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EMBA课程《全球领导力》经典教材（doc 74页）.docx

清华大学EMBA课程全球领导力经典教材 第一章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清华大学教授、全球领导力课程领导人、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前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出生于美国纽约，14岁时上了一所全是男孩儿的寄宿学校霍奇基斯学校（Hotchkiss）。第一章序    行胜于言     我和约翰·桑顿先生的初次相识是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当时我在英国伦敦和几位高盛公司的资深人士探讨如何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学院的发展方案。讨论是热烈而富有成果的。就在为时一周的讨论接近结束时，桑顿先生来到我住的四季酒店，与我就讨论的内容深入交换意见。交谈中，他对中国的重视，对为中国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的满腔热情，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管理教育颇有见地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伦敦研讨的基础上，经过各方面长达一年多的努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了由三十几位中外著名企业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当时的院长朱鎔基总理担任名誉主席，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亨利·鲍尔森先生担任主席。约翰·桑顿先生作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历次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发展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贡献出他的智慧和热情。     大约一年多以前，桑顿先生通过他的同事向我探问，是否可以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教，他准备来亲自组织讲授全球领导力的课程。他表示，深入了解中国，为中国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是他弃商从教的主要动因。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清华大学领导的积极回应，决定正式聘请约翰·桑顿先生为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当我把这一消息当面告诉他时，他显得十分兴奋，就像一个人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即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生涯那样。这样，在2003年9月，约翰·桑顿先生如约走上清华经管学院的全球领导力讲堂，开始了他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生涯。     中国的管理教育是一个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事业。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面临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巨大社会需求，承载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高我国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管理水平的极高的社会期望。中国的管理教育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业，它面临着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师资匮乏，资源有限等重重困难。如何“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如何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的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如何培养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而又了解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如何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经营战略头脑的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是管理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巨大的历史性挑战。约翰·桑顿先生自愿加入到中国的管理教育工作者的行列中来，身体力行，无疑会对我国的管理教育事业贡献出新鲜的经验。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力”，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改善和提高“领导力”在企业领导人中有着广泛而迫切的需求。然而在各类管理教育机构中（包括大学和培训机构），虽然设有类似的课程，但缺乏系统的、成熟的、成功的课程范例。很多人认为“领导力”含有科学的成份，但更多是艺术。它可以“学”可以“悟”，但很难在课堂上“教”。桑顿先生以其自身丰富的领导经验，并且邀请世界各地商界、政界、学界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来到清华，与学生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分享他们的领导经验，实为一大创举。从课程结束后同学们的评估结果看来，课程得到了学生们的高度评价，课程是成功的。在这里，我要祝贺约翰·桑顿教授勇敢探索的成功。约翰·桑顿教授和这些大师们的此次行动堪称行胜于言。     为此，我代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感谢约翰·桑顿教授，也感谢这些为清华学子讲授全球领导力课程的大师们。感谢你们为培养中国未来世界级领导人才所做的一切。相信同学们一定会牢记先生们的教诲，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辱使命创建功勋。     