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docx

作者：赵月华前言(1)“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流传民间百年的经典谚语，深刻道出了一个洞悉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术的名臣曾国藩和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中不可拒不撼摇的崇高地位。他们两个是那中国历史天空中永远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双子星座，是那些在茫然之中寻找做人处世经商成功真谛的后人的道路指南。曾国藩和胡雪岩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在于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国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从湖南山村的一个穷秀才跻身于作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人物，直至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 无人能出其右。而胡雪岩则从一个出身贫寒的钱庄小伙计，赤手空拳在商界开辟出一番天地，既富且贵，成为名动天下的“红顶商人”。他们取得的成功，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以及经商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常人之中脱颖而出，并开一代风气之先，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商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同时，这些绝学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体现了他们对变化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了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个人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这些绝学，对于今天那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稳慎之绝。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世上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要做到稳慎，必须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凡事力求稳妥，谨言慎行，戒骄戒傲，时时刻刻小心行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磨砺之功。曾国藩认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人如果不通过不断的磨砺来提升和完善自身，就会让自己私欲、情欲变得膨胀，从而让自己的意志变得软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得以浪费，而妨碍自己事业的成功。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不断磨砺自己、不断调试自己以外别无他途。这需要做到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身必兼治、培养浩然之气。圆融之道。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处世也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圆融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事物的度，灵活处理意外情况，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游刃有余。牵手之智。曾国藩认为，人生在世，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个人的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你做事情所得到的机会和资源就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做到这一点要注意在广交朋友的同时选择朋友，学会借梯登高，宽和得众，不占人半点便宜。用人之律。曾国藩认为，天下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众人拾柴火焰高，曾国藩手下人才辈出，这为他成就丰功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都离不开曾国藩的用人之律。他在求才、选才、育才、用才、驭才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这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在进行管理时学习和借鉴。进退之智。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尤其是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如果在该进的时候不前进，在该退的不回收，就会让自己遭致失败。曾国藩把握了进退的智慧，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不但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也使他成为一代中兴名臣。圆世之智。胡雪岩认为：为人处世必须以须要以“圆世”为圭臬。“圆世”哲学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一个真正懂得“圆世”哲学之人。胡雪岩的圆世态度，既在通，又在活，还在融，归结在一起，无非是要达到圆满无憾。通是权和变，活是趋向、目际，触是状态，满是结局。人生如此，又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呢。前言(2)结交之术。胡雪岩认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在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胡雪岩喜欢处处交朋友，时时帮人忙。这让他四面都见朋友环绕，处处都见友情赞助。朋友多，事情当然好办。而这正是胡雪岩的结交之法的妙用。用势之妙。胡雪岩认为：顺势是眼光，取势是目的，做势就是行动。这是他的用势绝学的精妙阐释。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说，“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胡雪岩居然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就是因为他懂得用势的缘故。谋划之策。胡雪岩认为：无论是处世还是经商，都必须要有谋划。有了这些谋划之策，胡雪岩对整个时事的了解和把握总能够先人一步，他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并从容应各种事件，从而建一己之功。这与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也就显现出来了。掌控之招。胡雪岩认为：对于人才必须学会掌控，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为我所用。胡雪岩的对掌控之招的运用，使他身边的人才济济，并且时刻忠诚于他，为他出谋献策，出力卖力为他成就商业上的胡氏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泰然之要。胡雪岩认为：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沉住气，达到泰然处之而不乱的境界。胡雪岩的这种境界来自于他的对己泰然，对事泰然。对己泰然是充分相信自己，勇什么时候都能不放弃对自己的信心。对事泰然就是自己的自信，来事泰然就是勇于决断，对于事情的结果拿得起，放得下。处事泰然造就了胡雪岩这个 “一等一”的成功商人。尽管曾国藩、胡雪岩离我们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但是他们的绝学却还不会过时，它们仍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走向成功、走向卓越的智慧来源和处世瑰宝。朋友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在充分汲取他们的绝学精华后，并创造性地用之于实践，一起来创造我们的传奇人生，成就我们的非凡梦想吧!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1)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世上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稳慎，切不可过急。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语录：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译文：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如一无所求的，不超过二年，则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曾国藩认为：做事须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这是因为身在官场和社会中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二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做官做画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入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俱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了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 “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 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 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 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2)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干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凡事当求稳慎曾国藩语录：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译文：情愿多天持久而不出战，不能出境一战而不能战胜敌人。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稳慎。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 “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 “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 “然机字殊不易审， 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3)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 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 “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 “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4)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 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谨言慎行方是长久之道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译文：做官的人，一身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5)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锋芒不可太露曾国藩语录：机遇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修炼涵养，勿为不学无术之辈。译文：对于一个人而言，机会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修身养性的涵养，千万不要做不学无术的那种人。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何尝不是这样呢？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实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岁暮杂感诗道：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万事拼同骄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在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来，一个25岁的青年，就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何日斫蚊屠鲸的豪情，可见，曾国藩不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将才气内敛，这才是他真正高明之处。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屑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 释道文化的综合。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厉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于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克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6)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擞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会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挨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适可而止，有所节制。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之，谦虚内敛，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之人，往往取得大成功。不越雷池一步曾国藩：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隐，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在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秘闻：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人担当好了。”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宇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闽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7)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 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宇，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十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等处世风格。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王闿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第一章 做人稳慎之绝(8)王闿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人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人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