际上几乎无一例外应被称为电影配音艺术家或艺术大师除该译制厂全部演员班底外，还包括故事片厂所有参与过译制片配音的艺术家们。更广义一点说，还包括配音导演（早年的配音导演不太参加配音，如著名配音导演时汉威，据我所知他只在英国影片冰海沉船配了一句台词）、翻译和录音师等人。至于为什么要如此“约定”、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关话题，我将留待本文最后与大家共同探讨。一言归正传，先对所谓“梵皇渡路情结”做一点解释。上海电影译制厂在迁到上海永嘉路现址之前，曾坐落在梵皇渡路中段。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曾不止一次从南京赶往上海，口袋里的钱（还有粮票，而且必须是“全国”的）只够啃大饼（还不能尽饱吃），每次都是一连几天像瘪三一样徘徊在梵皇渡路上（晚间就跑到北站去找个地方蜷缩一夜），为的就是去译制厂门口“朝圣”。当时那种既神圣又神秘的感觉至今我仍能回味出来。老友资格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半个世纪不就是五个十年吗。”五个十年，似乎并不太长，回忆人生道路时，把过去的每个十年划分为一个阶段，与每一个十年相对应的生活内容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但正是这看似不长的时间，磨蚀了我们多少激情，而我对配音艺术的热爱却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未见稍减。现在许多译制片爱好者谈及译制片，除了偶尔提到一两部20世纪50年代的老译制片外，基本上都是70年代以来的影片。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这已经是一种怀旧了。这种感觉当然没错，因为译制片爱好者主要还是年轻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时一大批配音造诣臻于炉火纯青的译制片放映时正好被他们赶上，而这段令人振奋的时期也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去“天堂似的电影院”看电影已逐渐被看DVD取代时，夹杂着某种伤感的怀旧情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我的这种（怀旧）情绪可以追溯到更早当远比我年轻的一代爱好者通过简爱和罗切斯特先生的对白进入李梓、邱岳峰的声音世界时，我对配音艺术的热爱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我对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感情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可以追溯到梵皇渡路，这确实是我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结。我庆幸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恰逢那个被现在许多年轻人误解了的时代。只要你真正有一颗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心，那时的天空是一片蔚蓝，彩霞比今天更绚丽。当今天许多具有较高电影鉴赏水平的“影迷”为得到（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的作品而兴奋时，他能想到五十多年前，大部分新现实主义影片我已在电影院里看过（甚至早在1962年我已经看过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吗？在某种意义上，我属于“电影的一代人”，也就是说，我对艺术的鉴赏力、我对一切视觉的东西的敏感乃至我相当一部分的良知是来自电影（在当今这个以好莱坞大片为表征的时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家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决不能低估。我的年龄早已超过“不就是五个十年”而进入第七个十年，虽然许多宝贵的记忆（仅就配音艺术而言）已被无情的岁月湮没，但对“不就是五个多十年”的记忆进行一次清算，恐怕还来得及。我不敢奢望自己这个帖子能“以飨他人”，但抑或能起一点“钩沉”的作用。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署名孙洁的上海配音往事的帖子，写得不坏，其中有不少弥足珍贵的资料。但帖子提到所谓1970年代初的“内参片”时，说伍经纬和刘广宁都是在配“内参片”时起步的，显然时间出入较大。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伍经纬和刘广宁的配音是早在1960年代初放映的锡兰影片阿苏卡中，并且尔后他俩经常配双档。