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docx

民族问题理论(卷名：民族)theory of national question研究民族和民族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学说。民族问题理论的阶级性 民族问题理论是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都按照自己阶级的利益理解和对待民族问题，都有反映其阶级利益和世界观的民族问题理论。封建贵族把民族说成是上帝的创造，把强大民族征服弱小民族、掠夺落后民族说成是上帝意志的表现，以维护其特权和私利。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经提出民族自由、民族平等、民族权利和民族自决等口号。这反映了他们为发展资本主义而掌握民族和国家统治权的要求，是为他们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服务的。当他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就反转过来压迫剥削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曾经进行过不少调查和探讨，创造了一些直接观察和现场调查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在科学实践中，他们有些人成为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有的甚至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于受阶级的局限，唯心史观和不易摆脱的民族偏见的影响，许多人把民族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和民族之间的各种问题看作是某种精神的或心理的、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孤立存在的永恒的东西；把民族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同看作是天赋才能优劣所造成的；把民族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看作是生存竞争。因而不能揭示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的根源，不能提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他们的观点往往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甚至成为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民族问题理论，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利益的体现，也是无产阶级观察和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基础，.列宁和.斯大林继而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奠定科学民族问题理论的基 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社会制度的同时，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造成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指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剥削制度。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有关波兰、爱尔兰、印度、中国、匈牙利等国问题的著作中，为科学民族问题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不同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的，同时他们又都受社会发展条件所制约。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每个民族都由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所组成，存在着少数剥削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的对抗。由于剥削阶级在民族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不但剥削压迫本民族劳动人民，而且压迫剥削其他民族人民，常常为着自己一阶级的私利而在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上制造矛盾和冲突。因此，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和民族对抗就成为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而民族斗争又往往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一切统治者制造民族矛盾，唆使各民族互相仇杀，其目的是为了延长他们的统治寿命。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压迫却为其自身的灭亡造就了掘墓人。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一旦觉醒，首先碰到的就是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就会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去排除造成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私有制关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只要“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关系，取得自身解放的斗争，首先在民族内部进行，使自己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成为本民族的领导阶级。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同样是国际的事业，只能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同斗争中去实现。对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来说，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他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他们自身解放的必需条件，因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8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光辉思想，是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列宁和斯大林建立科学民族问题理论的完整体系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光辉思想。特别是列宁，在他科学地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发生变化的同时，研究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新情况，即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使民族问题由个别国家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并使世界上的民族划分成若干人数很少的压迫民族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为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荒谬理论，澄清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民族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制定和捍卫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列宁和斯大林写了许多著作，如：列宁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这些著作为民族问题理论建立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概括说来，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论证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第一次赋予民 族以科学的定义 关于民族的定义以及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就其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分别作过论述，但是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定义直到斯大林才最终形成。这就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在这个定义中，排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所掺杂进来的种族的、血缘的和唯心主义的各种因素，从而使“民族”这个概念完全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民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到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一定阶段，全世界各民族将会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就随之消亡。人们共同体的发展，按斯大林的表述，经历了由氏族到部落，再到 （指古代民族，即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也译作部族。在中国一般称为民族），再到（即现代民族，主要指资本主义民族），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民族逐步被改造成为新型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揭示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规律 民族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是从属于这个总问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问题是和战胜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它的任务是通过民族运动建立独立的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所以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它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 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成为两大革命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这两大革命巨流汇总到一起，使民族问题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任务主要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下，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它是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问题纲领提出了正确的指 导原则 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此起彼伏。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被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历史趋向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各民族日益密切的联合与这种联合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解决的。