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研究报告.docx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经济增长方式1.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2.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一定义言简意赅。3.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例如：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4.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够理解：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但这里考察的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5.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1）无通胀增长。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无通胀增长被经济增长理论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这一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他认为：“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此外，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2）有一定速度的增长，即达到或适当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3）实现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增长。（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手段与方法，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及要素的组合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由于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是指产品和服务或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加,可见,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加丰富, 也是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课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内涵上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 关键是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基础, 但发展方式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 不能仅仅用资源配置效率来衡量, 还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来衡量, 不仅要靠完善市场体制来解决, 还需要在完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进程中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讲,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才能使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根本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四）包容性经济增长更接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原因（一）一些常见的不真实的说法1.资源对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日益突显。据2008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 434亿立方米,人均2 071立方米,接近国际缺水警戒线(1 7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列世界第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上海这座城市不缺水,但却是水质性的缺水城市,缺少优质的水,有数量,但质量不高。中国的水资源分布的特点是南涝北旱,春夏雨多,但秋冬比较干旱,即所谓的地域性、季节性缺水。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也少。我们的石油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值之比仅为8.3%,天然气为4.1%,铁矿石25.5%,铝矾土9.7%,而这些都是工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2.资源消耗太多。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化学需氧量减排接近“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5.61%，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十一五”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标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高位。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从各方面因素判断，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趋于稳定。我国现有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这些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化将进人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二）真正的原因1.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人均国民收入 9781.19 万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以 3855 美元为界，在此以下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此以上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 出 了“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仅用了8年。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0000美元的门槛。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如很多拉美国家是国际收支出了问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比，显然是技术创新不足。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进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进而“寻租”行为普遍发生，私营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府官员中腐败行为的增加，如果制度建设又不能及时跟上，往往会出现政府效率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和一般企业的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出现社会动荡，也就是说当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效应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三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日本、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四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五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9748 元，按年均汇率计算已经超过 4500 美元。按此划分，我国已经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我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同样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挑战一：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 30 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部分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蔡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 1970201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从近期媒体报道的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内陆一些地区“拦截”外出打工人员的事例，也佐证了这一点。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挑战二：高储蓄率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 30 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 年我国储蓄率高达 51.4%，过去 30 多年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数据显示，储蓄率与抚养比呈现逆向变化关系，过去 30 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发生改变。2009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 1.67 亿人，65 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 1.1 亿人。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 2020 年规划预测，到 2020 年 60 岁和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 2.34 亿人和1.64 亿人。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将会出现向下调整，并将影响到投资率的变化，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挑战三：技术创新“瓶颈”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对向我出口技术进行严格限制，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过去 30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19792007 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53.5%、25.3%和 21.2%，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 年代比 80 年代提高 20 个百分点，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挑战四：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 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 11.3%和 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1.1 和 1.3 个百分点。2008 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2.9%。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历史高点。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 年的 39.1%，2007 年已降至 25.1%；美国为 1981 年的 29.3%，2007 年已降至 17.1%。同处东亚地区国家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 1970 年的 38.8%，2007 年下降至 22.8%；韩国为1987 年的 34.5%，2007 年下降至 31%。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产能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挑战五：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过去 30 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8.5%，而消耗的钢材占 46%，煤炭占 45%，水泥占 48%，油气占 10%。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 8 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47%。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 年国家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 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30 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 2009 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 年已超过 32 亿吨标煤，比 2000 年的 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 年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 1.7 亿吨标煤，如果今后 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 1.7 亿吨左右，到 2020 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 50 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降低 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挑战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2009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 3.3 倍；从区域看，200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 2.4 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 4.2 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 10 个行业与最低的后 10 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 2005 年的 3.5 倍扩大到 2009 年的 4.1 倍。