这点小差错倒也无所谓，但至少说明，像我这样的“老听客”没准儿还真能“钩”出点东西来呐。毕竟建国后上海的第一部译制片团的儿子，我早在五十五或五十六年前就看过了。此外，就凭自己对上海电影译制厂所有配音艺术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崇敬之情，也应该写下一点文字作为我个人对他们的纪念。二在我的记忆中，最早引起我注意的配音演员是赵慎之。大约在1952年或1953年，我看了波兰影片华沙一条街，记得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娜嘉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与我当时的年龄相仿）。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家是犹太人，她的处境也很优越。后来她家的犹太人身份暴露，遭到了纳粹的迫害。娜嘉的一系列遭遇不仅引起了我的同情，还使我把自己融入了剧情。娜嘉的声音甜美纯净，她就是由年轻时的赵慎之配音的。赵慎之若干年后因给日本影片望乡中的阿歧婆配音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译制片爱好者熟知的配音演员，其实她年轻时（用她的声音）塑造的一系列青年女性的艺术形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迷住了我们这一代人。我相信，我和绝大多数热爱配音艺术和配音艺术家的崇拜者，与现在所谓的“追星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可能形式上有某种相似，而就这种相似而言，我可能是全国译制片爱好者中最为幸运的人。二十八九年前，我有幸与赵慎之有过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交往。2005年10月在成都，我作客老友资格龙家，其间，我复述了当年的那段往事。资格龙先生根据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并于互联网上发表。“偷懒”一下，征得他同意，现将那段文章借用到我这个帖子中：从赵慎之开始电影与电影配音谈话录 国庆长假南京友人来蓉小住，带了数十部DVD片。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什么戈达尔、安杰罗普洛斯、布努艾尔、塔尔科夫斯基的新D，而是清一色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的“什锦拼盘”！ 没有办法由此注定了他这次的蓉城之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同赴江苏，最终成为一次“纪念之旅”。 话题是从一同观听带风景的房间开始的。“其实我看这部电影主要是听李梓、曹雷尤其是赵慎之的配音”他无意中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来，于是问他：“你后来就再也没有跟赵慎之联系过了？”沉默良久他忽然冒出一句“我欠她债。”下面就是有关赵慎之的对话的整理稿：资格龙：我记得你好像是1979年开始跟赵慎之联系的？当时怎么忽然会想起给她写信？张稼峰：说来话长。你知道，我这个“全国最后一名反革命分子”在劳改队曾经关过一年零九个月禁闭。在那个不足一点五平方米、整日不见阳光的小号里，除了默诵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那些令人心醉的旋律，长时间里就靠回味少年时代所看的几百部译制片来打发难熬的时光。而在这些回忆里，尽管许多影片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有个东西却越来越清晰的浮现并交织成一张温暖的“生命之网”，把我一次次从绝望的悬崖边缘拉回来，那就是影片里的配音尤其是赵慎之为那些年轻女性的配音。例如痛苦的一页中的丽西、穷街里的卡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里的茨维塔、大墙后面里的罗西、偷东西的喜鹊里的阿柳塔以及神童里的凯斯顿小姐，她们共同形成的美妙、纯洁、温柔而有时又不乏几分幽默的声音形象实在令人神往又难忘！资格龙：呵呵，你列举的所有影片我也在同一时段看过，对赵慎之印象最深的是神童里的凯斯顿和穷街里的卡佳。但是无论在分辨力、感受力和记忆力上，你都让我望尘莫及！张稼峰：1978年开始（那时我已获得部分自由，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劳改队“继续改造”），我们的银幕上又陆续上映了橡树，十万火急、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叶塞妮亚、巴黎圣母院等译制片。我觉得这一时期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极大的再度燃起了我对配音艺术欣赏的热情，于是萌生了向我景仰已久的这一特殊群体表达敬意的愿望。