同时，列宁揭示的这两个历史趋向，也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问题纲领提供了依据和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民族问题纲领的基本原则，主要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坚持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民族平等，是最彻底的民族平等，即：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地位；反对只有利于某一个或某些个民族的任何特权，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侮辱；消灭那些民族压迫的代表者和实行者阶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不仅要遵守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原则的重要 体现 民族自决权是指每个民族有在不受任何外力支配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民族自决权是从属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的，其目的在于结束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剥削，消除民族仇恨，团结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促进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使之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无产阶级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它要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去赞同一切民族分离的要求。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来说，它更希望建立集中统一的大的国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把各民族组成为一个整体。这样既保证了各民族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又便于各民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使他们在共同敌人面前变得坚不可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理国家关系和民族 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国际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全世界各民族无产者在战胜共同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分民族地联合起来。任何民族都不应当专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因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国际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有坚决反对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制造民族纠纷、腐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分裂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才能不断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战胜共同的敌人。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这就要求不论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民族问题纲领时，都不能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提出笼统的办法，而必须把这些原则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灵活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妥当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运用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使这个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和周恩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解放 和民主自由这两面旗帜  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争取民主和自由这两面旗帜下，团结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了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反帝爱国力量，包括各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终战胜了这些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 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原则的具体体现， 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家建设的一个普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把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一个少数民族可以根据人口分布情况，单独建立自治地方，或同别的民族联合建立自治地方，还可在不同地区分别建立几个不同行政地位的自治地方。这样，既适应中国民族分布的复杂情况，又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愿望（见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在区划上，民族自治地方包括一部分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城镇，这就便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又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在政治上，它实现并保障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发展本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权利。在经济上，它可以根据本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地制定发展规划，并通过民族间的互助合作，使民族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逐步趋向平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各级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主要负责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自治权利的实现，才有利于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同时，也应当适当选派一些得力的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使民族自治地方得到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从少数民族的 实际出发，实行特殊的灵活的政策 这首先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上。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在改革前分别处于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地主制各个发展阶段上，有的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个别的甚至还处于原始公社制度末期，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不急于改，不大轰大嗡，而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去改革。在政策上，按照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政策。例如：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或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的办法；对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一些情况比较复杂、民族上层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协商改革的办法，并对接受改革的民族上层实行赎买政策；对少数民族牧业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见三不两利政策)；对社会经济结构同汉族地区大体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采取了比汉族地区更为和缓的方式。在时间上，为了使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准备地进行改革，一般比汉族地区开始得晚一些，进行的时间长一些。采取这种特殊灵活的政策，有利于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减少改革的阻力和社会财富的损失；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经过改革，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少数民族，都已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上，同样是从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特殊的灵活的政策。在建设中采取了国家帮助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汉族地区先进条件同少数民族地区丰富资源相结合，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同照顾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利益相结合的方针，从而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克服大汉族 主义 在中国，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总人口的93.3，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就应当向全国人民进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观点。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特别是汉族人民要尊重各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还应真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逐步缩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还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不利于民族关系发展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时间长，在各民族中造成的隔阂比较深，这种影响，就是在劳动人民中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在克服这两种民族主义中，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克服这种矛盾必须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说服教育的方法。就是要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互谅互让，使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这个新的基础，就是各民族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是用人类的新知识、新经验不断加以发展的科学。