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希望》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docx

欧洲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主义西方文明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富足且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经济组织。若前所述，它已经历了6个连续的阶段（译注：即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市区重商主义（municipal mercantilism）、国家重商主义(state mercantilism)、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其中至少4个阶段被称为“资本主义”。这一发展从整体看来，有3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每一阶段都为下一阶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阶段都是献身（committed suicide）于下一阶段。自给自足的农业单位（庄园）是最初的经济组织，其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中，即作为社会上层的贵族、世俗阶层（lay）及教会寻求用超过其基本需要的剩余产品（surpluses of necessities）来交换取得产自远方的奢侈品，从而实现其需求的满足。这就产生了对外国奢侈品（香料、精细纺织品和精细金属制品）的交易，这也正是商业资本主义的首要例证。在第二阶段，商业利润和扩大的市场创造了对纺织品和其他产品更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仅能通过扩大生产的方式加以满足。这便产生了第三个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地产生了对包括铁路、钢厂、港口等重工业资本（heavy fixed capital）的贪婪需求，进而，这类投资无法通过个体所有者的利润或个人财富所融得。工业融资的新工具开始以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 corporations）及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s）的形式出现。由于它们（译注：指有限责任公司和投行）为工业部门提供了资本，因此使它们很快地就能够控制工业系统的主要部分了。这便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通过相互链接的财务控制将工业体系整合为一个越发庞大的单位。这可能导致竞争的减弱，并相应带来利润的提升。其结果是，工业体系很快发现它又能够通过自己的利润去支持其扩张，与此同时，金融控制减弱了，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到来。在这第五个阶段，庞大的工业单位或直接或通过卡特尔和同业公会协同运作，处于能够剥削（exploit）大多数人的地位（译评：从这一阶段开始，企业主对雇员的剥削因为劳工运动的发展和劳工阶层的壮大而趋于减弱，代之以大企业对消费者的优势地位及现实中出现的大企业对消费者的剥削，too big to fall，想想通用汽车，无论是高管还是最普通的技术工人，都享有比我们的国企还要羡慕的多得多的福利，再不见劳资紧张，相应的代价全部转移给了消费者。这也正是欧美反垄断立法、消费者权益立法乃至侵权法演进的现实动因。可惜的是，我们的法学研究往往忽略法律演进的现实因素，缺乏相应的田间调查，竟然连实证主义也变为了一种理论而非真正的行动）。其结果，是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并迅速演变为对国家（state）控制权的争夺少数人期望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守护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多数人期望利用国家来削夺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他们两者又都希望利用国家权力去寻求解决经济危机之道。这种二元论的斗争随着1945年经济和社会多元论的兴起后便逐渐势微了。（译评：奎格利如果能够看到今天，就会发现资本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在美国是愈演愈烈，而非势微。奥巴马显然是多数人的希望，但君不见他政府内部有多少少数人的希望，尽可以数数Goldman的身影？有意思的是，中国尽管也出现了大企业对消费者的剥削房地产行业、电信行业、石油行业是多么的明显！但却无法出现美国式的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经济代言人的确存在，但显然与欧美的情形完全不同。承认这个事实，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反垄断立法需要、消费者保护立法需要乃至侵权立法需要从现实层面会与西方有巨大的不同。但可惜，学界的认识仍然十年无根本进步。） 向不同阶段转变所伴随的萧条（A Depression Accompanies Transition to Various Stages） 上述整个发展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每一阶段到下一阶段都伴随着一个萧条和经济活动低下的时期。这是因为每一个阶段在经历了初期的进步后，既得利益组织在后期都会变得更关心保护其已然建立起来的模式，而非将资源用于新的、改良的方式以继续保持进步。这在任何社会组织中都无法避免，但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尤其如此。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 整个发展的第三个明显特征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为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因为它将经济行为与自利(self-interest)密切结合。