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很自然的我选择了赵慎之。 1979年上半年的某天，我给赵慎之写了一封信。其实当时并没有得到她回信的奢望，只是抱定“一吐为快”的“宗旨”而已。资格龙：但是事情有点出乎你的意料？张稼峰：是的。不仅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而且我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82年初。非常遗憾的是自1980年12月平反回南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只能居住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小披屋里，而由于为生计打工到处奔波、小屋漏雨导致所有的信件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我对赵慎之给我的第一封信有比较深刻的记忆。她首先表示被我的来信深深感动，她说在她收到的所有观众来信中，她很少见到对她和上译厂配音演员的工作有如此全面的了解和热情、并且持续时间如此长久的，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感情的真诚。她称赞我的记忆，说有些她参加过配音的老影片自己也已经遗忘、或者在某部影片中仅有一两句台词，而我竟能够非常准确的记忆起来！她说这一切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好回报，并将我的信给她的“同事们”看了。资格龙：于是你就到上译厂去见她了？张稼峰：因为我在信中表述的一些关于电影配音的观点得到她的认同，她还表示如果有机会去上海可以见面谈谈。1981年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在一种热望的驱动下赶到上海。尽管曾经得到她的允诺，在穿过乌鲁木齐路前往建国西路离她家越来越近时，我的心跳也随之不断加快。即将和心仪已久的艺术家谋面的惊叹号，与“是否唐突冒昧”的问号之间形成的张力，几乎令我不能自持。 赵慎之住在建国西路一幢漂亮的西式楼房三楼。当我叩开她的家门，第一眼我就知道：为我开门的是赵慎之本人。她当时刚洗完头，头上裹着一块白色毛巾。在我表明自己的身份后她毫不迟疑把我引进室内，并说：“你来得真巧，我今天刚好煨了一只老母鸡汤。”我一路上的紧张心情顿时释然。尽管绝非刻意观察，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能不说，打从进门的一瞬间她那集起居室、书房和餐厅于一体的家（随后我还得知她的厨房是与邻居共用的。在沪期间，赵慎之不止一次说过：“要是能让我把房子换成两间，哪怕面积没有增加，也能减少我不少尴尬”），因其一览无余给我留下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第一印象”。其中还包括墙上挂着一张邱岳峰的相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下面另说），一张赵慎之本人年轻时的相片和她与乔榛在一起的工作照。 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与赵慎之初次会面的四天刚见面不久她就提出要我在上海多逗留几天，并安排了住处的谈话情境依然历历在目。她告诉我她把我的第一封信给邱岳峰、李梓、伍经纬等人看后，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给这个不同于一般FANS的人回信我们的话题当然主要围绕电影配音以及演员们的情况展开。她跟我谈了杨文元、于鼎、李梓、乔榛、施融、潘我源等人的一些情况。杨文元曾经一度状况不佳，但也已经走出困境；于鼎文革期间在干校因力大尽干重活；施融这小伙子人挺不错，食堂有荤菜总是用饭盒带给母亲而自己吃素；潘我源去了香港，赵慎之觉得对于配音演员这太可惜，并为她的离去而遗憾当我问及邱岳峰先生的近况时，她那黯然神伤的神色以及随后的陈述使我震惊而扼腕。赵慎之本人对邱岳峰的评价极高：除了业务上的严谨、艺术造诣的独到外，人品也简直无可挑剔；为人耿直、厚道，在自身政治状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关心别人。“怎么说呢，简直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很有哥们义气！”一再为他的死感到惋惜。资格龙：邱岳峰的声音也是我和当年的许多同龄人最早关注并津津乐道的一个焦点。半个世纪过去了，只要一听见或想起他那喉音浓重的声音，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眼前浮现出许多如今天各一方、或已过世的熟悉面孔来唉，还是再说说赵慎之本人的情况吧。张稼峰：赵慎之是个十分豁达、热爱生活的人。当时尽管已经退休，还是经常去厂里。她喜欢逛书店买书，还喜欢看画展。她是天津人，解放初在炮兵文工团当话剧演员。