过去它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建立和发展起来，今后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为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的实践经验所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学(卷名：民族)ethnology民族学资料的积累民族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  民族学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    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和著述    苏联的研究成果西方民族学及其流派  传播学派  历史学派    社会学年刊学派  功能学派  心理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类新思潮    结构主义学派    新进化学派思潮    文化相对论学派思潮    新心理学派思潮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的民族学  为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贡献了力量  大力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  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性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民族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 由osethnos(族体、民族)和 óoslogos(科学)两字组成，是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英文的Ethnology、法文的 Ethnologie、 德文的  Vlkerkunde、 俄文的，都是民族学的意思。英国的 “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的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与民族学相近。          民族学资料的积累远在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前，世界各国就有许多关于不同民族情况的记录。古埃及第19王朝的金字塔中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族的图象。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古代帝王的铭文，也有许多民族情况的记载。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希腊、波斯与西亚各国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 是研究这些地区民族学的重要资料。 雅典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希腊史一书，也有关于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论述。古罗马独裁者G.J.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古罗马帝国史学家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两书，有大量的关于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记载。至中世纪，在一些学者、旅行家、僧侣和商人的著作中，有关于欧洲、地中海沿岸、东亚和南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较详尽地记载了中亚、中国各地区和南亚各族人民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丰富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从出土的殷商（公元前1766前1122）甲骨文中，可以约略地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民族名称，以及他们的生活、礼仪、祭祀和战争等情况。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关于各民族的历史传说和风土习俗的记载更为丰富。秦汉（公元前221220）时期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几次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观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中国境内若干民族的情况，编入其名著史记中。后来历代官书都按此范例编纂，因此有关汉族和其他各族的资料，在二十四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一些学者早就开始撰写各类有关民族的著作。汉、唐时代(公元前206906)的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等，即著名几例。以后历代的地方志、族谱家传以及文人的游记、笔记和文集，也描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历史上许多建立过国家或有自己的文字的少数民族，还用本民族文字或汉文记载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生活。此外，中国各族人民很早就同四周邻国各族人民有友好往来，对于北方、东邻以及西部丝绸之路上的国外各族，史书都有所记载。东晋僧人法显于公元399412年遍访印度、斯里兰卡、爪哇岛等地，游历30余国，写成佛国记。唐高僧玄奘在印度、巴基斯坦、 尼泊尔等地钻研佛经十余年， 撰写了大唐西域记。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于14051433年间，7次下西洋，远航非洲东岸、红海、伊斯兰圣地麦加以及南亚、东南亚30多个国家，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都是研究亚、非古代国家史地和民族情况的重要资料。在15世纪末至17世纪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各国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等，对所见到的各地区各民族的风貌作了报道和记载。18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民族学先驱的著作，如法国天主教神甫 J.-F.拉菲托著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认为当代印第安人与亚、欧一些古代具有高度文化的各族之间，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18世纪中叶至末叶，由于启蒙运动的开展，又正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一些先进学者特别是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了论证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原始状况的见解，广泛地利用了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民族学材料。但是，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民族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19世纪中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区寻找原料和市场。为了扩大殖民地，统治当地的国家和民族，必须研究殖民地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为适应当时的需要，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的组织，如1839年法国的“巴黎民族学学会”，1842年美国的“美国民族学学会”，1843年英国的“民族学学会”，1869年德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协会”等。这些机构陆续组织了一些考察队或探险队，到殖民地和边远地区的落后民族中进行调查研究，除了详细记录各族人民的现实社会现象、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之外，还搜集了各种文物作为研究资料。此后，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逐渐成为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从搜集和展出民族文物发展到建立民族学博物馆，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学的产生 就在19世纪中叶，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他们在以C.R.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化思想，从而被称为进化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 美国的L.H.摩尔根、英国的E.B.泰勒、J.F.麦克伦南和瑞士的J.J.巴霍芬等。他们认为各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尽管不同，但都遵循着相同的途径前进，都经历过或将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K.马克思和F.恩格斯读过这派学者的很多著述，对他们的立论题材有不同程度的褒或贬，但对其认为社会向前进化发展这一共同点，都采取了称赞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 理论基础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阐明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必将代之而起， 就着重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虑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这样才能了解社会现象全面的发生发展过程。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还提出决定人类历史关系的三个因素：第一，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第二，人类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所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增殖。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第一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理论，并将其归纳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亦即种的蕃衍的唯物主义原理，并在全书中贯串了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下了经典性的定义。.列宁指出，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建立科学的民族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和著述 马克思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天起，对于民族学的著述，特别对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就予以高度的重视。马克思对受到侵略、压迫和歧视的民族，如诸犹太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印度人、中国人等，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并用阶级观点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发现了许多研究原始时代的有价值的民族学论著，经过他分析摘录的目前已知的有摩尔根。J.B.菲尔、H.J.S.梅因、J.拉伯克、J.W.B.莫尼、R.梭姆、E.霍斯皮塔利尔和.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马克思最赞扬摩尔根的论述，认为古代社会（1877）一书尤为重要。摩尔根是进化学派的杰出人物。他把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看作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指出了氏族制度（见原始公社制）在原始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它的共产制的性质，并谈到了当时社会的未来改造，从而达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将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摘要，调整了书的结构，补充了必要的材料，加上重要的批语和评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摩尔根著作的价值。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及马克思若干篇民族学笔记（见荷兰L.克拉德的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光辉论著。