但也正是这一特征（它是通过追求利润来提供经济动因的动力来源），也是导致经济合作缺失的原因，即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正是因为他被自利所强烈驱动，所以容易忽视他的行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倾向于他的行为就是全部，这也就导致了对整体的损害。我们可以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将追求利润作为其最大目标，因此它不会主要去实现繁荣、高生产率、高消费(high consumption)、政治权力、促进爱国，或提升道德。任何这些目标可能资本主义下实现，其中之一（或者全部）也可能在资本主义下所牺牲或丧失，这都是取决于它与资本家行为的主要目的也即追求利润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九百年的历史中，在不同时代，它都对实现自利和上述其他社会目标产生过助益，但同时又在毁坏其他社会目标。 商业资本主义（译注：从本节开始，会开始讲述有关货币的一系列问题） 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以不同的经济行为（economic activities）去寻求获得利润。在我们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是通过将商品（goods）从一处运至另一处去获得利润。通过这种努力，商品从价值低的地方到了价值高的地方，而货币（money）也是同样，只不过是进行了反方向的运动。决定商品和货币运动及使得它们朝相反方向运动的估价(valuation)，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衡量出来的。因此，商品的价值由货币予以表现，而货币的价值由商品予以表现。商品从低价格（low-price）的地方运动到高价格的地方，而货币从高价格的地方运动到低价格的地方，因为商品在高价格的地方更有价值，而货币在低价格的地方更有价值。（译评：上述貌不惊人的叙述如果适用到现实世界则更能理解其深刻的含义。贡德·弗兰克在其重要著作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叙述了全球贵金属的流转，即自15世纪开始，全球白银也即贵金属货币的流转轨迹是，欧洲取得从美洲出产的白银，而最终是运往亚洲。至18世纪，大概全球一半的白银都由欧洲或美洲运往亚洲，作为支付购买亚洲商品的对价。这意味着，欧洲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无法实现对亚洲的贸易平衡，不得不用贵金属货币来结算贸易逆差。这样的情况各位看官是否觉得十分熟悉？没错，这不正是大肆印美钞的国家同样施行了多年的伎俩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国际清算银行乃至巴塞尔协议的关系是重中之重。这样，或许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金融财技发源于西方，而东方总是勤劳地耕作，当东方在用劳动的果实换取货币的时候，谁曾想这些货币正是由买家掠夺而来或者只是打开印钞机就滚滚而来？现在，我们应该更清晰地思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货币和商品的不同 因此，货币和商品不是同一个东西，而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东西。许多对经济的混淆认识即源于未能理解这个事实。商品是你真正拥有的财富（wealth），而货币是你对尚不拥有的财富的请求权（claim）。因此商品是资产（asset），而货币是负债（debt）。如果商品是财富，那么货币就不是财富，或是相反的财富（negative wealth），甚或是反财富（anti-wealth）。它们通常有相反的行为路径，正如它们经常朝相反的方向运动一样。如果它们中的一个价值上升，则另一个的价值则会以相同比例下降。以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价值称为“价格”，而以商品来表现的货币的价值，称为“价值”(value)。 （译评：货币是负债的观点堪称深刻，这一描述对于美元而言更具另一番滋味。但我们不可忘记，奎格利的著作是出版于1965年，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于1971年，因此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因为浮动汇率和期货炒作导致的全球货币价值失真在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并不明显，因为当时还是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由黄金去维系美元的价值。）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2) 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当商人将商品从一处运往另一处，并且售出商品的价格能够包含原始成本、运输成本、其他支出和利润的时候，商业资本主义就兴起了。肇始于奢侈品交易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加了财富，因为它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这意味着生产技巧的改善和产量的增加，同时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商品。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发展 最终，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制度化为一个限制的体系，通常被称为“重商主义”，即商人不再通过商品的流通而是通过限制商品的流通来获得利润。