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演示版)课件.ppt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1,中国最大经济学奖花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2008）,首届由100多位国内权威经济学家评选出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最高票当选，并获得50万元奖金。该奖项是目前国内奖励金额最大的经济学奖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选理论编号：CETIA08011 候选理论名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王郁昭、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陆学艺、陆子修、吴庭美、吴象、余国耀、张广友、周诚、郭崇毅，等等,2,理论概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户 只有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适度分离、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并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坚持基本生 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核心是一个“包”字，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常称之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所谓“包 产到户”是指分配功能仍由集体行使，农民收获后将产品全部或部分交给集体，由集体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分配；而“包干到户”则是指农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务， 其余产品都归自己支配，按照群众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3,推荐理由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在改革初期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发表了大量有关包产到户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为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在这次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之后，他们又参与了80年代另外几个中央关于农村“一号文件”的起草制定过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杜润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并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张广友，吴象，郭崇毅，陆学艺，吴庭美，周诚，余国耀等都较早的从正面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必然性、利弊得失、成功经验等，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大都参与过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也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普遍推广贡献了力量。,4,那些人与事：脚踏实地的农发组,在北京，有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里有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 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晓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 文、周其仁等农发组横空出世：1980年9月开始组建，1981年2月成立对于组建，至关重要的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杨勋（1932年生），北大经济系农经老师，“文革”期间曾入狱两年；另一位是王耕今（1911-2007），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再一位是陈一谘。1980年9月，他们在王耕今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的家里，陈一谘提出由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此时，他刚从那里做了三个月调查归 来，后写成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杨勋反响热烈，愿意全力以赴。她建议组织教师和学生利用暑假搞调查；王耕今也热情支持。就在王耕今家的餐桌上，农发组的蓝图被描画出来了。他们知道，此时，那些对农村有深刻关怀的青年，学了新知识，经过思想交锋，已经蓄积了能量，正跃跃欲试呢。“发展”是一个新词儿，据说是何维凌翻译过来的。,5,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成立。成立会在北大招待所召开。由王耕今主持，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也应邀参加。邓力群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1913年生）都出席并讲了话。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农发组最强力的支撑者，也是青年们的导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较早从正面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论文和研究报告主要有：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王贵宸、魏道南、陈一谘（1980年8月）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陈一谘（1980年8月）的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9月）的论包产到户；杨勋（1980年7月）的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杨勋（1981）的怎样看待包干到户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王小强、周其仁（1981年3月）的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陈一谘等（1982年4月）的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双包到户”后的滁县地区农村经济调查等。,6,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社科院农经所，王耕今,7,8,建国之初的农业合作化步伐为什么加快了？,盲目模仿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城乡和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统购统销国家要从上亿个农户那里统派购粮油和棉花等工业原料，成本太高怎么办？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中央在1951年就作出搞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决定，在党内发了文件，并在1952年专门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准备用1015年的时间，在全国实现 农业合作化。但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推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骤然加快，到1956年4月，入社的农户已达90%，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 作化。1958年，又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经济上基本是集体农庄模式，后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单位比集体农庄的规模 要小。在政治上，实行政社合一，又搞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管起来了，比集体农庄要严。,9,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础的演变：,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鼓励社员养猪；有领导有计划的恢复农村集市等。但公共食堂仍然坚持。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 取消供给制，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1962年2月，经过充分讨论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 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10,包产到户：中途夭折的农村改革试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由于农村经济困难，粮食供应紧张，部分农村开展了包产到户试验，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是，包产到户有悖于毛泽东所主张的集体化道路，因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和禁止。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毛泽东严令：禁止搞“包产到户”,11,22年合作化运动的结果是什么？,从1956年到1978年，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二十二年，党和政府倾全力抓农业、搞运动，结果大失所望。