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docx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原著/道格拉斯诺斯 译者/刘瑞华导 读刘瑞华（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1920）是当代经济史学界最受瞩目的大师之一。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是他的近期著作。为了理解诺斯的理论脉络，有必要介绍一些他早期著作的内容。诺斯在学术上的贡献与1950 年以来西方学界兴起的新经济史或计量史学（cliometrics）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美国的经济史学界崛起的新一代学者特别强调结合经济学与历史，并且致力于应用经济分析与统计方法研究历史问题。诺斯就属于第一代的新经济史学家，在1950 年就开始推动应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的工作。在1961年，诺斯就出版了美国的经济成长，1790-1860年（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1790-1860）一书，探讨美国在内战以前的快速经济成长。该书可说是新经济史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一本专书，也是有关美国经济史的一本经典之作。诺斯在该书中清楚的利用国富论的论点和美国的历史资料， 说明十九世纪前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是来自出口贸易、资本流入与区域扩张，由于这些动力引发了专业分工的利益与组织的创新，而提高社会所得。此外，这些力量也导致教育与知识的投资，以及技术进步而产生长远的影响。接着在1966年，诺斯又写了美国过去的成长与福利：一部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这本书中，他延续了前书的分析，进一步探讨美国经过快速成长的后果。在他的分析之下，美国在十九世纪以后的土地政策、农民抗争和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诺斯也在这本书里开始提出对公共部门的政策和法规的历史分析。在1960至1966年之间正是新经济史全面拓展的时候，诺斯担任了经济史学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主编之一。他鼓励了许多投入新经济史研究的少壮学者，也曾大胆采用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稿件。看着新经济史的逐渐成长，诺斯也努力提醒学者们，一方面要尽量利用既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历史问题再建新的分析架构。诺斯在对新经济史的作法提出反省之外，也拿出了研究的结果来支持他要求新理论架构的呼吁。他在1968 年发表的研究海洋运输的文章中指出，虽然传统经济理论里生产力的来源是归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加，但是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约两百多年间海洋运输的船舶技术并没有多大改变，资本投入比率也并没有明显增加。真正造成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海洋运输生产力成长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改变，使得船运组织能利用英国海军的保护成功地防止海盗与扩大市场，以致降低营运成本及提高载货率。 那时，诺斯已经开始对新经济史做深层的反省，并且找寻新的研究方向。诺斯的反省使他在1974 年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演说中以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为题，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他对新经济史最大的批评是它所破坏的超过它所建设的，他曾将新经济史的作法比喻为摇撼苹果树让烂果实掉下来，以免妨碍好果实的生长，但是经过新经济史的一阵撼动之下，经济史这棵大树上的果实几乎掉光了。因此，他警觉到若要得到历史知识的果实，必须加强理论的营养与灌溉。诺斯给经济史施予的养分就是制度的分析。二诺斯首先采纳的是寇斯（Ronald Coase）所开创的交易成本和财产权理论。诺斯在引进新理论之际，并不主张完全放弃既有的理论，尤其是倍受批评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而是在既有的理论基础上为历史问题发展新的分析架构。这种作法使得在诺斯影响之下而在经济学界新兴的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有别于以往许多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学派。