“我配音的戏路不宽，话剧腔很长时间才改过来。”她对我说。这既可视为一种谦辞，又让人感到实事求是。就此，她还谈起他们厂最新译制的几部影片，英俊少年、黑驹、砂器和远山的呼唤。告诉我杨文元参加了英俊少年的配音（说实话我不喜欢这部影片），她特别喜欢远山的呼唤，除了它感人的故事情节，她说她尤其喜欢日本北海道的风光。她提到她已经退休，在她退休前张同凝也已退休，而李梓不久也要退休。不过译制厂有一批年轻配音演员水平都很高，她说为远山的呼唤女主角配音的丁建华配得很好，建议我放映时一定要去看看。我回南京不久看到了这部影片，确实很好，从那时开始，倍赏千惠子成了我最喜爱的女演员，她扮演的女主人公明子由丁建华配音，也确实配得极好。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想过，如果放在二十年前，倍赏千惠子的角色也许非赵慎之莫属了。 她的三个子女都插过队，当时均已返沪。我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女友、一个女儿（另一个在某大学读书的未能见到）；她的一个小外孙同她一块住（我带他到楼下吃过冷饮）。她家还有一个成员亚伦，原来是她儿子的同学，家里经济比较拮据。小时常来玩耍，后来就成了家庭的一员，至今叫她“妈妈”。我在上海的四天就住在他家（他已经大学毕业，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资格龙：这样的家庭真让人羡慕。张稼峰：是啊。当时我已接近40岁，她还表示我该尽快成个家呢。资格龙：现在你的儿子也读大学了。你怎么会觉得欠她什么“债”？张稼峰：1979年春在她第一封回信不久，我就收到她寄来的电影艺术译丛（后改名世界电影），当时这本期刊还是“内部发行”的。此后有两年多时间每期发行时她都会寄一本给我，直至该期刊公开发行后我请她不要再寄了。此外我曾经托她在上海代购一本匈牙利电影理论家约翰.巴拉兹的电影美学，为了买这本书她没有少费心，几个月里跑了上海许多书店才买到并寄给了我。这些书刊至今整整齐齐存放在我家的书柜里。但是后来由于工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的“打工生涯”开始在天南海北的奔波中居无定所；1984年结婚之后又面临一系列“难言之隐”，与赵慎之的联系竟就这样中断了。这其间我每有自责并决心重新提笔，但这支笔却越来越重资格龙：我明白了。你欠的是“人情债”。要是我，作为一个曾经身陷囹圄多年的“两劳人员”能受到一位著名配音艺术家的如此厚待，最后竟然草率的不了了之、以“杳如黄鹤”相报，我也会自疚得无地自容的。你看这样好不好？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尽管你不会电脑，我完全可以把你的这段往事写成一个帖子发上网。我想赵慎之先生一定能够看到的。况且我们的共同爱好也可以借此机会合作一下，干脆做一个“专题”？张稼峰：这个设想太好了！（上面引用的这个帖子发出不久，资格龙就来信对我说：“帖子发出不久某网站就有一则跟帖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其实关于电影的翻译配音，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我表达了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他说尽管自己不懂外语，还是宁愿看片印中文字幕的，因为那才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我在当时的一封回信中对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妨也在这里引用一下：“那位跟帖的网友愿意看“原汁原味”的外国影片，初看起来也没错，我只是在想，如果懂得外语，那多少还能尝到些原汁原味，如果仅凭看中文字幕，恐怕就谈不上什么原汁原味了。其实，我们谈配音艺术的一个前提是：上译厂的配音早已摆脱只是传达“言语的意思”这个层面而形成为一种特有的艺术样式。这种艺术样式一方面要求配上的音贴切地传达原角色体貌、性格、语言表情、语言节奏、形体动作及其相应的剧情等多方面的特征和精髓，而且表演中又毫无斧凿做作之感，有时候还应弥补演员音色和口语能力的某些欠缺高仓健就认为毕克的配音不仅弥补了自己音色的缺陷并与自己的银幕形象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毕克决不简单等同于高仓健的口语翻译，他的声音与高仓健的银幕形象珠联璧合，形成了一个更为丰满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译厂翻译配音的高度造诣，影片中的对白、旁白已经足以从影片剧情中游离出来，升华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如你所知，影片红与黑尽管是根据斯汤达的原作改编，由于它不具备许多电影艺术自身本质的规定性，作为电影是极不成功的，但这丝毫也未妨碍我们单独去欣赏程之、邱岳峰的配音对白，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上面所说的升华”（鉴于这段文字引自当时的私人信件，不可能把问题阐述得丝丝入扣。