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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教案在这些年讨论企业问题的文章中，最常用的词莫过于公司治理结构了。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制度安排问题。我们强调企业的法治，即依靠制度来管理企业，首先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企业家对这个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问题应该有所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英文是  ，国内也有译为“法人治理结构”或者“企业治理机制”的。这里所说的“结构”应该理解为兼有制度、体系和控制机制的含义。现代企业采取了股份制，在股份制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比单人业主制企业或合伙制企业要复杂得多。如何处理这种利益关系涉及到企业的效率、业绩，甚至成败。处理这些利益关系需要一套相应的制度，这就形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理论。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争论   引 言   近年来，关于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术语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背景，特别是与公开上市公司董事会联系的时候更是如此。同时，许多观点认为，对于私人公司的董事会而言，公司治理结构也具有重要的含义。事实上，治理是所有的公司董事会起作用的核心问题，所以，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什么、它所涉及的问题的一个共同且准确的理解能够为董事们提供更加有效且能够规范行为、产生积极行为效果的远见卓识。    本文的任务主要是总结英国近几年来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论战，讨论英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那些特殊的发端，审视他们所采用的概念，以及正在被法律化的一些问题。最后，我们试图给出一个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综合性定义。   公司治理结构   “尽管十年前，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术语并没有被使用，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话题，或者说，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公司董事的职位和工作是整个这一术语的聚焦点。所涉及的问题庞杂而复杂：如何改善公司的绩效和战略；通过管理层的监督和责任保证公司体系的上行下效和运行效率( corporate conformance)；外部董事、审计委员会、董事长和行政总裁的作用；董事的薪酬；德国的双层董事会；日本式的董事会；机构投资者的权力，诸此等等，不一而足。”1 最近几年来，公司治理结构论战异常活跃，所涉及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同时越来越复杂和分散。公司的绩效、个人的绩效、董事的作用、股东的作用等大量相关的问题，无穷无尽，鳞次节比。     然而，就如同鲍伯特里克尔所强调的那样，在80年代之前，公司治理结构并不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一术语不仅成为大众传播媒体关于公司活动的封面故事，而且成为专业性学术期刊讨论的主题。显然，虽然这一术语仍然处于讨论之中，但是，很难发现一个清晰的、被普遍接收的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准确定义。 公司治理结构定义的发展和演化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80年代前期美国公司接管活动的鼎盛时期。由于他们的机构投资者很少给予支持，许多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导入保护性措施，抵挡不受欢迎的接管出价。当这些措施在保护他们初步的目的上是有效的时候，这些措施被某些股东特别是公共养老基金看成是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措施。随后，这些股东开始投入巨大的精力关心他们的投资。合法的承诺依赖于美国的公司养老基金，以便“管理他们的资产”，加快这一进程。从此之后，公司治理结构诞生了。 将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董事分离开来，这一问题确实不是新的问题。早在1932年，贝利和米音斯就在他们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指出，贯穿19世纪，“代理人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运行和操纵公司的董事不是公司的主要股东的时候，公司内在的固有的紧张就产生了。与80年代的情况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异是，机构股东更加愿意澄清这些问题并且要求得到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 公司的活动已经被放置在更加强烈的镁光灯之下，董事会的决策已经更为公开化，由于积极的股东对公司决策从保护性措施到特殊的公司政策的质疑，每年的股东大会都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此，在美国，在确保董事与股东利益之间的联盟时，遇到大量的令人感兴趣的且必须得到澄清的实践问题。 相反，在英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争论成为焦点主要是因为几个非常显著的公司失败比如Polly Peck, Coloroll and BCCI。在这些案例中，董事不仅违背股东的利益，而且他们的行为放弃了对公司应该履行的职责。公众对公司部门的日益增加的不信任意味着需要采取行动，所建立的合法的回应是为了回应公众的焦虑。  凯德伯瑞委员会(the Cadbury Committee)   作为这些案例的一个结果，1991年成立了一个以安德瑞安凯德伯瑞为主席的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检查英国公共交易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财务特征。1992年12月，该委员会出版了凯德伯瑞报告-即公司治理结构的财务表征。