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挑战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乡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业市场化，使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由于不同群体利益差异扩大，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在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技术创新“瓶颈”制约，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各种挑战更加严峻复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艰难。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2.从需求角度来看。建国初期,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资本十分短缺和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必须压低国内居民消费,集中一切可控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这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要使这种模式持续运转,必然要求建立与之配套的低利率、低工资等收入分配机制,以加强资本积累。由此可见,中国最初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了以渐进式改革为核心的转型战略,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中国经济迎来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但“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并未转变。20世纪8090年代,在国内商品短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企业家纷纷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廉价劳动力迅速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地区竞争的推动下,以扩大投资作为加快经济建设的主要抓手,采取财政、税收等多方面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这段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终结,产能过剩和需求约束问题开始凸显,“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变。但由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教育、医疗和住房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等,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强烈,扩大消费内需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过剩产能打开了巨大的国外消费市场,大量企业趁机转向国际市场,用市场结构调整代替产业结构升级,缓解了收入分配调整和扩大消费内需的压力,形成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10年来,这种增长模式不断强化,需求结构的“投资、出口依赖”和收入分配的“资本偏向”症状日趋严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出口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储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又导致投资增长过快”的“怪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从国际环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扩大投资和储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扩大消费,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全球变革的新取向。从国内形势看,支撑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出现。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累,资源环境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要素价格全面上涨,这些因素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大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终结,构建消费主导、创新驱动型的新发展模式日趋迫切。当前中国再次处于加快调整总需求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历史时期。3.刘易期拐点到来。分析二元经济理论时，刘易斯采用了两个部门。一个是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判断、劳动报酬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现代增长部门;一个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以至于新投人的劳动力几乎没有产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的农业部门。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也为零，农业劳动力投人的减少并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没有实质性提高。在此之前，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农业中得到的收人是分享的，只是农业平均产量与所有务农人数的比值，而不是边际生产力(边际劳动生产力低于平均生产力)，此时收人不可能提高。而且由于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他们即使转移到非农产业，从非农产业获得的工资也会长期不变。然而到达P点之后，非农产业如果需要继续雇用新增加的农民工，则必须给农民工涨工资。这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情尽管不是根本性改变，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刘易斯判断这个转折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依据，是对劳动力的吸收已经超过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有时难于判断，其中，如何计算剩余劳动力争议最多。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农民工工资率变化趋势的分析，来间接把握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供给时，自然会引发工资率的上涨。如2002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率为2一3个百分点，2003年为5一6个百分点，而在此之前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来看，2004年一2007年间，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在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2008年，实际增长率达到19. 6%。即使短期内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刘易斯转折点的规律性已清晰可见。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4.成本优势正在丧失。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内地优势是拥有“三廉”成本。即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成本、廉价资源。2003年先失去的是廉价资源，中国资源无法应付出口需求渐依赖入口。2007起劳动成本优势渐失去，不少新兴国家劳动力比中国便宜。2010年起，廉价土地优势亦失去。上述情况过去在日本曾发生，在亚洲四小龙亦发生过，今天在中国内地发生是十分自然的事。这些国家或地区取代“三廉”优势的是“品牌、品质及市场推广”。中国内地下一次能否成功以新优势取代旧日优势？以香港人为例，从手袋、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到汽车，有多少是中国内地品牌？现在很多人对中国内地产品的品质没有信心。中国制造业只是一个庞大的代工制度，以iPhone4 为例，富士康2009年利润率只有5.91%，提供品牌及设计的苹果公司2009年毛利率为40%，是富士康的6.8倍。2010年内地工资上升，富士康希望提价但没有议价能力(如加价，苹果的订单便转到其他工厂)，只有承担大部分成本上升压力，2010年出现2亿美元亏损，但苹果公司2010年毛利率仍是40%。为抵消成本上升压力，富士康只有把生产基地移到内陆更低工资的地方。反观日本、韩国发展初期亦是代工制，渐渐建立本身品牌如索尼、松下电器、丰田汽车，韩国的三星、LG等。今天中国的品牌仍打不开外国市场只能在内地流行，没有自己品牌的企业就没有议价能力，如何提升毛利率？这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面对最大问题。2010年度淡水河谷获利173亿美元、必和必拓获利170亿美元、力拓获利143亿美元，分列全球矿业1、2、3 名，反观中国77家钢铁厂加起来才获利143亿美元。三家国际级采矿公司的边际利润率达42.45%。中国77家钢铁厂边际利润率只有2.91%。其中首20家仍获利，其他钢铁厂如果不是白做便是亏损。中国为炼钢而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却十分大，中国钢铁厂面对生产过剩根本没有议价能力。国有钢铁厂不少同时拥有矿资源，问题仍不大，民营钢铁厂因没有矿资源便叫苦连天。中国大力发展钢铁业，结果赚大钱的是外国采矿公司，自己换回来的只是环境污染。此乃无序竞争下的惨痛代价，亦是中国人一窝蜂投资策略下的恶果，如何纠正？至今仍未知。中国政府仍可利用关税保护内需市场，过去日本及韩国政府亦如此做，但发展出口市场必须建立消费者的信心，即须从品质入手，再透过成功的市场策略去建立品牌，不然中国的企业只能赚5%毛利率，外国企业却赚40%毛利率。无法建立品牌或市场，中国企业将永远停留在薄利时代。5.我国的发展处于新的阶段。我们将在第四节详细讲解。三、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在整体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内向型，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内需推动、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为特征的方式。 1.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高投入。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其它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 24 3%，“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30 2%，“三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28 3%，“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34 1% 。而同时期其它国家的资本形成率都明显低于中国，如美国在 19601978 年间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 20 4% ，英国同期资本形成率为 20 3%，德国 19701978 年的资本形成率为25 5% ，均低于中国改革开放前 30% 左右的资本形成率。持续的高资本形成率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2） 高积累。在不能对外掠夺和引进外资的情况下，高投入必然伴随高积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必须增加投资，只能依靠大量的积累。“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积累率在 23%25%之间，“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30 8% ，“三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26 3% ，“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33% ;1976 年为 31 3% ，1977 年为 32 3% ，1978 年为 36 5% 。而 1965 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积累率只有 19%24%。由此可见，高积累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特点。（3）低消费。高积累必然伴随低消费。除了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把农业的剩余转变为工业的积累之外，国家还采取提倡勤俭节约、相对压低工人工资和实施“盈余财政”等措施以实现资本快速积累。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把职工工资水平压得比较低。19521978 年，中国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从 446 元增长到 644 元，仅增长44 4% ，如果剔除职工生活费用和物价上涨等因素，这一时期中国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长仅为 15 2% ，大大低于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 ( 名义增长幅度为 218.5% ，实际增长幅度为 180.5% )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从 1952 年的 86 亿元增长到 1978 年的 210 6 亿元，增长了 23 倍，大大高于同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数( 44 倍) ，储蓄率也从 127% 提高到 577% 。储蓄增加主要不是收入增加的结果，消费品供不应求、严重短缺、凭票供应、排队购买也是重要原因，许多东西没有相关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此外，政府也减少开支，实现财政盈余，以利增加积累。在 19521978 年的 27 年里，中国的财政盈余年份就有 16 年，财政赤字年份仅有 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