谢谢那位网友，也许他的看法不经意间触及了一个“理论问题”，容我在恰当的地方再回过来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2005年10月，回到江苏在与资格龙先生同赴苏州并分手后，由于又陷身于繁忙的审稿工作，当时那个“搞个专题”的想法落了空。前不久，资格龙先生来南京，在他的鞭策下，我在事隔两年多之后终于重新拾起这个话题，以期让自己做个了断。话题再回到赵慎之。前面我说过，赵慎之以她独特的声音为许多银幕形象塑造出的美妙、纯洁、温柔而有时又不乏几分幽默的声音形象实在令人神往又难忘！不过，她跟李梓等一些人不同，似乎没有留下大段激昂的配音段落，但她奉献出的却是最生活化的对白。如果把那种大段激昂的配音段落比作歌剧中的咏叹调，那么赵慎之那种生活化的对白就犹如歌剧中的宣叙调。当时，还未见别的女配音演员能通过这种“宣叙调”把年轻女性的纯洁、温柔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去世于1958年的姚念贻或许可以）。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院先后放映了第一课、穷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婴儿等保加利亚影片，都是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的。我自信自己的电影鉴赏力，我认为，即便是现在重新观看这几部影片，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会差。穷街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反映纳粹占领保加利亚时期年轻人生活状况的影片，赵慎之分别为两部影片中的卡嘉配音，她的声音绝对无愧于两个卡嘉的单纯与美丽。这两部影片放映时，中国人刚从20世纪那场人所共知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谨中走出一半，我们这一代人还仍然处于食物匮乏的状态，十分熟悉穷街中男女主人公由于纳粹占领与贫穷双重原因造成的对食物的渴望。正是能够果腹的食粮匮乏，我和我年轻时代的朋友自然对精神食粮的追求就为热烈，而且相互之间的友谊更加单纯诚挚。也许这也是穷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一类影片在我们心中引发强烈共鸣的原因。我记得影片里有这么一段：卡嘉与另外两个男青年在一间食品店前，隔着玻璃看橱窗里诱人却可望不可及的食物。一个男青年无可奈何地对卡嘉说：“等哪天我把我这倒霉的灵魂出卖了，我好好请你吃一顿，你看，你爱吃什么？”（毕克还是伍经纬配的音？）。卡嘉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些久违的食物，说：“我要吃它一车！”赵慎之配这句话时，似乎是通过舌尖吐出来的“它”字和“车”字两个音，至今还犹在耳边。贝蒂是老版本孤心血泪（1956年译制）中的一个女配角，影片主人公匹普凶狠的姐姐去世后，她来到匹普的姐夫乔加吉瑞的身边。正是贝蒂的到来，匹普不仅摆脱了过去动辄遭受自己姐姐打骂的生活，还使这个孤儿缺失的母爱得到某种程度补偿。而当匹普最后负债累累、重病在身时，是乔和贝蒂帮助匹普摆脱了债务和死神。贝蒂由赵慎之配音，虽然台词不多，赵慎之却以自己开朗、温柔的语言表情把贝蒂善良、宽容、体贴的高尚人品塑造得十分完美。同时，她的声音与影片中其他女性角色的声音还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比如：大概是由朱莎配音的哈威夏姆小姐，她那可谓狰狞的声音与赵慎之柔和甜美的声音之间极大的反差，给人心理以张弛有致之感）。记得当年看这部沉闷压抑的影片时，只要贝蒂一出现，一听到赵慎之的声音，立即让人感到一片明媚，这种明媚在我记忆中留存了近五十年。总的来说，赵慎之适合于给忧郁的年轻女性形象配音，她所配的丽西（痛苦的一页）和农奴女演员阿纽塔（偷东西的喜鹊）都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当时有一位苏联女演员吉里英科，她的银幕形象以忧郁而使无数观众倾倒，她就是阿纽塔的扮演者，赵慎之为她塑造的声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若干年后李梓为简爱塑造的声音形象相媲美。赵慎之曾对我说过她的戏路不宽，其实她创造的角色类型也并非总是那么忧郁。科伦上尉中，汉斯阿尔贝托给女主角（唉，到了嘴边的名字还搞忘了，就是那个由保登斯坦扮演的角色）送了一束鲜花，女主角（赵慎之配音）问：“你给每个姑娘都送花吗？”邱岳峰答道：“阿不，那我非得开个花店不可了”。在这部影片里，赵慎之的声音是多么灿烂啊。