报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争论主要集中在4个领域：   · 在向股东评价和报告公司绩效方面，执行和非执行董事的责任(responsibilities)； · 建立审计委员会的情况； · 审计员的主要责任； · 股东、董事会与审计员之间的联系。   凯德伯瑞报告中包含了一套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佳实践规范”，其中的绝大多数条款后来被伦敦股票交易所采纳为所有的上市公司应该遵循的上市规则。     除了这些细节之外，凯德伯瑞报告强调，“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公司被指引和控制的体系。”     因此，尽管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主要集中在股东的权力，但是，英国强调的是结构和过程。事实上，虽然凯德伯瑞报告自身拥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但是，在英国，与控制权相关的治理结构特征一直支配着后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争论，相对于最佳绩效问题而言，仅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论题。   格林伯瑞委员会(the Greenbury Committee) 因为凯德伯瑞报告强调财务的治理问题，并且结构和过程包围了这些问题，随后，毫无疑问，董事的薪酬问题不久就成为公共争论的焦点。相对于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之一，一揽子薪酬计划意味着董事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可以被认为是联成一体的。     起初从私营企业开始，随后扩大的一系列向确定的董事支付的大额报酬问题的调查，成立了一个以理查德格林伯瑞为主席的委员会(俗称“格林伯瑞委员会”)。1996年7月，格林伯瑞委员会出版了格林伯瑞报告，如同“凯德伯瑞规范”一样，格林伯瑞报告也针对上市公司提出了最佳实践的规范。     关于薪酬委员会的作用，格林伯瑞规范作出了一系列的推荐建议，包括，董事薪酬的披露、已经获得股东正式认可的长期激励计划规定、公司的薪酬政策、董事服务契约等时限以及当契约到期时对董事的补偿支付。如同凯德伯瑞规范一样，许多推荐建议自公布以后就成为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规则的必备条件。     公司治理结构的焦点再一次又集中在能够控制董事的体制和结构上来，这一体制和结构必须尽可能地确保董事们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可以联成一体的。因此，无论是凯德伯瑞报告，还是格林伯瑞报告，两者都将公司治理结构的聚焦点集中在与责任相关的董事的职位和工作之上，而不是聚焦在企业之上。   扩展利益：应该对谁负责？ 将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普遍的争论董事应该对谁负责？事实上，伴随着凯德伯瑞对公司治理结构定义的演化，加拿大建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并对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了一个更加兼容并包的定义： “为了强化股东价值的目标，公司治理结构意味着一个常常被运用于指引和管理公司经营和事务的过程和结构，它包括确保公司经营的财务能力( financial viability of the business)。过程和结构界定权力分工并且在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之中为实现义务履行责任建立了一套机制。经营的导向和管理必须充分考虑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诸如雇员、消费者、供应商以及社会的影响。”2 虽然这一放大了的定义保留了凯德伯瑞体系的重点考虑，但是，它建议由董事所选择的结构和过程必须考虑其他的当事人而不仅仅是股东。比所建议的直接的责任更为微妙的是，这一定义格外重视这些利益团体。 随后的争论表明，这些利益团体被成为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显然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     然而，义务同样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止是义务(accountability)与责任(responsibility)之间的差异。部分文献和规范将这两个词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然而，他们之间的细微的独特的含义对于治理结构相关问题的演化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英国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报告哈姆派尔报告，以罗尼哈姆派尔为主席的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试图直接澄清他们之间的含义： “从与他们发生联系的种类来看，董事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股东挑选董事。就如同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向我们提供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董事对他们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富有责任，但是，对股东富有义务。”3   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   伴随着争论的扩大，在公司的活动中，从简单地澄清股东的利益关系到考虑许多利益团体，不仅遗留了定义问题， 而且也使得公司治理结构自身在哪里发挥作用越来越不清除。当凯德伯瑞和其他人凸显一个公司被指引和控制的体制的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意图或目的却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加拿大的报告董事在哪里确实强调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是强化股东的价值。然而，在如此行事的过程中，却提出了关于“公司的作用”这样一个一般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问题，寻求一个共识甚至都是问题。对于某些实践而言，已经被强化的股东价值并不容易适合义务。仅就这一点而言，哈姆派尔报告指出，当我们谈论义务和企业繁荣的时候，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摩擦。