引进制度的分析使诺斯在批评新经济史之时带来了建设。诺斯与蓝斯·戴维斯（Lance Davis）于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动与美国经济成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al Growth）。这本书里所强调的是制度创新是造成美国经济成长的主因。在已有的制度之下，当获利机会不能充分被利用时，就面临制度改变的时机，成功的制度改变经过财产权的重新安排得以降低交易成本。戴维斯与诺斯利用美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成功的制度变动如何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成长。紧接着，在1973 年诺斯与汤马斯（Robert Paul Thomas）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一书问世，在经济史学界造成了更大的影响。这本书里，诺斯与汤马斯将制度的分析架构应用到十至十八世纪间欧洲的历史。他们比较英、法、荷兰与西班牙等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指出各个社会的资源丰寡虽然会影响经济成长，但是有效率的组织才是长期经济成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才能造就出有利于成长的制度与财产权，并且在条件改变时顺利促成制度的变动。相对于荷兰与英国的成功，法国与西班牙的失败显示出健全的制度并不容易获致。由于集体行动所遭遇组织上的困难，私人团体所能达成的制度改变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政府的强制力量在调和公私利益的差距而建立财产权上有发挥功能的机会。但是当政府的力量未受节制时，却往往又成为破坏财产权的主因。他们的分析不只解释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经济的消长，也指出后来政治发展的历史根源。这两本关于欧美经济史的论著开启了新经济史结合制度分析的先河，也突破了新经济史已形成过度注重量化资料的窠臼，替经济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然而，随着他更深入探索历史的核心问题，他越感觉到既有的理论之不足。他指出历史研究的任务不只是要评估过去经济活动的成就，也要解释那些造成成就的经济结构如何形成。这个目的需要更进一步结合历史与经济理论，并且发展新的理论。他郑重指出：如果经济学是研究特定限制条件下的选择的理论，则经济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解释那些限制条件如何形成。 诺斯在他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展开了建构一套解释历史的制度理论的工作。诺斯的制度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加上交易成本的考虑。这个制度分析的架构下有三个支柱：经济组织、政府理论与意识形态。这三个部分一方面针对着经济活动、财产权与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处理了三者的互动所产生的历史意义。诺斯应用这个架构分析了人类自新石器文明以来历史结构的稳定与变迁，为当代的经济史学界写下一本经典之作。三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一书不但延续了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的脉络，而且提出了更富挑战性的架构。他所针对的问题是为何经济体制在长期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诺斯提出了更深入制度本质的见解，探讨制度如何维持、如何改变，及其历史的角色。诺斯开宗明义地指出制度乃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是人类设定来限制他们的行为互动的约束，这种社会中普遍的限制必然涉及成员的合作，因为即使激烈的竞争也是在共同合作约定的规则之下进行的。从合作的产生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诺斯又提出对新古典理论理性行为假设的检讨。新古典的工具理性和人们建立与遵守约束自己的制度的行为是无法兼容的。诺斯于是为他的制度理论提出了修正的行为假设。这些假设中不仅考虑了交易成本的根源、讯息处理的能力，也包括意识形态与主观心智模型等。制度与经济成就之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形式的制度组合最能促进交换利益。而且，长期经济体制的成就是取决于制度变动的调适效率。对于制度变动的产生，诺斯在本书中强调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制度是行为的限制；组织则是设立来利用制度带来的机会，并由此造成经济体系的发展。制度一旦建立，就决定出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各种机会与成本；组织不仅在制度提供的机会下降低成本促成交易，也会形成知识、新技术，甚至改变谈判力量而造成制度的变动。