1962年西德影片神童在江苏各城市放映，这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某种意义上它的配音也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臻于成熟，在中国译制片配音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电影。影片以其独出心裁的剪接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配音方面除启用因扮演红色娘子军女主角而一时红及全国的祝希娟为女配角维娜配音稍有瑕疵之感外，其他角色的配音则无可挑剔。邱岳峰（布鲁诺梯休斯）、毕克（汉斯博克尔）、于鼎（旁白）在该片中都有出色的表演。赵慎之为女主角凯斯顿小姐（一位丹麦姑娘）配音。凯斯顿小姐美丽、开朗、温柔而又坚贞，并且带有几分调皮和“滑稽”。她的形象当时迷倒了一大批青少年观众，而赵慎之的配音更增添了她的魅力，影片中许多台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一个晚会上汉斯独自一人坐在一边看报，丹麦姑娘凯斯顿突然跑过来，一下子坐到汉斯的腿上：“快救救我，有个大胡子在追我。”（赵慎之。多好的理由啊，就这样，凯斯顿坐到了自己已经看中，却还未相识的有些书呆子气的汉斯的腿上）。“第一，我这儿正在吃斋，第二，不能随便往生人腿上坐”（毕克）。“反正这儿没人坐”（赵）。“告诉你，我最讨厌女人跟在后面追我”（毕）。“我可没追你，再说我也不会追你明天起，你先洗（澡），洗完了我再洗。”（赵）。“他们在说什么？”（毕）。“他们在祝贺我”（赵。凯斯顿撒谎了，反正汉斯不懂丹麦语，不知她和家人在说什么。一个多么美丽诱人的谎言啊。全家人都反对她擅自做主嫁给这个从纳粹德国来的汉斯尽管汉斯不是纳粹分子）。“祝贺什么？”（毕）。“祝贺我要和你结婚了”（赵）。“和我结婚？可我什么都不是。”（毕）。“是我丈夫。”（赵）。“起来，结婚了！”（赵）。“还说这儿有自由呢。”（毕）。“看，一个蘑菇，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蘑菇，今天我要做一锅鲜极了的蘑菇汤”（赵。哦，面对战后食物的极度匮乏，有这样贤淑的妻子和如此乐观的母亲，有什么困难克服不过去呢！）这些被从影片情境中剥离出来的话语看来十分平常，但出自配音艺术家之口便被赋予了非凡的审美趣味，就像不起眼的一草一木，一旦被摄影家捕捉进镜头或是经画家点画出来就成了艺术珍品一样。那位迷人的凯斯顿小姐的芳容如今在我的印象中已经依稀起来，但赵慎之的声音却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九年前，我在南京一家餐馆与在上海滩还算有点名气的钱定平先生共进晚餐，席间我们不知怎么会谈起神童来。于是，那个晚上我们的话题几乎一直没有离开凯斯顿小姐和赵慎之的配音。我相信，一定还有不少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会不时回味起化身为凯斯顿小姐的赵慎之的。赵慎之为善良女性配音的颠峰之作无疑是望乡中的阿岐婆。给阿岐（婆）配音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不仅要分别表现角色不同年龄阶段的嗓音特点，更难的是角色情绪起伏太大。赵慎之成功地用自己的声音塑造了各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情绪之中的阿歧的形象，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谈配音时每提到赵慎之，只要你一说是给阿岐婆配音的，他们立即就会说“啊，知道，知道！”阿岐婆同赵慎之以往配音的众多角色都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或者说，阿岐婆是以往那些角色的延续。赵慎之给阿歧配音，完全符合观众的期待，这里肯定存在一个必须顾及观众接受心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赵慎之“适配”的角色类型就此可以画上句号了。且慢，出乎意料的事还就是有！1980年我相继看了悲惨世界和基督山伯爵。竟看到悲惨世界中德纳第的老婆、基督山伯爵中卡德鲁斯的老婆莱奥拉都由赵慎之配音。哎呀，她俩分明应该是潘我源的角色啊？直到影片看完，我才缓过神来。这两个角色的丈夫都是十足的恶棍，她俩都有贪婪、凶恶的一面，对丈夫的恶劣行径也都言听计从，但在恶劣程度上又都远不及自己的丈夫。我回忆起悲惨世界小说原作，雨果在描写德纳第的老婆时就说过，这个女人的人格具有水火不相容的两面性：对自己的孩子充满母爱即人性的一面；对他人的孩子极其刻薄甚至凶残即兽性（狼性）的一面。她首次出场是在自己家客店大门边，正在哄怀中自己的孩子，此时，她是多么慈祥的母亲啊。芳汀不就是冲她当时那副慈祥像，才把科赛特托付给她照管的吗。这个女人的贪婪乃至凶恶的一面，并不完全表现在恶声恶气上，而是表现在与丈夫干起险恶勾当来毫不含糊这一点上。当然，除了第一次出场时她的声音还颇为悦耳外，她后面的台词可完全不是一个慈祥母亲的声调，尤其是对科赛特，我们听来都会为她发怵。在“戈尔博老屋”（小说中的名字），当她看到过去在自己家受尽欺凌的科赛特，如今完全是富人家小姐的穿着打扮，不禁妒火中烧时；当他丈夫召集的一帮歹徒就那么乖乖地束手就擒时，赵慎之的声音可全变了她给“滑铁卢中士”的老婆配音时，语调中的粗俗与声嘶力竭也是一点不含糊！