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与国家管控.docx

十二五规划之国家战略与国家管控第一部分 国家战略与国家管控第一章 从立国到帝国的崛起之路国家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曾经历了数个发展阶段，也产生出数种国家形态类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1994年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理论中，将中国国家起源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将其称为“三部曲”。纵观世界各大文明，各地国家的进化历程都大体遵从这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古国时代、方国/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一）古国时代作坊式的国家管控1、古国时代的源起古国，作为国家的最原始形态，起源于氏族部落。氏族源于一个共同始祖母，是一群血缘相近的人们。（1）母系氏族母系氏族最为古老。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成为氏族制度的各层社会组织。对于这样的组织结构，恩格斯赞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各民族在没有分化为阶级以前，其社会亦是如此。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才使这种古老的氏族制度崩溃，发展成为父系氏族。 （2）父系氏族父系氏族产生于早期阶级社会的前夜，是它促进了阶级社会的产生。父系氏族乃是母系氏族更高一级的氏族，不同的是父权制按父系计算世系和继承财产，实行私有制，部落战争频繁，开始把俘虏当作奴隶，氏族和部落内部混杂有外族人，军事首领职权已开始与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职权相对立，这些都显示氏族制度在崩溃中。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要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国家是父系氏族历史的继续。 （3）从氏族到古国氏族制度发展成古国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是：氏族胞族部落父系氏族地区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和民族。在中国，古国时代是指距今五千年前后出现的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最先是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考古中提出来的。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欧洲古国的起源在起源中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雅典国家的形成。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阶级社会的条件下，直接从氏族结构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世界上多数民族（包括中国）国家起源都属这一类型。“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二类型，罗马国家的形成。罗马国家也是从罗马人父系氏族基础上发展来的。公元前7前6世纪，在生产力发展、地区扩大和人口增加条件下，整个“罗马人民”形成三部分人，即出身于氏族上层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私有财产，属于“保护人”；广大氏族民日益贫困，依附贵族，平时为其劳役，战时出征，是贵族的“被保护人”；第三种人是外族人，他们是自由人，可占有地产和经商，但不能作官，不能参加人民大会等，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是“平民阶层”。“被保护民”和“平民阶层”与贵族存在着阶级对立，平民与贵族的对立尤为严重，斗争激烈，平民最后战胜氏族贵族，建起罗马国家。 第三类型，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民族大迁徙时代，德意志人曾是父系氏族社会，有部落和部落联盟组织，但还未发展成国家。而是在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在其“废墟”上改造自己原有氏族机关并设置一部分新的机关的基础上建起国家的。 2、“国家管控”伴随着国家形态的生而生国家起源于氏族部落，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器诞生于世。古国时代，这种统治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管控。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国家管控”机制也开始有了最原始的雏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繁杂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在原始的国家中，逐渐产生出了专门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控的人，相应的管控机构也就随之产生。但当时的国家管控方式非常简单而原始，其管控范围也仅仅局限于诸如对内保障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保障统治阶级的权益以及对外发动战争等等，管控的手段也非常的简单。但这却标志着“国家管控”开始以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角色走上历史的舞台。（二）方国/王国时代国家“集团化”开始呈现在“国家”形态的进化过程中，苏秉琦先生将“古国”之后的形态称为“方国”，也就是人们普遍所称的“王国”。在世界上，许多早期文明在帝国时代来临之前都相继经历了“方国/王国时代”，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方国/王国主要有：1、中国的“三代”夏商周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与原始的古国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和高级的国家形态。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其主要标志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2、古印度的“列国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印度东部北部出现16个主要国家，史称“列国时代”，有时也称“早期佛教时代”。这是古印度列国并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战国纷争，逐步为统一打基础的时代。列国时代是大国争霸、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代，是古印度史上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列国时代的奴隶制国家长期进行着激烈的争霸战争，战争使印度逐渐走向统一。在公元前325年，孔雀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古印度结束方国时代，进入其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时代。 3、古希腊的“城邦”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前30年，古代希腊人以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为中心，在包括北非、西亚和意大利半岛南部及西西里岛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奴隶占有制国家。尤其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一、二百年间，陆续出现了一批史家称为“城邦”的小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历史进入“希腊化时代”。公元前299年罗马势力开始侵入巴尔干半岛，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了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古代希腊的历史随之告终。4、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古罗马在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之间的政体，其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也有观点主张尤利乌斯·凯撒担任终身独裁官的公元前44年作为共和国的结束时间。