我也相信，由清华EMBA学子记录的这本全球领导力一书，会使这些真正凭借自己卓越成就而赢得世界尊重和钦佩的领导人的经验之谈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这种“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同等重要”的使命感，正是全球领导力课程精神的具体表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2004年3月19日于清华园 第一章关于约翰·桑顿（国）    约翰·桑顿出生于美国纽约，14岁时上了一所全是男孩儿的寄宿学校霍奇基斯学校 （Hotchkiss）。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富豪子弟的贵族寄宿学校，特别注重对学生性格的铸造。约翰·桑顿在霍奇基斯学校里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以外，在运动方面也表现突出，他同时担任学校篮球队和网球队的队长。从就读霍奇基斯学校开始，约翰·桑顿就显示出了一种与父辈不同的倾向，在一个有着浓厚律师传统的家族成长的他本应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青年时期的约翰·桑顿，用了八年时间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士、法律硕士和管理学硕士学位。二十六岁找工作时，他没有遵循父母都是律师的家族传统，把目光移向投资金融领域，1980年约翰·桑顿进入了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盛公司。他经历和摆脱了每个初入社会的人都会有的困惑和不适应，34岁就成为了合伙人。从最初纽约总部的并购部普通职员到后来成为高盛的第二把手，桑顿22年的职业生涯和高盛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并购方面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桑顿凭靠令人叫绝的交易策略使得昏睡的伦敦市场复兴，也因此树立起名声，最终踏上了通往世界知名投资银行家的金光大道。     从独立运作首战告捷“摸着石头过河”     桑顿对高盛众所周知的贡献就是开拓了其国际业务。事实上在桑顿入行之初，高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美国本土公司，鲜有国际业务。而在桑顿的策动下，它的国际部门从最早的50名员工发展到今天的6000多人。     Global Leadership 全球领导力进入公司还不到10个月，他就对上司要求说，希望能够独立运作一个项目。也许是考虑到约翰·桑顿的资历还不够，上司就把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项目交给了他。该项目的客户是一个全球有名的胶制品生产商，他们希望能够把自己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卖出去。之所以说没有多大希望，是因为在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该客户已经找过了200多个不同的公司，但是没有一个愿意收购。     经过研究以后，约翰·桑顿发现这200多个公司几乎全都是美国公司。为什么不尝试跟那些美国以外的公司去接触呢？于是，他从外国公司的名单中，圈定了六个可能有购买意愿的公司，其中一个是英国的Thomas Tilling公司。巧合的是，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正准备在美国拓展业务，他对约翰·桑顿的建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最终收购了那家胶制品生产商。     这个项目的成功使约翰·桑顿开始了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强烈关注。他向高盛集团提出申请，要到伦敦去发展。“当我跟同事们说我准备去伦敦时，他们都说我疯了。”约翰·桑顿回忆说，“其实就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欧洲经济是否已经出现了转机，不能确定欧洲的改革会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也不能确定美国的投资银行是否愿意到英国去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到英国开辟新战场毫无前人经验，一切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美国方式”将伦敦塑造成一个现代城市     1982年底，他搬到了伦敦，最初的想法是给欧洲的公司提供投资咨询，帮助他们拓展美国市场。“一开始确实不容易。”约翰·桑顿回忆刚到伦敦时的情景说，“当时我在投资银行业里做了还不到三年，自己也没到29岁，在这个年纪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投资顾问不太容易。”     为了吸引英国企业的注意，约翰·桑顿给自己制定了两个策略。第一，必须想尽办法使自己成为英国知名企业和知名企业家的投资顾问，这将会迅速地树立自己的品牌；第二，找出那些市场价值被低估的英国企业，因为这些公司很可能会被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很快，在英国证券银行家们聚会的午餐上，人们发现这个美国人总是不请自来，而且往往从刚认识就开门见山地谈合作。     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一句话：无巧不成书。     约翰·桑顿到达伦敦的第一天就有意外的“收获”。这一天，他顺手翻起当天的报纸。一个新闻标题马上使他为之一振“对Thomas Tilling公司的敌意收购”。该新闻中提到，这笔收购的价格大约为63亿英镑，比历史上的最高收购价格（15亿英镑）高出四倍还要多。而大多数人认为，由于Thomas Tilling是当时英国的企业巨头，所以这次收购不会取得成功。     约翰·桑顿却不这么认为，他看到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说：“我也许能帮你。”由于有过合作关系，这位主席就约他当面去谈。到了Thomas Tilling公司以后，约翰·桑顿给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强调说：这个敌意收购是非同小可的，如果公司对此毫不理会，那么这次收购必定会成功。     而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Thomas Tilling公司所聘用的那家英国证券银行对这个报道置若罔闻，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是，Thomas Tilling公司聘用了高盛公司作为投资顾问。     这笔敌意收购最后并没有成功。由于Thomas Tilling公司在英国企业的影响力，高盛公司也开始在英国企业界崭露头角。“从这个经历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与美国成熟的投资银行相比，英国的证券银行并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英国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了，高盛公司可以把美国的经验运用到英国来。”