因此，在初期，追求利润导致了贸易和生产并以此促进了繁荣，而后则变为限制贸易和生产，因为利润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再是经济体系中的一环。 商业资本主义（一种扩张的经济组织）在历史上两次转化为重商主义（一种限制的经济组织），这两次转化不仅显露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和人性，也显露了经济危机的本质以及我们能为之尽力的方面。 （译评：重商主义的基本情况可以从wiki相关词条了解，简言之，以追求货币为导向，进一步，以追求贸易出超为导向。但是，重商主义从商人个人角度看和从国家角度看，从不同时代看，差别就非常大了。当一个国家以重商主义为策的时候，再具体化，当我们以追求获得更多的外汇储备为策的时候，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充分显现了。这正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金融问题之一。）  商人限制贸易以增加利润 在商业资本主义之下，商人很快就发现，当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低价处）运动到价格高的地方（高价处）进而使得商品数量在价格高的地方有所增加时，会导致低价处商品价格升高，而高价处商品价格会降低。当每次一整船香料运抵伦敦时，伦敦香料的价格就开始下降；当买家和商船到达这些香料的产出地马六甲时，香料的价格就迅速上升。因商品和货币这种双重和互惠的运动而导致的两地价格水平均衡化（equalization of price levels）的趋势，无论多么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端，都会有损于商人的利润，因为它减小了两地的价差，也就因此减小了商人可获取利润的幅度。精明的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能够通过限制商品流量来维持价差以及他们的利润，一定量货物的减少意味着等量货币的流入。通过这种方式，商船数量减少了，成本降低了，而利润得到了维持。 就上述重商主义者的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商人通过其限制性行为，实质上是以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端的满足来换取了商人自身的满足，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商人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其次，只要商船所在地的商人关心商品，他其实是盼望商品的价格应当保持在高位。 商人介入放贷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开始将他们的关注点从商品交换层面转移到了货币交换（money exchange，或货币兑换）层面。他们一开始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后来则不但对售出商品予以关注，还越发对借出货币以及交换货币予以关注。此时，他们开始关心如何将货币贷给其他的商人来满足他们对商船和经营的融资需求，而这二者又通过高利率来促使放贷人取得更多的货币，并且是以这些商人的商船和所经营商品来作为担保。 新兴银行家渴望高利率 在这一进程中，这些新兴银行家的态度和兴趣开始变得与那些传统的商人完全相反（尽管他们很少有人承认这点）。当商人渴望高价格以及更渴望低利率时，银行家渴望高价值的货币（即，低价格）和高利率。当商人和银行家各自对维持或增加他们所直接在意的交易（商品换为货币）那部分价值予以关心时（译注：指商人关心商品的价值，银行家关心货币的价值），也就相应地忽视了交易本身（但这却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关心的）。 银行和金融的运作方式隐蔽，难以为外人掌握 总而言之，通过将经济过程分工化为经济行为，使得人们能够专注于其从事的那部分，并且由于能够扩大其从事的那部分，进而就损害了其余部分。经济过程不仅分解为生产、交换和消费，还产生了两类对立且短期目的的交换（一类交换者专注于商品，另一类则专注于货币）。上述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只有当把经济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时，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体系也才能得以改良。然而，不幸的是，这一体系中的三部分，即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实在的且能够清晰明辨的，只要人们对其加以检视都能够抓住其实质。但银行和金融的运作却是隐蔽、分散和抽象的，以至于对大多数人而言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为了增加外人理解的难度，银行家尽其所能地使他们的行为更加隐秘，这从他们底帐（ledgers）所使用的秘密标记(mysterious marks)就可以体现，这些从未向外界的好奇者披露过。 （译评：银行底帐的秘密标记大概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现代银行大概是没有了。这种事情中国也是有的，山西票号就值得好好研究，据梁小民说，票号的英文就叫Shanxi Bank，中国明清的钱庄以及身股制度看起来丝毫不比欧洲落后。动辄认为公司、股份制、银行无法在本土产生而完全源于西方的认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方的经济交往长达数个世纪，贡德·弗兰克的观点深刻而有力。要知道，到清末，光是晋商乔家的资产就已经达到白银数千万两，票号已经在俄罗斯跨境经营。马关条约的赔款是2亿两，辛丑条约的赔款是4.5亿两，正是清末由于鸦片和赔款使得白银外流的情况才使得乔致庸在晚年兴置家宅，不置能行吗？清政府要向西方列强赔款，哪里来的白银，还不是谁有现钱盯着谁。为什么现在有钱的又买房置地，不买这个买什么？买美债？