诺斯所阐释的制度演进与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应用到历史变迁的解释上有相当丰盛的结果。许多经济、政治、法律与历史的例子都在本书中得到整合性的解释。关于制度对行为限制的作用，诺斯区分出了正式规则、非正式限制与执行三部分。这三者对行为的影响过程不同，而且形成与改变的方式也不同，制度变动时所涉及三者的互动，使得制度的变动总是逐步而且缓慢的，而且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即使正式规则经过迅速而重大的改变，所配合的非正式限制与执行机能只能随着时间缓慢而逐渐调整。若没有非正式限制与执行机能的配合，正式规则的改变往往无法实现人所期望的结果。因此，诺斯透过规则、非正式限制与执行三者的互助来理解制度变迁，不仅说明了制度的稳定及变化的特性，而且解释了时间和历史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考虑制度演进与组织行为互动中的学习效果，以及制度结构中各种限制的自我加强效果，诺斯更进一步指出这些影响造成制度网路中报酬递增的特性。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旦踏上一种具有某些特性的发展路径，继续累积的变动将会更加强这一条制度变迁路径的韧性，终至根深蒂固难以扭转。这种制度变迁的性质在诺斯的阐述之下，在说明历史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关键历史事件的作用上，能发挥很大的功能。诺斯曾经指出经济史的主旨是探讨随着时间变化下经济活动的成果。为何有些社会繁荣进步？为何有些社会贫穷落后？而且为何往往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要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诺斯不断提醒经济学家们重视制度与历史。他在本书中也提及目前仍没有完整的理论提供给我们上述问题的答案，而且也许永远都无法确切地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透过深刻的思考，我们可以有所进步。或许诺斯这些具有长远视野的见解和他追求深刻知识的态度对一意追求速成答案的人并不受用，但是对于关心自身所处的社会从何而来、将往何去的读者们，会有很重大的启示。注释： 请见'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1968） 请见'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March. 1974）。 请见'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6（Sep.1978）。作者序历史很重要。历史重要的原因并不只在于学习历史能够以古喻今，而是因为社会中制度的连续性将现在与未来紧密的和过去连接在一起。今天与明天人类的选择在过去就已立下雏形，而过去究竟是什么，则唯有从制度的演进中去探求。因此，将制度的研究和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乃是提升知识的一个重要步骤。本书的目的是要为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勾勒出一个轮廓。虽然研究制度是我二十年来主要的兴趣，而且本书也是立基于我已往的研究。但是本研究较已往更深入探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如何变化。其分析的重心是在明确厘清制度的意义、制度与组织的分别，以及制度和组织如何影响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本书特别强调的是人类合作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合作行为如何促成建立经济体系获致交换利益。这个问题也正是亚当·史密斯（AdamSmith）所撰写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核心。制度的演进会创造有利的环境，以助于用合作的方式解决复杂的交换，而促成经济成长。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类合作都对社会有利。实际上，本研究除了解释成功的情况，也同样探讨制度演进导致的经济停滞及衰落。我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以作为发展出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所必须的第一步。因此，本书的大部分篇幅用于建立一个分析架构。文中所引的历史乃属说明性质，其作用是展现分析方法的优点，而并不是当作检证假说的证据。至于假说检定，是终究必须的工作，尚有待继续研究。虽然本书的主张多是针对经济学者以及经济史学者所发，但论点应当也会引起其它社会科学学者的兴趣。因此，我尽量减少文中经济学的专有名词。并且尽力使分析能让非经济学者了解。有太多人影响本书的写成以致于不知该从何处谢起。