约翰·桑顿说，“这也改变了我们原来帮助欧洲企业拓展美国市场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帮助欧洲企业在他们本土进行投资和经营。”此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在防范敌意收购方面的专家。     确实，在80年代初，英国证券银行的市场观念并不是很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富有“绅士风度”的，因为一旦他们签订了跟客户的协议，就守株待兔式地等着客户找上门来。     “美国方式”使约翰·桑顿在英国证券银行界中引起了一股骚动。1986年，英国总共有五笔敌意收购，每笔收购的价格都超过了10亿英镑。高盛公司参与了四笔敌意收购的防卫，其中有三笔敌意收购的防卫是成功的，还有一笔最终的收购价格大大高出了开始的报价，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早在1983年，桑顿便开始了试图在欧洲建立投资银行特许业务(franchise)的努力，并于1985年搬到伦敦定居。在欧洲，桑顿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起了庞大的并购业务，成功地为高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欧洲商业文化仍以保守自满著称。对美国人来说，与欧洲人做生意同样需要克服很多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和障碍。     2002年，当已经成为高盛总裁及联合首席运营官的桑顿准备举家离开居住了15年的伦敦搬回到纽约时，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撰文称桑顿“将伦敦塑造成一个现代城市”，不无夸张的赞词指的是桑顿冲击了当地商业银行昏昏欲睡、缺乏进取精神的经营方式。     桑顿在欧洲的成功也部分地受益于英国及德国政府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私有化进程。这给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高盛在英国最得意的项目当属英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即BP）的上市，在德国则是德意志电信这两个超级项目奠定了高盛在欧洲的地位，而BP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便是桑顿的密友。     转战亚洲落户中国     桑顿的触角紧接着伸向了亚洲。1996年年底，他在兼顾欧洲战略决策的同时，被任命为亚太区的主席，并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三年。桑顿和亚洲市场的渊源始自1993年，当时他受聘为李泽楷旗下的星空卫视出售一案的咨询顾问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亚洲市场，并最终成为高盛公司亚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高盛在亚洲的表现在业内被公认为扎实、稳健。高盛承担了中国电信（HK941，现已更名为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银行（香港）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销业务。其中1997年的中国电信项目由桑顿亲自领导。     随着高盛国际业务的不断发展，桑顿也越来越接近公司内权力的顶峰。1999年3月，桑顿成为高盛公司的总裁；同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另一名首席运营官约翰·舍恩(John Thain)一起成为仅次于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的第二把手。     “桑顿是投行业内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曾与桑顿多次合作的工商东亚执行总裁方风雷称。在同事眼中，桑顿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德意志银行亚太区副董事长、前高盛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张红力曾经被桑顿亲自提携过。“桑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能很快、很简短地到达问题的核心，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张红力说，“我认为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美国总统。“     拯救沃达丰     很多人认为，约翰·桑顿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遗余力地建立跟知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一个鲜明的例子发生在1988年，约翰·桑顿把目光放在了一家名叫Racal集团的英国电子公司。     从表面上看，Racal集团的年度财务收支平衡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引起他注意的是平衡表上的移动电话子公司，这个子公司规模很小，资产仅占集团总资产的20%。“当时美国也有几个地方性的公司在做移动电话，这些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其中上市的几家公司被市场大大高估了，因为人们都相信移动电话将是前途无限。”约翰·桑顿回忆说，“我惊奇的发现，Racal下属的移动电话子公司居然处于盈利状态。最后我得出结论，Racal集团的股票实际上是被市场低估的，它很可能会面临敌意收购。”     他马上给Racal集团的董事长（此前并不认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秘书帮他留了言。到了当天下午，该董事长给他回电话。约翰·桑顿说：由于事情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需要当面谈而不是在电话里谈。两人按约定在酒店见面，约翰·桑顿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对方，并且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把股票中的20%拿出来单独浮动，以体现移动电话子公司的市场价值。随后，约翰·桑顿按对方的要求提供了书面报告。第二天，Racal集团就按照约翰·桑顿的建议，把20%的股票单独浮动。     如今，Racal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那个移动电话子公司，却变成了今天英国的企业巨头沃达丰（Vodafone）。高盛公司也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投资银行巨头。     在欧洲征战多年以后，约翰·桑顿发现亚洲跟当年的欧洲有着相似之处，亚洲尤其是中国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潜力。1994年，他问高盛集团的董事长，看自己是否能够搬到上海。