公元前510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Comitia Tributa）三权分立。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罗马刚建国时，还是一个小国家。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通过连年的征战与扩张，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大国。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46年罗马又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和四次马其顿战争，建成了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公元前60年，克拉苏、凯撒、庞培秘密结盟，共同控制罗马政局，史称前三头政治。前48年，凯撒先后打败另外两人，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厉行改革，但因独裁统治而招致政敌仇视，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遭贵族派阴谋分子刺杀。凯撒死后，罗马内战又起。前43年，安东尼、李必达、屋大维公开结盟，获得统治国家5年的合法权力，史称后三头政治。随后屋大维将另外两人打败，于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号，建立元首制。屋大维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罗马共和国结束了，古罗马进入了罗马帝国时代。5、方国/王国时代国家的管控特点随着国家形态的进一步成熟，统治者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力量，国家的管控机制也在“方国/王国时代”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层次越来越复杂。已经从原始“古国”那种侧重于对社会日常事务的管控发展为涉及到思想、政治、经济、疆土及行政管理的各方面领域，并开始出现模块化的组合运用趋势，对后来更高级国家形态的国家管控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思想领域形成宗教神学思想体系（如佛教等宗教的产生和传播），将天说成是自然与社会的主宰，以证明王权神授，论证自己的统治是合理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利用宗教观念来配合暴力统治；同时，根据宗教祭祀仪式演化出“礼”，作为制度、思想、行为的规范，逐步发展成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深刻的体现。（2）政治方面一种类型为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以古中国和古印度为代表），在父系大家族的基础上，以宗法制度为主体，按照亲疏远近，从王国到诸侯国，按地区建立起层层的政权机构，并划分明确的等级，由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世代相袭地把持各级政权。这种宗法和等级制度长期影响着中国和印度等众多的东方王国（三）帝国时代漫长的“并购与重组”交织下的大国崛起帝国时代是一个大国竞相崛起的时代。1、什么是帝国帝国是对领土非常辽阔，统治或支配树族众多，拥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强势国家的通称。到目前，对“帝国”一词尚没有非常精准的科学定义，使用比较混乱。但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1）狭义的帝国狭义的帝国一般仅指领土辽阔，统治民族众多，拥有持续传统的强大君主制 政体国家；而且帝国称号的使用一般需要国际上普遍的认同；帝国的国家首脑一般为皇帝；帝国君主通常为世袭，但也有同过选举和指定产生的。一些国家常自称为帝国，或把帝国一词写入正式的国号（如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等）。限于帝国对领土规模、政体和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几乎所有狭义的帝国都出现在亚欧大陆。在欧洲罗马帝国前期的国家首脑称元首，政体在形式上仍为共和制，但实际上已具备后来欧洲出现的各帝国的主要特点。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拥有皇帝这一称号的君主通常被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中世纪，按照惯例要得到皇帝称号的君主一般要去罗马由教皇加冕，而这一头衔基本上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所垄断，直至19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法国、奥地利与德国先后升格为帝国；俄罗斯则一直以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形成了欧洲近代的帝国。世界历史符合上述标准的狭义帝国主要有：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贵霜王朝、莫卧儿王朝等，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的中国历代“正统”朝代（秦至清），公元前后至4世纪的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大食国，或萨拉森帝国，包括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等。（2）广义的帝国广义上的帝国范围要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的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被为帝国。通常这些国家只达到狭义上帝国标准中的一点（如领土广阔）或几点，而且不论政体是否为君主制。这些因家本身一般并不称自己为帝国，而是共和国、联邦、联盟等。如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帝国”，近代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帝国、 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等。历史上有一些规模庞大但统一时间很短，通过短期的军事征服暂时建立起来的国家，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时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也被称为帝国。但严格的说它们均不能达到狭义上的所有四个标准，仍旧只是王国。现代的“帝国”虽然很少有君主制政体的，但实际地位和影响力与古代狭义的帝国没有太大区别。比较著名且被接受的概念有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罗纳德· 里根提出的邪恶帝国（苏联帝国）、被称为新罗马帝国的美国等等。 （3）概念外延的帝国当前，帝国的范围变得更加宽泛，甚至一些实力强大、在某一领域拥有住在地位的企业集团也被称为“帝国”，如微软帝国。本文中所指的“帝国”概念将只限于国家实体的帝国，包括狭义的定义和广义的定义。2、帝国的阶段演化从广义的帝国概念出发，纵观历史，从人类进入帝国文明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公元1500年以前的帝国；第二阶段：公元1500年公元1870年的帝国；第三阶段：公元1870年公元1945年的帝国第四阶段：公元1945年至今的帝国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时代的巨大变迁与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国家的管控机制也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层级。第二章 国家形态进化的浮华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序言有人说，人类进化的历史就是从野兽进化到天使的历程；那么，国家的建立便是从自然系统进化到社会系统的历程。而且，这个历程还远没有结束。如果说自然的系统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社会的系统却正是由上帝的子民人类来开创。从立国到帝国，道路艰辛而漫长，其间充满了战争与和平、统治与压迫、策略与阴谋、混乱与秩序、兴盛与衰败、富裕与贫穷纷繁复杂的国家历史常常会蒙蔽住人们的双眼，使他们仅从表面的现象出发去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而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因为他们往往会痛苦的发现：自己的国家正陷入一个“牵一发而痛全身”、“内外交困”的多难境地。