本书初稿写于当我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补助在行为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 and Science）研究之时。Gardner Lindzey、Bob Scott 以及幕僚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环境。我特别要感谢Carol Baxter，她耐心地引导我了解不少计算机的神秘。并且彻底改变（改进）了我的写作方式。当年在该中心的学者如Robert Keohane、Steven Krasner 、Mark Machina 及Ken Sokoloff 都有助我进行此研究。我特别要感谢Barry Weingast 和John Nye 两人。他们和我讨论了许多本研究中的论点，并且多次研读指正本书的初稿。在撰写的过程中，我曾阅读了Thrainn Eggertsson 所著的经济行为与制度（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他的研究澄清了我对许多问题的观念，而且帮助了我确立研究的方向。我在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事，如Lee Benham、Art Denzau、John Drobak、Gary Miller 及Norman Schofield， 都曾审阅本书的初稿并提出宝贵的建议。其它阅读过本书初稿也提出过珍贵批评的人尚有James Alt、Robert Bates、Robert Ellickson 、Stanley Engerman 、Philip Hoffman 及Margaret Levi，然而，我要感激的并不止于这些审阅过初稿的人。过去数年之中，我曾经将本书中的部分论点在各地发表，并且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这些协助大大有益于我的研究程序。刘瑞华（Ruey-Hua Liu）以及Werner Troesken 和Brad Hansen 都是很好的研究助理。Annette Milford 为本书的草稿花费许多心血。最后，更要感谢Elisabeth Case 将我写的字句缀饰成流畅的文章。除此之外，她也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与我共同经历了无数的沮丧与灵感。作者序于Benzonia，Michigan，1990 年1 月第一篇 制度第1章 制度与制度变迁绪论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严谨地说，制度是人为制定的限制，用以约束人类的互动行为。因此，制度构成了人类交换的动机，此处所谓的交换包括了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行为。制度变迁则决定社会随着时间演进的方式。所以，研究制度变迁乃是理解历史演变的关键。制度因素会影响经济成就乃无可争议。而且，不同经济体系长期经济成就的差异是源自于制度演进的方式也是无可争议的。然而，由于尚未有任何分析架构将制度纳入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目前的经济理论与计量史学（cliometer history）都未慎重地考虑制度因素对经济成就的重要。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基本架构。分析的结果指出大部分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必须重新检讨，同时也提出历史变迁的一项新诠释。在本研究的第一篇，我将讨论制度的本质及其对经济（或社会）成就的影响。接着在第二篇里我将勾勒出一个制度变迁的理论。这个理论将不仅为经济史（或其它历史）提供一个架构，并且也要解释过去如何影响现在与未来、逐步的制度变化如何影响人在一个时点所面临的选择，以及路径相依（path dependence）的本质。最后，第三篇则是完成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理解经济体系如何随着时光运行而获致不同的成就。I制度透过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结构而减少不确定性。由于有制度为准绳，所以当我们要招呼朋友、驾车、买橘子、贷款、做生意、出殡，或者做其它任何事的时候，知道（或者很容易学到）要如何做。假如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例如美国与孟加拉）做同样的交易，则很快就会发现制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制度界定并且限制了个人选择的范畴。制度包括了人类制定来规范人际互动的限制的任何形式。究竟制度是正式的（formal）或是非正式的（informal）？答案是任一者皆可，而我对两者皆有兴趣。正式的限制，譬如人类制定的法律；非正式的限制，譬如惯例与礼仪。有些制度是人定出来的，像是美国宪法；也有些制度只是随时间演进而来的，像是普通法（common law）。虽然为了分析起见，我们要分开来讨论创立的制度与演进的制度，但我有兴趣对两者皆进行研究。此外，还有许多制度的其它特性也会被讨论到。制度限制包括了两种：一种是什么行为个人不准去做，另一种是何种条件下个人可以从事某些行为。在此定义之下，制度乃是人类发生互动行为的范围。