董事长驳回了他的要求，因为他“在欧洲非常有前途”。但约翰·桑顿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亚洲的关注，他开始着手帮助李泽楷把星空电视（Star TV）卖给全球媒体巨头默多克。     默多克一开始对收购星空电视并没有多大兴趣，业界也普遍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的星空电视还处在亏损状态。约翰·桑顿跟默多克在洛杉矶和伦敦的会面中，很少直接说到星空电视的细节。相反，他们谈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市场潜力。默多克最终以将近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星空电视，约翰·桑顿也从此成为了默多克的“哥们儿”，后来默多克的BskyB在英国上市，也是由约翰·桑顿完成的。     桑顿先生1993年第一次到中国来，并工作了一年的时间，在那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今年49岁的约翰·桑顿，在5年以前担任高盛公司亚洲区主席时，就开始和中国的许多部门和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2003年，正当他成为接替该公司CEO的热门人选之际，桑顿突然宣布辞职，并且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客座教授，每周一次往返于北京和纽约的家。 第二章桑顿表示，“来清华不是创造精英，而是创造培养精英的条件，使清华成为培养全球领导人的卓越中心。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崛起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我这辈子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将会怎样？所以我决定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到清华推动世界（1）    “为什么是清华？” 桑顿说，“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认识清华，和他们相处融洽；第二我认为清华作为一个培养过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学校来说，有它特殊的位置。”     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无薪的教授。高盛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的惊人举动曾令各界哗然。     2003年3月的一个早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伦敦经济学院商学院院长劳拉·苔森像往常一样打开当天的英国金融时报，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射入他的眼中，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华尔街国际投资银行巨擘高盛公司总裁、联合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先生宣布辞职。“退休”后的他将成为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并在该院内发起一个名为“全球领袖”的项目。     后来劳拉·苔森告诉约翰·桑顿：“想象一下当我读到今天早上的金融时报，发现你已经决定离开高盛去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时，是多么地吃惊。”     纽约时报也对桑顿的决定表示疑义，认为对于桑顿这样大权在身的华尔街经理人来说，中国是不寻常的一招棋。“虽然这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实体近来已成为一些领先投资银行的主要目标，但它仍然是一个金融体系相对绝缘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评论说，即使是在中国的政府和学界精英圈内，只有少数人说英语，中文一窍不通的桑顿必定处于相对劣势。     约翰·桑顿是高盛集团下任首席执行官热门人选，在这个关键时刻意外宣布辞职，离开这家全球性投资银行兼证券公司，接受中国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教授，此举必将有助于加强跨国公司同中国未来商界和政界精英之间的联系。     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 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 全球领导力桑顿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投资银行家，同全球许多顶尖公司以及福特汽车公司等高盛长期客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桑顿去年薪酬达1120万美元。桑顿说，他辞职的原因之一是，现年56岁的高盛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预计将继续工作至少4年5年。他说：“我一直知道，有朝一日我将停下手头的工作，去从事一些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工作。”桑顿已经在高盛工作了22年，今年将迎来他的50岁生日，此时此刻作出这样的决定“似乎符合时宜”。     鲍尔森称：“我们将十分怀念约翰。他是公司最出色的典范。”     担任清华的教授，约翰·桑顿认为这个决定是符合逻辑的。他说：“我始终有一个理想，就是让自己能够为社会公众作贡献。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办法是进入美国政府；又或者是被总统任命去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现在这依然是实现理想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我认为现在清华大学所做的，就是目前我所能够选择的最佳途径。因为这里影响到将来，甚至可以说，这里就是将来。”     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桑顿这次来清华，将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负责一项旨在培训中国未来精英的大学计划，届时将邀请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课堂上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管理研究生项目的学生分享其商业经验和理念。