它强调：     “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企业繁荣和义务都产生重要的贡献。在英国，过去的几年来，后者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论。我们期望看到他们之间的平衡社会观念。”     在这些竞争性的力量中，唯有一种力量适用于凯德伯瑞的定义，那就是“控制权”(control)。然而，就正如哈姆派尔建议的那样，一般的争论过多地集中在治理结构的这一因素上了。为了确保公司的繁荣，我们必须将关于企业的争论纳入其中。    英国的养老基金联合会 the UK'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 (NAPF)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反应，在他们1990年所出版的报告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他们认为，争论必须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董事会的诚实性保证会计清算和其他的法定利害关系必须被澄清； 企业鼓励董事会针对股东的长期利益驾驭经营。”   确保良好的治理结构   NAPF突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另一个没有被承认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如同公司治理结构文献普遍使用的一般词汇建议的那样指引、控制权和确保股东价值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重心，也是董事会的作用问题。就如同哈姆派尔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董事会的责任是确保良好的治理结构，并根据这一要求对他们的业绩向股东作出说明。” 将公司治理结构领域所提出的许多论题联结起来，董事研究所1995年的报告董事会的标准指出：“董事会的核心目的是通过集中地指引公司的事务和匹配股东和其他利益团体的合法利益，确保公司的繁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董事会的标准对董事会凸显了4个关键的任务：   l         营造远景预期、使命和价值 l         创制战略和结构 l         向管理层授权 l         向股东和其他利益团体履行责任   上述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中所提出的因素都反映在这些任务之中。   因此，对于澄清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而言，结构和过程处于突出的位置。这一残余物(relicts)贯穿于企业运行的始终，并将控制权置于计划之上。然而，如果董事会对良好的治理结构负有责任，那么，董事会必须为企业提供一个计划 (provide the company with enterprise )，并且以真诚的方式集体履行这一计划。 在决定公司的未来和设置匹配预期目标的战略和结构的过程中，独立董事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盛装下所潜藏的问题，就如同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众多的和多变的。 然而，如果董事会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守护者，就如同哈姆派尔报告所提出的那样，定义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比较适当的起点或许就是董事会的作用。或许一个新的定义可以表述为： 从它的核心目的来看，公司治理结构是以董事会为焦点的：通过集中指引公司的事务和匹配股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合法利益，确保公司的繁荣。同时，根据这一要求，董事会必须向股东说明他们的业绩。 这一定义意味着，从本质上，公司治理结构必须突出董事会的共同责任，并从股东和经理的作用中区分出董事的作用。   参考文献：   The Cadbury Committee, 1992: The Financi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Greenbury Committee, 1996: Greenbury Recommendations: the Code of Best Practices.   The Hampel Committee, 1998: The Final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1995: Standards for the Board.   Toronto Stock Exchange, 1994: Where Were The Directors?(Dey Report)   Bob Tricker, 1984: Corporate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U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NAPF), 1996: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以上所有的文献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查找到。如果需要可以与作者联系。)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那么，支点何在是一个关键问题。同样，寻找激励管理人员的支点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企业家的激励需要是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同时激励的手段也是多样化的。如何在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的天平上选择平衡点，如何调和物质刺激和精神奖励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制度的设计，涉及到一系列变量，要在这个庞大的方程中求得最佳解，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经营者股票期权经营者的“金手铐”，能否成为“套牢”经营者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设计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时，不能企望一种激励约束制度能够完全解决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 我们奉劝那些对于经营者股票期权抱有幻想的人们希望它作为灵丹妙药包治企业百病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做好基础工作。