最好的比方就是团体运动竞赛的规则。这些规则中除了明文之正式规则之外，也通常包括用来支撑与辅助正式规则的不成文之行动守则，例如不得随意伤害对方选手。再就这个比方来说，规则与不成文的守则有时会被违犯，而且也会进行处罚。因此，制度运行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判定犯规的成本以及处罚的轻重。继续用运动比赛来作比喻，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以及执行（enforcement）的形式与成效三者合并，决定比赛的性质。有些队伍运用不断犯规来吓阻对方（因此出了名）而获得成功。这种战术是否划得来显然要看监督的成效与处罚的轻重。有些时候即使犯规战术能够成功，行为守则运动员精神也会约束选手的行为。本书特别要对制度与组织作一区分。组织和制度类似，也提供人类互动的结构。的确，如果我们要探究制度架构所衍生出的成本，我们会发现这些成本不只是来自于制度架构，而且也得自于从制度架构所发展出的组织。在观念上，我们必须区分清楚规则和参与比赛的人。规则的目的是为确定比赛进行的方式；但是比赛队伍的目标是在这套规则之下赢得胜利结合技巧、战术与协调，运用正当手段，有时也用违规的办法。比赛队伍发展出战术与技巧的模式与规则被创建、演变及发生效果的模式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程序。组织包括了政治体（political bodies）（政党、参议院、市议会或行政机关）、经济体（economic bodies）（ 厂商、工会、农场或合作社）、社会体（social bodies）（教堂、社团或体育协会），以及教育体（educational bodies）（学校、大学或训练中心）。组织内的成员因某种共同的目标而结合。要将组织模型化就要分析统御结构、技术。以及工作经验的学习效果如何决定长期之下组织的成败。何种组织会出现与它们如何演变，根本上都受到制度架构的影响。同时，组织形态与其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的演变。不过前文已提过，本研究强调制度乃基本的游戏规则，而组织（与其中的企业家）的角色基本上是发动制度变革。因此，本书的重心在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创建组织的目的乃根源于既有的限制（包括经济理论所考虑的传统限制以及制度上的限制）所决定的机会；同时就达成目的的作法而言，组织乃足造成制度改变的主要角色。要建构一个制度理论必须先将基本规则的分析与选手策略的分析分开来处理。把制度定义为人类大众加诸他们自己的限制，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古典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分析选择的理论架构。将制度理论建于个人选择的基础上是朝向化解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歧见的努力。我们必须采用选择理论的架构，因为要得到逻辑无误而且可以检证的假说必须有行为理论作为基础。个体经济理论的优点在于其乃是建立于个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不过，我将在第3章提出修改那些假设的论点）。制度乃人定的。它们会演变而且会被人为改变。所以，我们的理论从个人出发。同时，制度所加诸人们的限制无所不在。将个人选择放在制度限制所界定的选择范畴中来考虑乃是整合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一步。制度透过影响交换与生产的成本来影响经济成就。制度和被利用的技术合起来决定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与转换（transformation）（生产）成本。该两项成本构成总成本。本研究的初级目标是（在第一篇中）解释制度之由来与本质，从而刻划其如何影响一个经济体系的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s）。II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未必是有效率的），以降低不确定性。制度的演变可以经由习惯、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乃至成文法、不成文法以及个人契约来达成。因此，制度不断地改变我们所能做的选择，不过，虽然在我们周遭明显可见制度的快速变化，但是实质上制度演变的进度可能宛如冰河移动般缓慢，以至我们必须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才能察觉。制度改变的过程之所以复杂乃是由于边际的变化可能来自规则改变、非正式限制的改变，与执行方式和效果的改变。进而言之，制度通常是逐步渐进地改变，而非以不连续的方式改变，至于制度是如何逐步地改变与为何如此？以及为何即使不连续的改变（例如革命与征服）也绝非完全不连续的？这些原因都在于深植社会中的非正式限制。虽然正式规则可能经由政治或司法决策而在一夕之间改变，但是存在于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限制却是普通政策所无法影响的。这些文化的限制非但将过去衔接至现在与未来，也提供一道洞悉历史变迁过程之门。