桑顿说，安排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中国未来的商界和政界精英汇聚一堂，不仅有助于提高那些监督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的人士的管理技能，也有助于加强中国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他说，那些常常认为在中国不可能赚到钱的美国企业必须提高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     他说：“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他说，在决定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和教育事业后，他向清华大学管理人士就工作安排作出了提议。桑顿此次举动凸显出，他认为中国未来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重要。     桑顿于1980年加入高盛，当时担任并购咨询银行家，之后晋升迅速。1995年，桑顿成为子公司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的联席首席执行官，1996年担任高盛（亚洲）公司(Goldman Sachs Asia)的董事长。1999年，他被任命为高盛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     尽管过去20年来，桑顿一直在伦敦工作，但他在高盛制定中国市场发展战略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称，这方面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具有的发展潜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7年，他帮助高盛成为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主承销商，这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以及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的工作方式。     桑顿先生1993年第一次来中国，并工作了一年的时间，在那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清华的渊源则可追溯到1999年清华经管学院前院长、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出访美国前和他的一次交谈，那时他萌生了到清华工作的念头。他对清华的看法是拥有很多人才，并且这些人才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桑顿先生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用这种才能造福于社会，他说看到中国崛起是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如果能对这件事产生影响力，哪怕是一点点也会让他非常兴奋。他说“对我的一生而言，中国都是我生活的重心”。     他说：“朱镕基总理亲自指挥困难重重的重组工作，并使之变为现实。由此，我明白了他们的操作模式和发展潜力。我发现朱镕基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他的务实作风令人印象深刻。”     于1999年春与朱镕基总理的会面加深了桑顿的上述印象。当时桑顿指出，中国正设法彻底整改岌岌可危的国有企业，因此急需高素质的管理人士。朱镕基要求他起草一份关于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建议。这份建议促使清华大学在2001年1月召开了一次有关启动高级管理人士培训课程的会议。桑顿回忆说：“那次，朱镕基总理主持了两天的会议。”桑顿说，除了讨论主要议题外，与会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士还非常高兴能有这次宝贵的机会同朱镕基总理进行非正式交谈。 第二章到清华推动世界（2）    结缘清华     退休后的桑顿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人迷惑和吃惊的选择到清华大学教书，并且不拿任何报酬。     以桑顿的资历，退休后在美国完全可以到任何一所名牌商学院去当教授。当然另一个合适的选择是从政，但他非常明确地否认了外界对他从政的猜测。桑顿自称对政治的兴趣主要通过参与一些学术性智库来介入，比如布鲁金斯学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桑顿努力让提问者相信这一选择和他的生活哲学有关。桑顿认为生活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你自己；二是运用你的能量、能力和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力量。“在过去的10年里，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中国上。” 桑顿说。从1993年介入星空卫视出售一案，到后来成为高盛亚太区主席，亲自参与中国电信（香港）的重组和海外上市，桑顿说他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在我的环球经验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     桑顿说如果他能够对双方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将构成一个理想的事业。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桑顿和清华的牵线人正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朱镕基访美的前一个星期，桑顿跟随鲍尔森在北京和朱镕基会面，桑顿向朱镕基建议去参观通用电气公司。“让他们向你介绍他们的管理经验，然后请他们到中国来建些什么。”桑顿说，“你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造，但你没有足够的有能力的管理层。”     桑顿回忆说，朱镕基并没有接着这个话题谈下去，反而要求桑顿物色一个接替他出任清华管理学院院长的人选。“这是不可能的，”桑顿说，“你是不可替代的。你作为管理学院的院长对这个学校是很重要的。”但桑顿表示他可以帮忙找一些退休的、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公司总裁。     桑顿想出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一半由西方公司经理组成，一半由中方经理组成。朱镕基担任名誉主席，鲍尔森担任执行主席。然后和美国的著名商学院联手，请他们的教授进行培训。第一次咨询委员会会议于2000年召开。外方只有40的公司领导出席。“这有点儿让人失望。”桑顿说。但其中包括了BP、沃尔玛及诺基亚等公司的CEO“我介入清华就这样开始了。”桑顿说，“忽然，我看到了可能性。”之后，高盛管理者应邀组建了一支由一些顶尖国际经理人组成的顾问小组，并建立了清华与哈佛商学院的联系纽带。     桑顿已经开始筹划他的教授生涯。授课方式准备以研讨会为主，每次两至三个小时。桑顿将亲自教课，同时每次邀请一位客人主要是西方公司管理层成员，有时可能会是西方的一位政府官员，有时也可能是一位中国经理。“但总体来说，会是我熟悉的人。” 研讨会将不定期举行，取决于受邀方的日程安排。