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写信给德国K.考茨基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443页）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专门著作，联系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全部意义，并把这看做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于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在1884年问世。他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批语，摩尔根提供的事实资料，加上自己对欧洲古代一些民族历史所作的研究和新补充的材料，对原始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做了透彻阐述，特别着重在经济方面的论证。恩格斯所详细论证的是原始时代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崩溃的过程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历史，但他的主要目的却在于指出当代阶级社会必然将被改造成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依据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写成的民族学论著，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了宝贵的民族学遗产，树立了研究原始社会的光辉典范。恩格斯还着重提出：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发生了社会大分裂，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古代奴隶制、中世纪的奴隶制和近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这些论述为民族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应是民族学研究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法国工运活动家P.拉法格用大量事实所写的财产及其起源(1895)，是比较优秀的民族学作品。苏联的研究成果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民族学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它表现在：把原始社会史作为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苏联民族学的贡献。苏联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起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认定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广泛地把世界各国有关部落和部族的材料结合起来，比较科学地表达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图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视历史民族学的研究。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综合调查队，把民族学和人类学、考古学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专著和调查报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所搜集的世界各洲民族志的材料进行了综合研究。          西方民族学及其流派西方民族学首先创立的是进化学派，已如前述。当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流行，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支持的摩尔根的学说，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西方一些学者千方百计寻找论据企图证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极力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反进化论的流派便应运而生。传播学派 最初出现的是传播学派，又分成德、奥文化圈学派和英国传播学派。前者以德国的R.F.格雷布纳、奥地利天主教神甫W.施密特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极其有限，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中心地区一次产生，然后传播开来。后者以英国的G.埃利奥特-史密斯及其学生 W.J.佩里为代表。他们宣称各种高级文化因素都是从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尼罗河传播出去的，宣传泛埃及主义。由于这种理论缺乏科学事实根据，后来没有被人继承下来。历史学派  继传播学派而起的是美国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为F.博厄斯（旧译鲍亚士），其他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如A.L.克罗伯、R.H.罗维、E.萨皮尔、C.威斯勒、A.A.哥登卫塞等人。博厄斯主张单纯地描写具体的文化和传播过程，不作理论概括。他的门徒公开打出反对进化论的旗帜。罗维写的原始社会（1920）全面否定和攻击摩尔根的进化学说；他写的国家的起源(1929)直接反对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该学派虽然对传播学派也采取批评态度，但基本上接受传播理论，因此，学术界一般把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合称为文化历史学派(Cultural-Historical School)。社会学年刊学派 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学年刊学派，与传播学派差不多同时出现。 主要代表人物有É.迪尔凯姆和M.莫斯。迪尔凯姆于1896年在巴黎创办社会学年刊，因此被称为社会学年刊学派。尽管该学派不象文化历史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家A.孔德的实证主义，因而还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功能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现了影响颇大的功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B.K.马利诺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该学派不重视研究各族人民的历史，强调深入民族社区作全面的现状调查，大力训练和派遣学生们分赴各殖民地作田野工作。在理论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功能作用，认为每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必有它的用处，一个民族社区就是一个整体，必须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而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密切相关。功能学派的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族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心理学派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类新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民族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进化学派的态度上有所变化，一些进步的民族学者认识到，要想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分裂开来是不可能的。于是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民族学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诸如联邦德国以H.马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潮， 法国以M.戈德莱厄为代表的 “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思潮，美国以M.哈里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思潮和以R.墨菲为代表的“社会生活辩证法”思潮等。同时，也不象从前那样公开反对进化学派了。在美国还出现了维护进化论的新学派，美国民族学界曾为摩尔根恢复名誉，甚至把他奉为美国民族学之父。一些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民族学的著作，重新编订、校正、注释出版，有的还写了长篇导论。西方民族学出现的这种变化，正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的表现。其次，战前的那些老民族学派大多衰退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没有定型的学派或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结构主义学派  以法国C.莱维-斯特劳斯为主要代表。他把结构语言学的音位分析法运用到民族学研究领域。通过分析自然现象之间结构关系的途径，来推导社会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英国学者E.R.利奇也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该学派的影响达到高峰，后来逐渐有所下降。新进化学派思潮 以美国民族学家L.A.怀特、J.H.斯图尔德等为代表。他们为摩尔根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辩护，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能量说，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等。文化相对论学派思潮 以M.J.赫斯科维茨为代表。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时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任何具体文化的一切现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会重复，各具特点，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无法比较，各个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有共同规律。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新心理学派思潮 这是美国60年代以来掀起的小规模心理人类学复兴运动的产物。代表人物有J.怀廷、I.L.柴尔德、R.A.莱文等人。他们在老心理学派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提出了所谓“认识人类学”。该派思潮目前在美国有一定的势力，是值得注意的倾向。这些学派、思潮除了结构主义学派很有影响外，其他基本上局限在某一国家或某几个民族学者的范围内，而且各人的观点也不一致。这种不统一的现象也正是战后西方民族学的一大特点。西方民族学发生的这些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由于民族运动的深入发展，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越来越多，他们反对曾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服务的民族学家再对他们进行调查，使西方民族学遇到了困难和威胁。上述变化正是西方民族学对付危机的应变想法和措施。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到20世纪初叶，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被引进中国，而且译名很不统一。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介绍这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意义，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他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就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如林惠祥、凌纯声、陶云逵、徐益棠等。西方民族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