否则，头脑发热，必然导致经营倒退。我们已经在过去一轮又一轮的热浪中饱尝苦果，希望这次经营者股票期权不是无花果，也不是青苹果。 公司资本结构是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 2004年09月28日 11:11   公司资本结构不仅反映着公司的金融风险和资本成本，决定和影响着公司的再融资能力和经营绩效，而且影响对公司现金流与控制权的掌控方式，他直接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 一、 公司资本结构情况，直接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和配置情况。 股权所有者与债权所有者对公司都拥有控制权，核心区别是二者对公司行使控制权的时段不同。一般而言，在公司正常运转情况下，控制权掌握在股权所有者即股东手中，债权所有者只能就某些涉及资本流向的决策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而债权所有者即债权人只有在公司无法正常还本付息时才能够对公司行使控制权，也就是说，只有在公司无法正常运转时，公司控制权才真正从股东手中转移到债权人手中。所以，公司控制权有时也被称为状态依存所有权，即在不同的经营状态下，公司的控制者是不同的。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情况，不仅直接决定着公司控制权在谁手中，而且决定着公司控制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格局。 二、 公司资本结构状况，决定着公司被控制的方式。 由于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模式的差异，决定股权所有者与债权所有者与公司的关系不同，进而对公司控制的方式也不同。股权所有者对公司的控制一般采取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方式。而债权所有者对公司控制的方式也有两种。在公司正常运转情况下，债权所有者通常通过相机抉择方式对公司经营者施加影响，即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通过监控资本投向、监控重大决策、派监事及建议经营者任免等方式控制公司运转。在公司无法正常运转时，通过破产清算或重组来控制公司。 三、 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着公司的市场价值和现金流量。 由于债权人与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阶段不同，在公司债权资本比重过大时，股东往往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这样投资成功后收益大部分由股东享有，而在投资失败后，由于股权的有限责任，大部分不良后果由债权人承担。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司资本结构情况是公司经营绩效的真实反映，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传达着有关公司经营状况的关键有效信息，正是通过对公司资本结构的深入了解，投资者才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因此，公司资本结构状况直接决定着公司在市场上的价值与现金流量。 四、 公司资本结构既决定着公司的破产点，又决定着公司的破产方式。 公司对股权资本所有者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股权所有者收回资本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转让股票，因此，投资者在成为公司股东时即成为公司当然的所有者。在公司选择单一的股权融资方式时，即公司资本全部为股权资本的极端情况下，由于不存在资不抵债问题，公司就没有破产的可能。而债权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收回投入资本，因此，当公司资本全部为债权资本的极端情况下，由于公司完全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公司时时刻刻都处在破产边缘。但在这种情况下，债权融资实质等于股权融资，因为债权人成为公司事实上的所有者。因此，公司在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方式之间选择所决定的公司资本结构，实际上就是公司的破产临界点，它标志着公司何时资不抵债。 上述分析表明，公司资本结构不仅决定着公司的治理主体和客体，而且决定着公司的治理方式和效能。因此，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就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实践中和理论上都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公司治理模式与本国融资体制和公司资本结构的契合程度。 离开公司资本结构谈公司治理结构还是离开公司治理结构谈公司资本结构，都是片面和孤立的，都是割裂事物相互联系和辨证统一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当前探讨中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中央监管的国有大型公司的治理结构，绝不能把国外的“股东至上”或“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简单地拿来套用，也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制度肢解后移植到国有公司，必须结合对我国融资体制和国有公司融资机制的演化及由此决定的国有公司资本结构的深入分析来进行，否则，就只能是邯郸学步，必然误导国有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经济学家谈论公司治理结构时，狭义地讲是指投资者（股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包括公司董事会的职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制度和文化的安排。它所界定的不仅是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而且包括相关利益集团（管理者、员工、客户、供货商、所在社区等）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讲公司治理结构时是指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由一系列契约规定。这些契约包括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正式契约包括政府颁布的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法律，如公司法、破产法、劳动法等等，也包括企业自己的正式规定，如公司章程以及各种合同。