这才使我感到，当时角色的安排无疑非常得当，我也暗自为赵慎之拍手叫好。安排赵慎之给基督山伯爵中卡德鲁斯的老婆莱奥拉配音也同样非常匹配。尤其影片中基督山伯爵到卡德鲁斯开的小客店，卡德鲁斯半夜谋财害命未遂那场戏中赵慎之的配音，情绪把握得十分准确。莱奥拉情急之下，翻卡德鲁斯老底那段台词，是我所知道的赵慎之配的最“泼”的段落。附带说一点，我不主张配音角色类型的脸谱化，但又确实存在某人的声音特色与角色的体貌特征相匹配的问题。想起阴谋与爱情中宫廷大提琴师的妻子，那是个身材硕大的女子，潘我源为她配音非常合适。卡德鲁斯的老婆莱奥拉毕竟不是那种身材硕大的女子，这么说来，我倒是觉得莱奥拉让赵慎之配可能比潘我源配更合适。是的，尽管我有些意外，但不得不叹服赵慎之的造诣和配音导演的眼力！近两年，我不止一次在电视机荧屏上看到赵慎之，如今，满头的银丝取代了二十多年前我见到她时她开始有些灰白的头发，这满头的银丝愈发使她光彩照人。八十多岁的人，气色和精神如此之好，我感到十分欣慰。在此我衷心地祝福这位老一辈配音艺术家健康长寿！    三前文中笔者曾以“电影的一代”自诩，现在不妨说说我何以会这样自诩。我想，一个人能否称之为所谓电影的一代，无非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看这个人是否观看过足够多的电影。第二，这个人成长过程中与电影院的关系以及由此关系产生的对电影院的感情。第三，这个人看的是那些电影。那么，我究竟看了多少部或说多少部次电影了呢？这确实无从统计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的目录，根据上面列出的影片名单，截止1982年以前的，我最少看了一半。除上译厂的译制片我还看了大量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影片，此外还有国产影片，还有（“文革”前的）原版片（什么神花宝剑啦什么外套啦什么巴格达窃贼和小岛奇闻啦等等）。而最近若干年，得益于影碟机和D版片，我观看的电影数量又有大增，就我而言，观影的数量绝对够格。我这一代人，在影碟机出现之前，所有的电影都是在电影院中观看的，我与电影院的关系也就不言而喻。至于我对电影院的感情，这里就没有必要描述了，因为托尔纳托雷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前，已经通过影片天堂电影院出色地描述了一代人对电影院的感情，以及在电影院即将从生活中消失时近乎挽歌般的情感。其实，关键还不在于观看电影的数量，而在于看了什么电影。“电影一代”的概念出自国外，一个人能否归入所谓电影的一代，还必须看这个人观看电影的范围是不是具有“国际性”；他选择的电影是否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和代表性。作为中国人，我当然看过相当数量的国产影片，但恕我直言，它们的比重不大，对我一生审美情趣的影响也甚微。影响我一生审美情趣乃至精神生活的无疑是外国电影。电影虽然是一种大众媒体，但20世纪确实产生了一大批电影艺术精品，它们堪与20世纪其他艺术形式的精品相媲美。我这一辈子有幸与20世纪最显赫的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观看了许多电影艺术精品，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享受。早年我看的大部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电影，尽管大部分苏联电影质量不近人意，但苏联毕竟是举世公认的电影大国，曾产生了爱森斯坦、维尔托夫这样的电影巨匠。苏联电影对我尔后电影趣味的形成无疑起了启蒙作用。幸运的是，当我十岁左右时，多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其他意大利电影就在中国放映。像橄榄树下无和平、罗马，不设防的城、罗马十一点、米兰的奇迹、大地在波动、警察与小偷、如此人生这些电影，尤其像国际声誉经久不衰的偷自行车的人这样的经典影片，在它们作为首轮影片放映时我都看过。何况建国后的前十七年，法国、英国、西班牙、西德、希腊等西欧国家的电影从未间断过在中国放映，而且我几乎一部不落地看过。在大量观看电影的基础上，我对电影艺术的鉴赏力逐步趋于成熟。在选择电影与评判电影的过程中，竟不自觉地倾向于把价值判断放在首位，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两者都不偏废这样一条电影鉴赏原则。自1979年我得到赵慎之寄给我第一本刚刚复刊的电影艺术译丛（即后来的世界电影）开始，电影理论书籍进入我的生活，大大扩大了我的电影视野，同时却又让我面临一种尴尬：我突然之间知道，有那么多我亟待观看的影片，但我只能在书籍期刊上“望梅止渴”。这种情况直到六七年前才因DVD影碟机时代的到来和雨后春笋般D版市场的兴起而彻底改观（我要说一句或许会伤害部分中国人民思想感情的话，D版市场至少在适合中国国情这一点上有其积极意义。