人类历史的核心谜题是要解释历史变迁的歧异路径。不同之社会的差异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解释不同社会所展现非常不同的成就？毕竟，我们全部都源自于原始的狩猎与采集部落。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只会使这种歧异更加令人困惑，因为依据这些理论，不同的经济体系经过长时间进行货物、劳务与生产因素的贸易后，会逐渐趋于一致。虽然我们观察到先进工业国家互相贸易之下会有些渐趋一致，但是过去千万年普遍的特征则是人类演进成极端不同的宗教、种族、文化及经济社会，而且，存在于富国与贫国、已开发国家与末开发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今日一如以往，或许还更甚于过去。如何解释这些差异？或许同等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条件会造成进一步地合一，或者造成分歧？这个谜题还包括更多的疑问。如何解释社会的经济状况经历长期的停滞或绝对的衰退？依据艾尔钦（Armen Alchian）于1950 年所提出的进化假说，无孔不入的竞争应该会驱除掉劣等的制度，而使较适于解决人类问题的制度得以长存。让我回显一下我在处理这些核心问题所曾经踩过的足迹，在我与汤马士（Northand Thomas.1973）所著一书中，我们曾指出制度乃经济成就的决定条件，相对价格的改变乃制度变动之源，我们所做的基本上是一种以效率为中心的解释。也就是说，相对价格改变会造成建立更有效率的制度之诱因（incentives）。至于无效率的制度，如西班牙之例，之所以持续存在，乃是统治者因财政需要而只顾即期的利害，以致个人的诱因与社会福利相左。这种例外情况和理论架构并不完全吻合。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orth，1981）一书中，我扬弃了以效率原则解释制度的看法。统治者是为自己的利益来设立财产权（property rights），而交易成本往往导致无效率的财产权普遍存在。如此，我们可以解释从古至今何以广泛存在着有些财产权并不曾造成经济成长的现象。在那个研究中，我提起了由艾尔钦的进化论点所引申出的问题，但并没有答案，虽然可以解释无效率的制度何以存在，但是为何竞争压力不曾导致它们消失？难道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在停滞经济中不曾迅速推出更成功的政策吗？我们该如何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端不同的经济成果呢？本书要回答这些问题。答案的关键在于制度与组织的差异与其间的互动，引领制度改变的方向。制度加上经济理论里一般的限制条件，决定了一个社会现有的机会。组织乃是为了利用那些机会而被创立的。然后，随着组织演进，它们又会改变制度。如此而来的制度变迁过程乃决定于：（1）制度与从制度所造成之诱因结构中演进而来的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所形成的锁进效果（lock-in）；以及（2）人类认知与回应机会变化的回馈过程（feedback process）。造成锁进效果的是制度网络的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特性，这种特性是由于成型的组织是靠制度架构与从制度架构中衍生的网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而生。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限制都会造就特定的交换组织。特定之交换组织的形成是由于制度架构中呈现的诱因，也因而靠它决定各种活动的获利情形。逐步渐进的变迁（incremental change）是来自政治与经济组织里的企业家认知到他们能够透过在现行制度架构的某个边缘进行改变来改善状况。但是，认知的内容严重地决定于企业家接收到的讯息，以及他们处理讯息的方式。假使政治和经济的市场都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没有交易成本），则选择总会是有效率的。这种情形下，行为者总是掌握着真实模型；或者，即使起初他们掌握的是不正确的模型，讯息回馈也会更正它们。但是，这种理性行为模型的看法会引导我们误入歧途。行为者通常必须在不完全讯息之下行动，而且必须处理得自心理建构（mental constructs）的讯息。心理建构可能造成持续无效率的路线。政治与经济市场的交易成本固然造成无效率的财产权，但是造成这样的财产权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在于人们企图理解他们所面临之复杂问题所用的主观模型不完全所致。我们可以再用成功的路线对照持续的失败来引申这种制度变迁的特性。先来看看大家熟悉的美国经济史十九世纪的经济成长。其基本的制度架构在十九世纪初就已演进完成（包括美国宪法、西北律例（Northwest Ordinance）以及奖评勤劳的行为准则等等），并且广泛地引发经济政治组织的发展（如国会、地方政坛、家庭农庄、商业行号与运输厂商），这些组织造成生产力提高与经济成长的努力直接与间接地要靠刺激教育投资的需求。教育投资不仅导致免费的公共教育制度，而且造成农业试验机构从事促进农业生产力，以及在莫瑞尔法案（The Morrill Act）之下提供土地设立公立大学。