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预算，但桑顿说花不了多少钱，因为“那些CEO将自己出钱来北京”。     桑顿的教授工作和“全球领袖”项目从2003年9月份正式开始。桑顿说请来的总裁们的话题将包括如何创建领导力、在中国的目标，或是关于生活、世界。“对很多职业学院，特别是商学院来说，最重要的是给出实际情况和案例，而不是照本宣科。”     到清华推动世界     尽管桑顿称他的想法是以低调、谦逊的方式开始做事，但他的目标则很明确帮助中国培养新的经济领袖，推动中西方的理解和互动。     这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想法，也不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事实上，这样的努力已经有很多。但桑顿的行动却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不仅是因为桑顿将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位在清华大学全职任教的西方人，而且桑顿极具优势的背景也使人有理由相信这个项目或许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在桑顿辞职的消息公布的当天，他就从四面八方的朋友那儿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邮件。除了对他的退休表示惊讶，很多人还向他祝贺，并表示愿意参与到这个“全球领袖”的项目中来。     在桑顿向记者展示的几份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中，伦敦经济学院商学院院长苔森，布鲁金斯学院院长、美国前国务卿助理斯特罗皮·泰尔伯特（Strobe Talbott），以及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裁、现加盟位于华盛顿的智库集团（Aspen）的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均对清华的项目表示支持并愿意提供帮助和不同形式的合作。苔森提到，非常希望能在伦敦经济学院和清华管理学院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尽管桑顿否认清华教授和高盛高级顾问这两个职位之间有利益冲突，但对于重视发展和培养与政府关系的高盛来说，这样一个通道和平台显然将获得与中国政府更多的交流机会。     桑顿说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成为推动世界的一个积极的力量。“对我来说，帮助人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执行正确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创造财富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毫无疑问，我能得到最大的边际收益是在中国。”桑顿说，“我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向何方，但我知道，无论它通向何方，中国都将是我未来的一部分。”     有媒体称，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成长和壮大着。不仅是成长和壮大，而且在迅速地变化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庞大的非国有资产，并仍迅速地增长着。没有人怀疑，中国的资产拥有者们将操控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的领袖从哪里产生，如何产生，中国未来的政治和政策由什么人主导，似乎也露出些端倪。于是，有人开始注意这些中国的“奇货”了。如果查一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们的去向，就比较容易理解“全球领袖”项目的含义了。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伟大之处不止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强大。美国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国家，它明白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而桑顿先生就是这个国家一个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学院的主席。由桑顿先生不远万里，自带“干粮”，来培养中国未来的领袖，多么绝妙的想法。     中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熟读经史子集的中国人，一样深邃洞达。中国当然欢迎约翰·桑顿。中国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要改进。不断学习是为了成长和进步，只是学而不失根本。      第三章2003年9月16日下午，桑顿先生开始了全球领导力课程的第一堂课。“我希望成为一个推动世界的积极的力量！”在清华大学EMBA开学典礼上，如约而至的桑顿向世人道出了自己的初衷：“在这个世纪，中国经济一定会超过美国。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崛起，实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全球领导力”！序曲（1）    “全球领导力”！序曲     2003年9月16日下午，金秋的北京热意未尽，地处中关村北美丽的清华园里热闹非凡，一辆辆黑色轿车从清华大学的各个校门鱼贯而入，驶过绿树成荫、鲜花满园的校区，从车上走下一群群面带喜悦、精神抖擞、西服革履的先生女士们。     经济管理学院的大楼打出醒目的横幅：培养产业领袖，塑造中国企业未来。今天，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03级新生入学的日子。     经过几番严格考试进入清华EMBA的三百多名新生们陆续办完严谨的入学手续，交完了25万元学费的支票之后的程序是与校院领导和老师合影留念。同学们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排队站定后，眼前忽然走来一批胸前带着鲜花、一路谈笑风生的嘉宾，走在中间的一位风度翩翩、西服革履的西方人被簇拥着落坐在前排正中间。     这个人是谁？约翰·桑顿！在EMBA录取通知书中提到的那个人。     对，他就是约翰·桑顿。高盛银行前总裁约翰·桑顿真的如约来到了清华园。清华大学EMBA的新生们迎来了第一位世界级公司总裁出身的教授。约翰·桑顿将讲授在清华独一无二的课程“全球领导力”。     EMBA的新生们与约翰·桑顿合影之后，集体来到清华大学行政主楼大厅，准备聆听约翰·桑顿到清华来讲授的第一堂“全球领导力”。     中国将在本世纪崛起！你们要有使命感！     “在这个世纪，中国经济一定会超过美国。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崛起，实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在清华大学EMBA开学典礼上，桑顿向世人道出了自己的初衷。     