梁小民关于晋商有所研究，可以去看看  银行家很明确商品与货币的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后，经济制度发展的核心原因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开始清晰起来，至少对于银行家是如此。这一关系，即价格系统，取决于5个方面：商品的供给，商品的需求，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与商品交换的速度。其中3方面（商品的需求、货币的供给以及流通速度）的增加将使商品价格上升并使货币价值下降。这种通货膨胀是银行家不愿见到的，尽管这正是生产者和商人所乐见的。另方面，上述三方面的减少将导致通货紧缩并对银行家有利，但会使生产者和商人担心，但却能使消费者高兴（他们可以更少的钱取得更多的商品）。其余3个因素起着反方向的作用，因此它们的增加（商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流通或交换速度的减缓）将导致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价格已成为过去600年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引起的价格变化，至少是最近600年历史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漫长时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那种能够改变人类生存和人类历史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这从两方面得以体现。其一，价格的升高通常会鼓励增加经济行为，尤其是商品的生产，而另方面，价格的变化有助于在经济体系内部重新分配财富。通货膨胀，尤其是缓慢而稳定的价格提升，会鼓励生产者，因为它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个价格水平投入生产，而在另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售出这些商品。这一情况鼓励了生产，因为它使人相信有一个确定的利润边际。另方面，价格下降会阻碍商品生产，除非生产者处于非同寻常的地位，以至于他的生产成本比产品的价格下降更快。 银行家着迷于维持货币价值 通过价格的变化来重新分配财富同样重要但却少有人了解。价格的提升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而价格的下降正好相反。一个债务人在价格比形成此笔债务时高的时候被要求履行债务，则所让渡的商品和服务要比在此之前就履行债务要少。如果一个债权人（如银行）在一个价格水平时向他人贷款这对应于一定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在另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时收回等量的钱却意味着比此前更少量的商品和服务，这是因为还款的价值已经减少。这就是银行家作为债权人为什么要着迷于维持货币价值，尽管他们传统上把这些解释为“良币”（sound money）维持商业信用这更具有宣传意义而并不准确。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3) 银行家的两个主要目标 数百年前，银行家阶层开始分化，其中富裕且有势力的人愈发介入对外贸易和外币兑换交易。由于这批银行家更为富有且更具全球化(cosmopolitan)精神，并且他们还更加理解货币币值的稳定与贬值、战争与和平、王室通婚及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贸易等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成为政府的金融家和金融顾问。此外，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通常是金钱意义上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再因为他们通常着迷于两国之间货币兑换时币值的稳定，因此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事了两件事情：(1)将所有的货币和债务以严格限制的商品形式最终为黄金，来予以表示；(2)将所有与货币相关的事务都置于政府和政治权力控制之外，所宣称的理由是，由私有银行来处理黄金那样具有稳定价值的利益效果会更好。 这些努力加速了商业资本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并在17世纪中叶至1815年（译注：指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那些震撼欧洲的战争中加速摧毁了构筑于世袭君主制（dynastic monarchy）、职业雇佣兵以及重商主义之上的整个社会组织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经过了两个阶段的扩张，每一个阶段都以战争、阶级斗争和倒退的形式衰落。在第一阶段，与地中海相联系，是由北意大利人（North Italians）和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ns）（译注：Catalonia是西班牙东北部的自治区，首府为巴塞罗那。）占优势地位，以1300年之后的危机为阶段性结束，并一直持续到1558年告终。（译注：1558年是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继位的年份。按照奎格利在其重要著作文明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中对西方文明阶段性的划分，1300年-1430年的百年战争时期，和1650年-1815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均是西方文明所处的冲突时代（Age of Conflict）。关于两次战争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请参阅wiki相关词条。历史学界对于两次战争时间的起止点与奎格利的划分不尽一致，这或是因为奎格利是以文明为研究课题而非战争本身。）