否则中国人怎么可能接触到那么多作为世界“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优秀电影文化呢？）。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影迷，最近几年，基本看遍了20世纪所有电影大师的作品。从戈达尔、伯格曼到塔尔科夫斯基、安吉罗普洛斯等等等等，甚至包括贝拉塔尔的作品。我终于可以说：我的课补齐了。电影当然是以欧洲电影为主体的外国电影在我一生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如此说来，我自诩为“电影的一代”也就顺理成章了。必须声明，我并不认为“电影的一代”这一称谓（能算称谓吗？）有丝毫荣耀的含义，我只是为自己陈述了一个事实，以便我在陈述自己对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无比崇敬之时，使我的陈述更丰满，因为我对配音艺术的热爱是附丽于我对外国电影的热爱之上的。首先应该确定，我是个电影（主要指欧洲电影）爱好者，译制片作为配音艺术的载体，我对它的爱好包括在我喜爱的外国电影之中。因为外国电影是一个范围宽广得多的概念，并且不能回避一个事实：译制片中尽管不乏一些优秀影片，但大部分有世界影响的经典电影却不在其中。我所看过的塔尔科夫斯基、基斯洛夫斯基、伯格曼、戈达尔、布努艾尔、费里尼等众多世界级导演的电影都未曾译制成中文版，可以说中国影迷看的经典电影都是原版片。就数量而言，原版片也比截止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行的译制片多得多。话要说回来，就我自己而言，正是当年我大量观看译制片的经验，熏陶出我尔后堪称纯正的电影趣味。如果没有译制片对我的启蒙，我的人生很可能就会与20世纪世界电影文化宝库失之交臂。相对于外国电影，译制片显然只具有派生的意义。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是结在外国电影之树上的果实，这颗果实过于硕大，也过于灿烂，以至我在欣赏外国电影与欣赏配音艺术时既可以两者（不是正好有译制片这一名称吗，顾名思义，译制是指翻译配音；片是指影片即外国影片）并行不悖，又可以把两者剥离开来。某些时候，我甚至把对配音艺术的选择置于影片之前。年轻时，当两家电影院一家放映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影片，另一家放映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影片时，我总是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哪怕后者是我已经看过的。这或许曾使我错过了某些好片子，但我从高水平的配音中得到的艺术享受完全可以弥补可能的遗憾（有些长春译制的影片本身是很不错的，如排演在继续、狼窟、复活、好兵帅克。但在我以及当时许多译制片爱好者看来，经长春厂一配音，往往好影片也会搞糟）。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班子就像一颗耀眼的钻石，每一个面都闪光。又可以将它比喻为一个管弦乐团，每个配音演员都代表了一个声部，很难说哪一个人完全可以被别人取代。邱岳峰那种时而诙谐时而阴郁，世故到势利程度的声音使众多角色的配音非他莫属。只要一听到毕克的声音，无须面对银幕，一个刚健沉稳，有时还足智多谋的男子汉形象一下子就栩栩如生地跃入眼帘。那种华丽，华丽到华而不实程度的角色（红与黑中的德拉莫尔侯爵、阴谋与爱情中那个王爷的侍从、王子复仇记中那个奥司力克）如果不找尚华，恐怕就到不了味儿。“铜锤老生”的角色（阴谋与爱情中的王爷、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中的“收藏家”、偷东西的喜鹊中的斯卡林斯基公爵、罪恶之家中那个神秘的探长）少了杨文元足以造成十几年的缺憾。胡庆汉那含蓄和有时透露出不祥预兆的古典味儿（第六纵队和巴黎圣母院的旁白和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叫人多年难以释怀。比敦实比憨厚谁能比得过于鼎。而风流倜傥这句成语似乎就是为童自荣的角色特地创造出来的。更有李梓、曹雷和丁建华，前者角色类型的跨度之大简直叫人不可捉摸，曹雷的高贵端庄令人肃然起敬，丁建华的声音又总是能甜到人心里。遗憾的是，一种文化形态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为基础的，一旦某种特定的时代背景消失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也会随之消失。因此，文化只具有形态学上的意义，而无什么进步先进可言，尤其对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个个生命个体纯属生理特征的配音艺术，更是如此。这里牵涉到他们各自生理条件相互之间“个体的不可互换性”和不可替代性。具体说，邱岳峰的“配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