非正式契约指由文化、社会习惯而形成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没有具体化为成文的合同，从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如一些企业的终身雇用制或者对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工资不变的承认。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企业为谁服务（目标是什么），由谁控制，风险和利益如何在各个利益集团中分配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涉及公司成败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资者（股东）的投资回报，即协调股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股权分散，股东有可能失去控制权，企业被内部人（即管理者）所控制。这时控制了企业的内部人有可能做出违背股东利益的决策，侵犯了股东的利益。这种情况引起投资者不愿投资或股东“用脚表决”的后果，会有损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所有者（股东）的控制与利益。二是企业内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这包括对经理层与其他员工的激励，以及对高层管理者的制约。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处理企业各集团的利益关系，又可以避免因高管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在于提高整个公司的效率。根据“黑猫白猫论”，只要能提高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合理的。各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也不同。甚至一个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有其基本规律，但如何运用这些规律是一门大学问。基本规律属于理论层次的东西，并不难掌握，难的是知道了之后如何去运用。     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差别很大，大体上说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英美股市发达，企业资产结构中股市的地位举足轻重，以上的企业把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日德企业资本来自银行和财团，大多数企业认为应该为所有的利益集团服务。上世纪年代，学术界偏爱日德模式，认为银行和财团控股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而英美模式会因更重视投资的短期回报而损害企业长远利益。但年代以来，由于英美经济发展较快，风向又转向英美模式，认为这种体制更强调保护投资者，股市发育较完善，融资方便，有利于企业的新陈代谢，从而可促进经济发展。     从历史发展看，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从上世纪年代末到年代初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正从经理人事实上掌权、不受监督制约的“管理人资本主义”转向由投资人控制、监督经理层的“投资人资本主义”。这一转变的标志是资本市场结构的变化，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例从年的上升到年的。这时投资者不能简单地用脚投票一走了之，从而能更多地参与决策。年代初，、通用汽车、康柏等企业的董事会在机构投资者的压力下先后解雇了，正说明这一点。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同于西方，企业也有自己的显著特征，中国企业可以借鉴西方各种公司治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还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正是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任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合理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成功的基石公司治理结构在我国也叫法人治理结构，它是企业体制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强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     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基础"和"一条主线"。所谓"基础"就是以两权分离为基础，所谓"主线"就是以处理好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为主线。实际上说，法人治理结构要搞好的话，就必须要处理好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把这两种关系界定清楚了，法人治理结构就算搞好了。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董事长负责一系列重大决策，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活动。同时还提出董事会、监事会约束机制等问题。但是我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搞的这一套在国际上已经被抛弃了，也就是说，这一套东西是西方30年前搞的，15年前就已经遭到西方国家的严厉批判，近年来国际上已经抛弃了这套办法。     那么，现在国际上谈法人治理结构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指两种资本的关系、也就是指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怎么界定的问题。哪两种资本呢？第一种资本是出资人的资本，出资人的资本我们叫货币资本。另外一种资本叫人力资本。现在谈法人治理结构，主要谈这两种资本的关系怎么界定清楚。不过，提醒大家，这里谈的人力资本根本不是我们讲的人力资源，它和人力资源不是一个概念。人力资源是一个大概念，是企业中的所有人，他们都可以称作人力资源，但是人力资本就只指两种人，一种人是指技术创新者，另外一种人就是职业经理人，这种职业经理人在我国也叫企业家。实际上这两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力资本。这两种人相当于我们所讲的经营者。