商业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与大西洋相联系，由西伊比利亚人（West Iberians）（译注：伊比利亚半岛由西班牙占据大部分，葡萄牙位于其西部）、荷兰人（Netherlanders）以及英国人（English）占优势地位。这一阶段从1440年开始扩张，在1600年之前已经羽翼丰满，但到17世纪末，在受到国家重商主义的限制和自1667年至1815年那些蹂躏欧洲的战争的影响后，便陷入了混乱。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领导法国在百年战争中转败为胜的圣女贞德特许公司的霸权 1440-1815年的资本主义阶段烙上了特许公司霸权的鲜明印记，例如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以及冒险商公司协会（莫斯科公司）（Association of Merchant Adventurers，or Muscovy Company）。英格兰凭借其更强的实力以及它作为岛国的安全性，在与这些劲敌的较量中取得了优胜。 （译注：特许公司的产生和发展非常有趣，同时也是了解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路径。了解这些公司的基本情况直接导致了翻译进度的放缓，特此专门开辟一篇来介绍这些特许公司的基本情况：近代欧洲特许公司的一些资料） 工业资本主义1770-1850 英国于1667-1715年对法王路易十四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于1792-1815年对法国大革命政府和拿破仑所取得的胜利有诸多原因，例如英国岛国的地理位置，其对海洋的控制权，其向世人所展示的作为小国和多元化社会及宗教团体的自由和权利的捍卫者形象。在这些原因之中，还包括金融和经济的因素。就金融因素而言，是指英格兰已经发现了信用的秘密。就经济的因素而言，是指英格兰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4)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信用（credit）成为英国称霸世界的工具之前，意大利人和荷兰人已经对其有了长久的了解。然而，William Paterson及其友人于1694年创建英格兰银行，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数代人都在寻求方法以避免黄金过于沉重的缺点，具体而言是通过用一些票据（paper）去代表一定份额黄金。现在，我们称这些票据为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s）。黄金券的持有人有权请求兑换相应份额的黄金，但由于黄金券的便利性，只有很少一部分黄金券持有人曾经予以了兑换。因此，人们开始明白，现实保有的黄金数量只需能够满足要求予以兑换的那部分就足够了；其余黄金则可用于商业用途，或者，与此相同的是，发行的黄金券所代表的黄金数量可以超过现实储备的用于满足兑换需求的黄金数量。这部分超过储备而发行的票据请求权(paper claims)我们称之为纸币（bank notes，或称银行券）。 银行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货币 实际上，超过储备地创设票据请求权意味着银行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货币。这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不是通过发钞行（note-issuing banks）而是通过存款行(deposit banks)。存款行的银行家发现，储户的取款指令和签发支票及向第三方支付通常并不需要从存款户头取现，而是直接划入第三方的帐户就行了。因此，并没有真正的资金转移，而支付只需通过在帐户上簿记（bookkeeping）就能实现。所以，银行家只需现实地保有足以满足储户取现要求的货币（黄金、黄金券和纸币）就行了；其余可用于放贷，而如果这些贷款又导致借方开立了一个帐户，则借方反过来又不用取现，而只需要签发支票就能够支付；而这些“新设帐户”或贷款可能也只需要相对于其本身价值的一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了。这些新设帐户也是无中生有的产物，尽管银行家们通常拒绝这样去描述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对于发钞还是对于贷款而言均是如此。然而，当William Paterson于1694年取得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并以他私掠（privateering）来的资金作为投入时，他说道：“英格兰银行将有利于其无中生有所创造的货币去产生利息”（The bank hath benefit of interest on all moneys which it creates out of nothing.）米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创始人Sir Edward Holden也曾在1907年12月18日重复过这句话，当然，现在已被广为接受。 William Paterson，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创造信用 无中生有地创造支付手段的组织结构我们称之为信用，虽不是英格兰所发明，但却被英格兰所发扬光大并成为了在1815年战胜拿破仑的重要武器。作为最后一位重要的重商主义者，拿破仑皇帝只可能认可实物形式的货币，他也被说服以至于认为，避免创造信用而立足于“良币”(sound money)基础上的战争，将最终使他赢得对将要破产的英兰格的战争（译注：指英格兰通过信用已负债累累）。但他错了，尽管20世纪的现代金融家又会给人们上同样一课。 不列颠对拿破仑的胜利 不列颠对拿破仑的胜利也受益于两项经济发明：肇始于1720年的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及源自1776年的工业革命，即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代。工业革命像信用革命（Credit Revolution）一样，在时间和原因方面都受到不少误解。