1955年产粮食3678.7亿斤，当年全国 61465万人，人均598.5斤。到1977年，粮食总产5654.5亿斤，全国人口增加到94974万人，人均占有粮食595.4斤。辛辛苦苦干了二 十二年，人均粮食反而下降3.1斤。1955年城镇人口只有8000多万，1977年城市人口超过1.6亿。1955年还有少量粮食出口，1961年起就 要靠进口粮食了。,12,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是如何在安徽得以重生的？,在实行大包干到组的过程中，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先分为四个组，不行，又分为8个组，还不行，怎么办呢？在1979年开春的一个晚 上，小岗生产队18个人在一起开会，协商的结果，决定把大包干（到组）再分解，干脆实行小包干到户。这在当时也是犯忌的。幸好，凤阳县委的陈庭元书记、滁州地委的王郁照书记理解农民的苦衷，冒着风险，把他们保下来了。历史性变革：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干到户,13,陆学艺的亲历：,“第二天一早，刘家瑞带了一辆上海轿车，陪我们去肥西。路上，他向我们交代：不要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车行约一小时多，就到了肥西县山南区，进到试验区境内，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景象，已经黄熟的麦子，呈高矮不同的三层楼式的分布，大片是长得又密又高的麦子，有一部分则矮一些，小部分的麦田则是又稀又矮。老刘说：长得最高最好的是包产到户的，矮一些的是包产到组种的，最矮的是生产队集体种的。我们的车在柿树公社东大街生产队的田边停下。有的社员已在开镰割麦。 我们到了，他们停下来向我们问好，有的还举着刚割下的沉甸甸的麦穗，向我们示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4,安徽开始搞的是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为什么后来小岗村成了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成了发源地呢？,这要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关系和异同说起。包产到户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生产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对农户实行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双方签订合同，超产者奖、 欠产者罚。一年签一次合同，秋后社员按定产合同向生产队交粮食等农产品，统一核算后，再按合同向社员分粮分钱。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早在1956年 就有了，几起几落，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只是又重新恢复，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包干到户是在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大潮中的新创造。它的直接来源是凤阳在1979年实行的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因为历史原因，连几家一起干也合不拢、搞不好，就把组的责任田和任务分到户，所以开始这里叫小包干（到户）。但这实际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表面上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简化，省去了统一核算、统一分 配的繁琐手续，实质上则是免去了生产队这一级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组织。后来的实践证明，生产队这个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全部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也即包干到户）以后，绝大部分的生产队就名存实亡，这一层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就不再存在了。社员自主经营承包的责任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 的，剩下都是我家自己的。这样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所以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据陆学艺在1980年代的调查，那时有关部门的统 计，1980.12全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9.4%，搞包干到户的占5%，到全国双包责任制推广以后，到1981年10月，包产到户占7.1%，包干到 户占38%，到1982年6月，搞包产到户的占4.9%，包干到户的占67%。可见，自1981年以后，许多生产队就直接搞包干到户，搞了包产到户的也转 为搞包干到户。到1983年全国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大部分都是搞的包干（乾）到户。所以我们后来说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把大包干纪念馆 建在凤阳小岗村是有道理的。,15,艰难的抉择，微妙的调整,1979年9月，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开幕，万里和贵州、内蒙古等几个有包产到户实践 的省的领导，向中央介绍了小范围包产到户成功的实践，据理力争，在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把原来决定草案上的“不许分田 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从不许改为“不要”。一字之差，不仅是语气缓和多了，而且是有了商量的余地。指出了在某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例外，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而后来的农村改革的大潮，正是从这个小缝里发展起来的。1980年4月2日和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两次谈话，把允许搞包产到户的门打开了。,16,艰难的抉择，微妙的调整,1980年9月14-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 专题讨论。会上两派争论很激烈。这次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万里此时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杜润生以农委副主任的身份，负责文件起草，最后形成了一个 妥协的文件。一方面肯定重申：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同时指出，集体化经历过曲折和发生过一些失误，对人民公社脱离 农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会议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 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名义印 发全党，是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明确表明“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的第一个文件。这是对多年来关于包产到户争论问 题的一个总结，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向前推进了，是根据实践作的校正和补充，也是党中央对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作 了肯定性的回应，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75号文件一传达，立即受到亿万农民的热烈拥护，从此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闸门被打开了，真正势不可挡。,17,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中央文件，应该是七个。前面讲到的1980年中央75文件，正式开启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闸门，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应该说是第一个。以后是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最后还有一个中央1987年的五号文件，同样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七个中央文件是一个整体。,18,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说是“顺气丸”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说是“大力丸”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说是“长效定心丸”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评价是“跌打丸”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的评价是“樟脑丸”1987年的中央第5号文件,19,回顾与思考,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最大成就：废除人民公社，解放生产力农村改革的主体是农民群众包产到户的实行，先从试验区开始做好农村改革和发展工作，要有一个参谋部农村改革开了个好头，成果显著，完善依然任重道远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要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20,本课件的主要内容来自于陆学艺、黄孟复、温铁军、林毅夫、周其仁的回忆和纪念文章，特此对这些中国农村改革的开拓者表示忠心的感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