为什么这两种人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和货币资本相对应？这主要就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使得每一个企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甚至可以搞垄断经营。作为企业，靠什么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实际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核心技术。你拥有的核心技术别人没有，你的竞争力就会非常强。那么，问题是这种核心技术是谁创造出来的?首先应该是技术创新者，因此技术创新者是作为人力资本的第一个构成要素。但是，仅仅靠技术创新者还不行，因为评价核心技术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叫技术标准，就是强调你的技术水平是不是比别人高?另外一个标准，就是市场标准，也就是说你这个技术有没有市场性？市场需要不需要?市场的需求不大?如果技术性强而市场性不强，那么这种技术照样成不了核心技术，而且使用这种技术的公司甚至还会破产。就象我国创造了许多技术，技术水平挺高，但是没有市场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国家申请个进步奖，对企业来讲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它的市场性是谁创造的呢?就是职业经理人，它决定这种技术的市场性。所以，职业经理人也成为人力资本的第二个要素.那么搞好一个企业还是搞不好一个企业。不仅仅取决于出资人的货币资本，而关键是要取决于另外一种资本，就是人力资本。所以，现在西方国家把货币资本称为被动性资本，把人力资本称为主动性资本。被动性资本如果没有主动性资本的推动是增不了值的。因此，人力资本就不能再被当作经营者看待，而是和货币资本成为有对等地位的一种资本。这也就是说，法人治理结构不能再谈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而必须转向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怎么来界定的问题。这一概念导致西方国家的企业定义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企业定义不是从出资人出发的，企业的生产要素很多，所有这些关系的契约就构成了企业的管理制度。契约就是平等，没有谁高谁低，所以任何人不能讲企业是你的。人力资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首先是美国，然后涉及到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里根和克林顿的功不可没。里根上台后把所有主张凯恩斯主义的人统统赶出阁僚。因为凯恩斯派主张从需求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相反，供给学派主张国家经济要从供给方面解决。里根赞成这种观点。因此他提出了三个创新：技术创新、结构创新、体制创新。克林顿继承了里根的体系，使美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力资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人力资本是主动资本，所以在界定两种资本时，以注意激励人力资本、约束人力资本。也就是说要建立两种机制，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是指人力资本的权力和地位不容侵犯；约束机制是指人力资本的重要，但不能危害出资人的利益，不能危害货币资本的利益。我们就是根据这两种机制来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说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应该是这两种机制的建立。     那么，这两种机制应该如何建立呢？     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国际上都是从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人力资本经济利益的激励。既然人力资本已经作为资本存在，所以它的经济利益的激励就不是工资，而是人力资本的薪酬制度，它包括5个内容：一是岗位工资。说岗位工资，但不是工资，工资是对人的；而岗位工资不对人，是对这个岗位的，也就是计算这个岗位值多少钱。比如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个岗位的责任是什么，权力是什么、利益是什么，一旦上岗了，就得服从于原先确定好的岗位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约束。所以我们现在把管理制度称为契约规则。我们共同认可的就是契约规则，因此可以说企业的管理已经不再是对人，而是对岗位的设计，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来竞争上岗。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对岗位的设计。我们讲的公司制度的改革也是岗位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个教授值多少钱，而是要设立多少个教授岗位。通过竞争上岗拿你的岗位工资。现在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现在拿钱多的是年轻教授，而不是老教授，但大家都没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实行岗位制度的结果。当然以后还要继续改革，不再评教授了，只设计岗位，竞争上岗，谁能上岗谁就是教授，年薪10万元，全世界招聘，不只限在本国。刚才谈到的五个内容的第二个是年终奖；三是期权；四是职务消费；五是福利补贴。     很显然，薪酬制度产生了一种现象，有的人在这个企业没有出资，却拥有这个企业的产权，打破了我们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我国经济法里明确规定，谁出资谁拥有产权。而在国际上恰恰出现了没有出资却拥有产权，这就是人力资本。所以说我们国家有些法律应该修改了。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国有企业没有产权，你要是拥有了产权，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最近一个外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你们国家才是资本主义，那么重视资本，而我们十分重视人力资本，是人本主义。这说明国际上人力资本的概念已经很普遍了，人力资本已经拥有了产权，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法规则都被打破了，我们的工商登记法也不适应了。