这种误解对于20世纪处于先进以及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不幸的，因为这二者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伴随着一系列偶然的事件，例如通过工厂系统扩大了城市，无经验的劳动力（无产者）供给迅速增加，在竞争市场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工具和器具的所有权从劳动者手中转移到新兴企业家手中。但所有上述这一切都不是构成工业主义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将无生命形态的动力运用于生产过程中才是其基本特征。这一动力的运用以蒸汽机和水车（water wheel）为标志，长期来看减少或消除了无经验劳动力以及人力或动物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使得生产程序从城市传播开去。滑铁卢战役 不列颠大型工业企业的兴起 在这一持续的过程中，不列颠早期的工业品主义成就给它带了丰厚的利润，连同更早由商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利润，以及同期源自新城市和矿山的土地增值，共同使得早期工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自我融资或至少通过地方融资就能满足需要。这些企业以独资(proprietorships)和合伙（partnerships）为其形式，会向地方存款行请求短期贷款，但与国际银行家、投资银行、中央政府或公司形式的商业组织少有瓜葛。 上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在英格兰从1770年持续到大概1850年，与比利时甚至和法国相仿，但与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形式有着相当的差异，更是与俄国或亚洲的形式完全不同。产生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筹集资金用以支付工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原材料、技术、设备及其他）重组。东北欧，尤其是英格兰，有大量的储蓄来满足这些新兴企业的需要。但中欧和北美则相对较少，而东欧和南欧则只有非常少的资金在私人手中。 国际银行家的角色 当一个地方越难为工业化获得融资的时候，投资银行家和政府的重要性就越能得以体现。事实上，基于纺织、钢铁、煤炭和蒸汽的早期工业主义形式由英格兰向欧洲大陆传播得很慢，以至于当英格兰已经进入下一阶段，即是金融资本主义时，德国和美国（大约1850年）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因1830年之后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调动才兴起的。铁路建设，尤其是轨道和设备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无法通过独资或合伙的形式或通过本地融资予以解决，而是需要一种新式的企业形态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the limited-liability stock corporation）和一种新的资金来源国际投资银行家，而当时的银行家们还将差不多整个精力集中于政府公债的国际发行。铁路建设的需要也几乎同时带动了钢铁生产和煤炭开采。 金融资本主义1850-1931 资本主义在20世纪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第三阶段，其分枝和影响非常隐蔽，以至于当我们专注于其组织和运作方式时，会发现我们已被挡在门外。本质上讲，金融资本主义是将旧式的、无组织的和地方的货币运作方式以及信用更替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统一体系，而这一体系已经难以想象地并且是顺利地运行了数十年。这一体系的中心在伦敦，重要的分支在纽约和巴黎，它已经留下了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这是其主要的目标，和一个高度资本化的如果现在看来是过时的话重工业结构，并反应在铁路、钢厂、煤矿和电力方面。 有四个原因决定了这一体系的中心在伦敦。第一，英格兰有大量的储蓄，这依赖于英格兰早前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获得的成功。第二，英格兰拥有一个寡头政治的(oligarchic)社会结构（尤其反应在它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和有限的受教育机会），这一结构造成了相当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大部分盈余都流入了一小部分上层人的手中。第三，上层社会是构筑在传统而非出身基础上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aristocratic)但并非贵族(noble)，因此他们非常希望从低层社会甚至从其他国家吸收资金和有识之士，欢迎美国的后代以及中欧的犹太人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像他们还欢迎那些来自英国低层的、没有受教育机会并带有乡土气息的有钱人、有能力的人和英国国教徒一样，这些人往往被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徒排除在特权贵族之外。第四（但并非最终），运作金融的技巧（尤其是在国际环境下），在金融资本革新的需要下变得更为迫切，而一小群伦敦商业银行家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就对这些技术有所熟知。 国际银行家的王朝 伦敦的商业银行家（merchant bankers）在1810-1850年就唾手得到了证券交易所、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货币市场，这些事物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工业主义发展的需要，但他们至今仍忽视这一点。