随着经济组织为了利用机会而演进，它们不仅变得更有效率（见Chandler，1977），而且逐渐改变制度架构。至十九世纪末不但政治与司法的架构被改变（宪法第十四项附加条款、孟恩诉伊利诺州案Munn v. Illinois 判例），财产权的结构也被修改（反托拉斯的薛曼Sherman 法案），而且许多行为准则与其它的非正式限制也改变了（例如行为准则反映在一般人对奴隶、女性地位和禁酒的态度转变）。政治和经济的交易成本，以及行为者的主观认知所造成的选择当然并不总是最适当的，或者一直朝向提高生产力或增进经济福利（不管如何去界定其意义）。获利机会有时是出自设立关税、剥削奴隶，或者组成托拉斯。有时候，甚至可以说经常地，政策会造成意图之外的结果。结果，制度往往是而且永远是同时混杂着增加生产力和减少生产力的成分。同样地，制度变迁几乎总是会带给两种不同行为的机会。不过，权衡之下，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史还是一个经济成长的故事，原因在于，其根本的制度架构，即使夹杂了一些反面的影响，仍是不断地加强使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诱因。如果我描述一个会造成和上文所述完全相反之行为诱因的制度架构，则会很接近现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而且也会符合大部分世界经济史的情节。政治和经济的企业家所面对的机会也是一个拼盘，不过他们一面倒地偏爱发动重分配的而非生产性的活动：制造垄断地位而不要竞争，以及限制机会而非扩大机会。他们很少引发会增加生产力的教育投资。这种制度架构下发展的经济组织也会变得更有效率不过，是更有效率地让社会更不事生产，让基本制度结构更加无法促成生产活动。因为这些经济体之中政治与经济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行为者的主观模型并不曾导致他们逐步迈向更有效率的结果，这样的歧途会被不断地重蹈。本书要提出一个研究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以便分析这些呈强烈对比的故事。下一章探讨的理论基础是针对制度的根本角色人类的合作问题。接着的两章要提供制度理论的基本梁柱。我在第3章里检讨我们通常利用的行为假设，并且提出一些修正；第4章里铺陈出交易之成本性质的理论基础并且探讨其非常重要而又不为人识的含意。接下来的三章里，我一步步讨论制度的三种层次：正式规则、非正式限制和执行的成效。然后，第8章再提纲挈领地整合理论，说明制度与交易和物质转换（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第二篇要提出分析制度变迁的架构，第9章阐释组织以及组织与制度的互动方式。第10章处理制度的稳定特性，以作为理解制度变迁性质的必要步骤。我们观察到的变迁往往是逐步累积的，而很少是间断的（虽然我会探讨革命性的变动）。制度变迁的这种逐步累积的性质，加上行为者诠释环境和做选择的方法不完善，就会导致路径相依，而造成历史的影响力（这是第11章的内容）。第三篇的主题是在制度与其变化的方式和经济成就的关系。第2章讨论某一时点和长时间之下经济的成就在制度分析下的理论含意。第13、14章把分析架构应用到经济史之上。第13章探讨历史上制度变迁过程之中逐步趋向更复杂之经济关系的特性，并且利用历史上交换的稳定形式来比对导致西欧走上现代经济成长的动态制度变迁。最后一章指出有系统地将制度分析用于经济史的含意。并且说明一些历史分析的应用。第2章 合作理论问题社会科学在关于周遭世界中人们互动的问题上，长久以来就存在着理论与证据之间的争执。在经济学中这种争执格外突出，此乃因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含意与经济成就（无论如何定义及衡量）之间的比对差别实在惊人。当然，新古典理论曾经是知识上的重大贡献，并且在分析已开发国家市场经济也能胜任愉快。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并不能提供什么洞察力去了解一些组织，像是中世纪庄园（manor）、香槟区市集（Champagne fairs），或苏克（suq）那种在中东和北非很普遍的摊贩市场。它不仅不能清楚说明这些组织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无法解释这些看起来没有效率的交换方式何以持续存在了上千年。虽然经过四十年的努力，经济发展学者依然无法满意地解释经济体系的成果何以不同，以及不同经济体系的差异何以经过长时间后依旧存在。简单的理由就是理论无法担当重任。那种理论所持的基本假设是稀少性（scarcity）和竞争。由它所引申出的和谐结论是得自其假设交换过程完全没有摩擦，也就是说财产权会完整而不须成本地被执行，讯息也同样不须成本就可获得。虽然稀少性和竞争的假设屹立不摇，而且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支柱，其它的假设则并不能支撑很久。过去三十年里，其它经济学家与其它的社会科学家曾不断努力修正与细分问题，来检讨理论解释有何疏漏。薄而言之，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了解人们协调与合作的性质，这种了解对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信徒应该不会陌生。