尤其是股份制企业要验资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就可以不出资就拥有股份。这次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个人的无形资产和技术专利可以占到产权的35%。无形资产指的就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资产就是无形资产。     我发现，我们的企业之所以搞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大，道理很简单，企业里有一批人是真正的人力资本，结果他不承认，老说人家是打工仔，老是强调我出资人多么重要，强调货币资本多么重要企业必须是我说了算。这就造成这些人力资本要么消极怠工，要么走人。你让我搞技术创新，我就故意给你搞砸。要知道人力资本的能力潜伏在人体里边，他给你消极怠工你就没办法，所以这种企业也就搞不好。当然，国有企业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不承认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国有企业中有好多优秀的人力资本，但是我们不承认，所以只给你工资，而且工资也不多，结果导致这些人心里不平衡。短期靠雷锋精神还可以，长了是不行的，最后只有自己给自己想办法。什么办法呢？一种是该给的不给，我就花那个不该花的，你还管不住，比如公款吃喝，另一种是该给的不给，我就拿那个不该拿的，比如现在的很多经济大案不少都涉及到所谓的58岁现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某些制度存在问题。所以说，你该给的不给我就花你不该花的，拿你不该拿的，这样是既毁了人，也毁了企业。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个典型案例，当时我们接受了一个技术创新项目，国家投资1.5亿，给了我们一个国有企业。企业里组织了一个攻关小组，一个姓赵的工程师当组长。结果就在这个项目快要完成的时候，深圳的一家企业挖人来了。他们找到赵工，要赵工去他们的企业，条件是给赵工10%的企业股份。这10%的股份一年可以分红近100万。赵工一想我在这里得干到什么年头才能挣到100万。这样赵工就走了。走的时候成果还没有出来。我们的行政限制只能是不给你档案，但人家根本不要档案。法律限制只能是两条，实验数据不能带走，研究资料不能带走。你不可能让人走脑袋留下。而实际上数据全在人家的脑子里。赵工到深圳的企业七个月后完成了技术创新，当年为那个企业创造销售收入突破了2个亿。我们只能看着人家干着急。后来我找到这个企业的老总，老总告诉我，2个亿的销售概念是什么？30%的利润，那就是6000万。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所以当时有关领导批示要认真剖析这个案例。我作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参与了这个安例的分析。我们找到原来企业的老总，问他为什么把赵工放走。他告诉我们，赵工走不能怪我，因为当时我给上边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我在报告中提出给赵工年薪60万，结果我的上司不批。不批有两个理由，第一，给了他60万，别人怎么办？第二，国家投资1.5亿，为什么给他个人60万。很显然，我们根本没有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我们只强调货币资本如何重要，没有把赵工这类人当作人力资本来对待，所以这个问题在国外看来是很奇怪的。再后来有一次我到深圳碰到赵工，问他你在原来企业干了20多年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他说不是我没感情，当时别说企业给我60万，就是给我15万我也不会走。但是实际上我也不敢拿这15万，一拿这15万就没有一点人际关系了。所以我宁愿拿这个100万图个安宁。这个问题很明显说明，因为你不承认人力资本的概念，所以你也就无法留住人力资本。     现在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入世之后恐怕我们和外国人打的第一个战役不是产品或市场，而是人。人家会全力以赴地同我们争夺人力资本，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最近我看到一个内部资料，说外国一家公司把我们国家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开了一个7000多人的名单，涉及到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行业。我一查发现，这个名单基本上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锻炼出来的金融方面的业务骨干，这些名单就是人家下一步争夺的目标。对这个目标我是很担心的，现在我们的国有银行业务骨干年薪才几万元，而私营的民生银行是几十万。现在看民生银行的效率最高呆坏帐最少。原因是什么？是我们一大批业务骨干进去了。几十万都能把人挖走，那么人家给上百万呢？我看我们就比较麻烦了，到那时你不能说你是共产党员不能去人家那里。最近我参加了一些会议，有外国的跨国公司参加，他们总是打听一件事，就是你们国家的这个行业最有名的是哪些企业，这些企业里哪些人比较厉害。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列出我们一些企业的人名单。前两年我去参加一个行业的年会，前十名的企业都到了。当时有一个外国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代表死活非要参加会议，会议上他也不吭声，就是看和听，最后等排名单，这是在做挖人的准备。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不要把WTO当做一个单纯的贸易组织，加入WTO，必然要涉及到一个国家很严重的民族利益问题。现在人家已经从各方面向我们下手了，他们肯定要挖我们的人力资本。将来金融领域要全面对外开放，人家一进来，我们的金融业肯定竞争不过人家。我们的国有四大银行那么多呆帐坏帐怎么办？证券业也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的上市公司那么小，我们全部上市公司的市值才顶上一个微软，我们的二板市场没搞好，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老总就宣布说他2001年有个梦想，那就是在中国建造美国纳斯达克中国版，这等于要在资金融通领域卡你。     最近有一个动向，外国大量的零售业要进入中国。我们知道，零售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它是生产和消费的接口，谁拥有它谁就拥有主动权。我们提出国有零售业退出，但不是中国退出。最近一个外国人跟我说，我们进去很难，但是一旦进去，掌握你零售业30%的市场份额，我就不卖你中国企业的产品。这等于要憋死我们，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警惕。从去年10月份开始，所有进驻中国的外商，已经不再搞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