很快地，他们将其金融网络延伸至乡村银行，形成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形式，如同保险公司一样，再将所有这一切组织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金融体系，并让这个体系控制货币的数量和流动，以此来影响（如果不能控制的话）政府以及工业。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审视过往的世袭君主体制（因为他们正是扎根于此），期望建立国际银行家的王朝，或至少像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那样成功。最为成功的王朝当然是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3-1812），至少两代他的男性后代与堂姊妹甚至是侄女成婚。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分别在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巴黎以及法兰克福建立了分支，他们协同作业的方式虽然被其他国际银行家王朝所复制但都没有罗氏那样成功。 现已被神话了的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族谱，真假未辩（这种东西网上一大把，看来是不用精心搜集资料和辨伪就能拿出手的）国际银行家的金融活动 为了集中讨论国际银行家的金融或经济活动，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其他特性。在近几代里，他们已是国际性而非国家性的银行家。他们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绅士，是教育和艺术的赞助者，因此在今天，大学、教授、歌剧院、交响乐团、图书馆和博物馆仍然会反应他们的慷慨。为了这些目的，他们投资设立了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至今在我们身边。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5) 核心国际银行家族 我们对这些银行家族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是应当了解得更深。他们包括Raring, Lazard, Erlanger, Warburg, Schroder, Seligman, the Speyers, Mirabaud, Mallet, Fould, 还包括，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和摩根。在这些家族已经在金融资本主义兴起后全面参与到了国内工业中后，他们与其他普通银行家仍然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1)他们具有全球性和国际性；(2)他们与政府关系密切，并特别关心政府公债包括外国政府公债问题，甚至在初看起来具有贫穷风险的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包括埃及、波斯(Persia)、奥斯曼土耳其、中华帝国（Imperial China）以及拉美；(3)他们的兴趣几乎完全集中在债券而非商品，因为他们欣赏“流动性”，并且将投资商品(commodity)甚或是不动产视为走向破产的第一步；(4)因此，他们是通货紧缩（他们称之为“良”币，因为这样的货币拥有较高的利率和价值）和金本位的狂热献身者，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保证价值的标志；及(5)他们既致力于秘密运作，也同时致力于将金融影响力秘密延伸到政治生活中。这些银行家被称为“国际银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s)，更确切地，在英格兰被称为“工商银行家”(merchant bankers)，在法国被称为“私人银行家”(private bankers)，在美国被称为“投资银行家”(investment bankers)。在所有国家，他们从事着不同的银行和汇兑业务，但无论在何处，他们都能与其他类型的银行，比如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鲜明地区分开。 国际银行兄弟会（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Fraternity）以秘密私有企业的方式运作 国际银行一个不显著的特征是，直到最近他们都保持了非公司制的私有企业形式，通常是合伙形式，不发行股份，没有披露报告，通常也不会向公众做广告。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这种有无限责任风险的法律地位，一直保留到了现代遗产税已经普遍施加于这些私人企业，且无存续期限的公司法人形式已被用以避税目的之时。但这些私人企业仍然持续存在，因为它们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对普通公众保持匿名和神秘，它们的拥有者担心公众认为他们的行为会像通货膨胀那样邪恶。结果是，普通人没有途径了解运作这些私人企业的财富或场所，并且经常对他们的成员感到模糊。因此，即便拥有大量政治常识的人也可能无法将以下的名字与“摩根”相联系，他们是：Walter Burns, Clinton Dawkins, Edward Grenfell, Willard Straight, Thomas Lamont, Dwight Morrow, Nelson Perkins, Russell Leffingwell, Elihu Root, John W. Davi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S. Parker Gillbert，但实际上，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以位于华尔街3号的JP摩根办公室为核心的圈子中的一员。摩根，像国际银行兄弟会（译注：这只是奎格利一个戏谑的说法）的其他成员一样，一直通过公司和政府运作，但它本身一直保持私人合伙的形式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