亚当·史密斯不只关心会造成勾结与垄断的合作形式，他也关心那些能促成交易利益的合作形式。然而，从寇斯（Ronald Coase）的大作“社会成本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1960）所引起的疑义与误解来判断，经济学家很难掌握制度在发掘出交易利益的作用。寇斯在该文以及在“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1973）中说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论点就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制度就举足轻重，这一论点的深层含意是要重新建构经济理论，而从瓦利斯与诺斯（wallis and North.1986）所衡量之美国经济里从市场（交易部门）产生的交易成本大小看来，交易成本的确存在。I虽然经济学家拙于在理论模型中融合制度因素，他们与其它的社会科学家倒是勤用赛局理论（game theory）的架构来探讨合作的问题。藉由应用这种方法做简短而过度简化的推论可知，当游戏重复进行、个人掌握完全讯息知道他人过去的表现，及参与游戏的人数不多之时，个人通常会发觉和他人合作是值得的。如此粗略的结论不足以彰显大批赛局理论专家所做出结果的份量。他们曾经引申、剖析、修正那些推论的条件，同时也寻找特例，而精炼出许多结果。在以后的几章里，我还会再提出赛局理论，因为它（就像纯粹的新古典经济模型一样）提供了很好的对比，来衬托出真实的行为表现。让我们把赛局游戏倒过来讨论。如果游戏不是永远重复进行（也就是有终局）、又缺乏他人的讯息，而且参与游戏的人数众多，则合作是很难达成的。这些两极化的例子其实反映着真实情况的对比。我们经常观察到合作行为出现于当个人密切地重复来往、他们互相知道许多对方的讯息、群体中人数不多的时候，但在另一方面，在充斥着不讲人情的专业与分工的高科技世界里，就非常少见人们竭尽利用交易利益，原因是人们未必重复来往、了解对方，也不只处于小型人群之中，其实，不讲人情的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在本质上和赛局理论中合作的条件正好相反。然而，现代西方世界之存在又是事实。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有个简洁清楚的答案回答，为何在历史上及现今世界许多地区人们没有利用交易利益，以及为何现代西方世界发挥了（至少是部分发挥）这种经济潜能，则不只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能点出如何解决更重要而困扰我们很久的人类冲突的问题。追求财富极大的行为和社会合作的结果不合乃是影响赛局理论发展的一项主要因素，赛局理论中历久弥新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就和欧森（Mancur Olson，1965）所提出的白搭便车困境（free-rider dilemma）密切相关。然而，大部分欧森的分析中悲观的部分与囚犯困境问题只是反映出其分析是静态的，而赛局游戏只是单局的。也就是说，当囚犯困境游戏只玩一次时，背叛乃是玩者的优势策略（dominant strategy），因此无法达成顾到玩者整体利益之有效率的结果。然而，大家都知道。如果这种情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许多集体行动的问题就正是这样的则背叛就未必是优势策略了。在一个反复的囚犯困境游戏中，并没有优势策略。艾索洛得（Robert Axelrod）教授在他所做过著名的有奖竞赛中发现，连续重复游戏的条件下，赢的策略是以牙还牙（tit-for-tat）。那是指玩者根据其它人的行动，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回应。这样结果令艾索洛得写成了名著合作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1984）。这本书很乐观地指出，人类不需要藉由强制性的政府力量就能够创立合作以解决问题。什么条件下可以维持合作引起大量文献的讨论，包括赛局理论以及非赛局理论的政治过程模型理论。我认为有三项关于维持合作的问题与困难的著作，可用来强调本书所关心的问题。罗素·哈定（Russell Hardin）（1982）针对N 个人的囚犯困境游戏探讨大团体中集体行动的困难。哈定强调集体行动的困难不只是在于团体的大小，也要视其成本与利益之比率。 特别当存有不对称的关系让人们在重复游戏中去探索他人的动机与能力时，习俗（conventions）（引导某种社会秩序）可能会出现。哈定也说到，习俗也会发生于当人们采取有条件的策略（conditional strategy）时。不过，这些有条件的策略涉及纠察与（运用威胁来）强制执行。麦寇·泰勒（Michael Taylor，1982.1987）探讨何种条件能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维持住社会秩序。他主张小区（community）是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秩序的基础，而小区的主要特点是共通的信仰或规范、成员间直接又复杂的关系，以及互惠互赖。泰勒更认为政府摧毁了小区的构成条件（这种主张提特默斯（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