桑顿先生说：“在英特尔，40%的收入来自中国，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数十亿元之多。而美国工商界的精英们缺乏这样的信息。”     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 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 全球领导力“21世纪，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有多大？在美国没有人可以做出成熟的思考。而美国现行政策将中国定位于战略性竞争伙伴是不对的。”桑顿说，“我的目标就是要为中美两国的交流和沟通做出努力。”     “选择清华是因为清华的很多毕业生都成为了重要的领导人，与他们的交流将最直接地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桑顿毫不掩饰地说，“我希望能够长时间地留在清华。”     他表示，将在自己的“全球领导力”课程中，邀请全球知名企业领袖和政府官员参与授课，与学员们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交流。     桑顿希望能够成为“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的人”，“我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国中心，分析、采集并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     2003年9月16日下午，桑顿先生开始了“全球领导力”     的第一堂课“全球领导力”是由桑顿亲自设计、组织并参与授课的一门面向高级管理人员的课程，特别强调教与学的互动性。主要内容包括：领导的特质、领导与学习、领导与创新、领导与变革、妇女与领导力、领导成长及领导与激励。     可容纳600人的教室在开课之前半小时已经座无虚席，学员们不仅带着纸和笔，还带着摄像机。     领导力可以言传身教吗？当戴着厚厚的鹿角镜框眼镜、还是一副银行家打扮的桑顿站在清华的讲台上时，这是他需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我不认为自己能把你们都训练成为卓越的领导人，这需要你们的自我觉醒。”桑顿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诚实。     在桑顿的学生中有23家上市公司总裁、4位福布斯中国榜富豪、国资委管理的196家大型国有企业中的10位总裁。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有点冒险，但却并不盲目。     桑顿说：“我要让你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全球公司的领导人，你们必须学习如何像GE前CEO韦尔奇一样思考，因为在未来20年，你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些竞争。我希望你们能具有全球视野和追求，很多时候，你们缺乏这种自信。”     谈到领导力问题时，他说一个成功的领导人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向榜样学习、善于阅读并且有强烈的使命感。参加此次课程的大部分为清华的EMBA学员，另外还有少数IMBA、MBA、MPA学员。课堂上学生们提问踊跃，很多学生直接用英语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桑顿进行了探讨。     当被问及“如何使“全球领导力”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时，桑顿说除了邀请中国以外的成功领导人参与授课外，他同时还会邀请中国的知名企业领袖参与到课程中来，从而提高学生对领导力诸多层面的理解，使学生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导风格与技能。课后，在谈到如何看待此次学员的提问时，桑顿用“活泼、生动”进行概括，同时他也表示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便今后与学员更好地沟通与交流。     有学生问道：桑顿先生，您在清华能够做到像在高盛一样成功吗？     桑顿对于自己面对的压力了然于胸。“在过去的6个月，我的经历非常有趣，我回答了无数遍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何离开高盛到清华担任一名教授，忽然之间我意识到，现在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对我以及在座的各位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是桑顿在清华的开场白。     他在讲台上缓缓踱步，使每个学员都能看到他脸上的诚恳。     尽管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桑顿的简历都已经非常熟悉，但他还是固执地完成了“我是谁”的介绍。他相信加深这种了解对大家都有益。与学院派的教授不同，桑顿强调好奇心、阅读和使命感，他对学生的评价将取决于课堂表现、论文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单独交流。     “课程不是要创造精英，而是传授一种经验。成功的领导人有一些共性。就我个人而言，在伦敦的时候我犯了许多错误，幸运的是我都很好地改正了。要善于阅读，不断刷新头脑，更重要的是使命感。如果你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你会固步自封。要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会非常灵活地安排课程，你要写明你的人生目标或者寄磁带给我，我们要相互了解。”     这更容易让人回忆起桑顿原来的工作，与客户交流的超凡能力似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在桑顿的长期计划中，他要使清华成为全球卓越领导人的培训中心。桑顿向学员承诺：“你们可以提出要求，希望哪位来，我就去邀请他过来和你们交流。”     这确实是个诱人的课程计划。     桑顿第一次演讲就表明全球化视角的重要性。他向学员赠送新书高盛文化，在课程说明的第一页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在演讲中他朗读了1815年法国报纸一周的标题变化“狮子已经出笼，野兽踏上法国的领土”、“独裁者期望征服法国”、“解放者抵达巴黎”、“皇帝已经登基”。桑顿试图通过拿破仑的经历向学生讲述人们对于领导力的看法转变的戏剧化过程。     但是，接下来他却无法避免地陷入中国式提问的泥沼之中从“孔子”、论语、“长征”、“毛泽东”到“吕不韦”和“秦始皇”，学员们对“全球领导力”显然有更中国化的理解，而这与桑顿口中的约翰·布朗、鲁宾有显著的差异。除了对自己熟悉的朱镕基略加评述，桑顿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其他的名词并不是十分熟悉。在对话的过程中，桑顿几乎要重复每一个提问以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学员的意思。尽管如此，提问者还是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