其实，这时候人们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国家是一个“系统”。抽掉历史表面的枝枝节节，在这一复杂的表层之下一定存在着一个系统化的“源规则”，正是它推动着整个国家系统的运转。而对这“源规则”的设计、控制与改进正是本书所重点讨论的核心问题国家管控。第一节 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国家（一）何谓“国家”对于国家的起源，自古以来中说纷纭，人们试图从各种角度和侧面来定义“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主要出现过如下几种观点：1、“神权观”天赋神权顾名思义，神权观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这种理论在东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社会，普遍信奉“天道”，说国家的权力来自“天命”，把帝王称为天子。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势力支配了整个思想界，普遍宣扬“一切权力来自神”、“除上帝外，别无权力”的观点。集神权思想大成的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是其代表。神权论从16世纪开始衰落，但至今在一些国家仍有影响。2、“契约观”资产阶级的“贞节牌坊”契约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说，它把国家的产生说成人们订立契约并共同遵守的结果。1618世纪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都用契约论说明国家的起源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英国的T·霍布斯、J·洛克 ，法国的卢梭都是契约论的代表。契约论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3、“阶级观”阶级矛盾成为国家进化的原始推力马克思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对立阶级时才产生出来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因而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供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其他阶级的国家机器。当时，社会秩序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依靠族长、首领享有的威信和尊敬来维持。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随之出现了阶级，社会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抗阶级，人类社会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意识到经济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其政治统治，用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来控制和维持自己赖以存在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因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4、“管控观”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管控”的需求“管控观”的出现无疑代表着对国家起源和发展原动力的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发现，这一学说推动着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国家这个复杂巨系统，并进一步探索国家运作的本原。“管控观”认为：国家的产生，和生产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工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是从人类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社会的职能机构。在原始社会，虽然生产和生活极其简单，但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公共事务，如组织共同劳动、解决争端、监督用水、执行宗教职能等，但还没产生从社会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处理公共事务的人，都不是专职的，他们不脱离生产劳动，也没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力，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规模逐渐扩大，彼此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公共事务日益繁杂，这就要求社会分工有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有专门人员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控制。同时，生产的发展已能提供一些剩余产品给这些专门人员使用。这样，就出现了一批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管理的人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机构。随着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社会公共职能就逐渐独立地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这些专门从事管理的人也就成为统治者，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由他们所把持的机构就成为强制机构、实力机构，由此产生了国家。可见“国家管控”有着与“国家”同样悠久的历史，它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从古国时代最原始的简单化管理，到后来方国/王国时期的多手段实施，直到帝国时代系统化、超综合的管控体系的建立与运作，“国家管控”始终伴随着国家形态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但遗憾的是，这一本质的要素却由于淹没在繁杂历史的表象之下而长期没有受到人们的发掘和认识。第二节 国家存在的意义与“国家战略-国家管控”双核循环体系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已经伴随着人类历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国家的形态也在慢慢的发生着演变。但不论其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呈现出何种不同的形态特征，它都必须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同时，在“国家战略-国家管控”双核循环体系的原始推动下，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系统平台。（一）国家因何而存在在传统意义上，国家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行为角色，是管理特定领土和人口，并在国际中代表及保护其人民的中央政府，要求国民有一致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对国家保持忠诚。同时，国家作为强大的行为角色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主要政治功能的演绎上。在正常状况下：（1）国家是通过暴力在其领土内实现控制；（2）根据其意愿分配和奖励国家资源；（3）国家是大多数生活在其中的国民的主要身份象征。然而，现代国家在这三点上都有下滑的倾向。国家在生存和竞争方面主要在在领土、国民、军事、文化、科技、政治体制、经济、资源、国际地位等等方面呈现多样性。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延续的根本。传统上，国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人民以及所辖领土的安全，这也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原因。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是国家最高生存能力，然而，进入现代以后，即使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也面临着危险。现代社会的国家封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宣传战使如今内部日益松动的国家无法抗拒，人类在核大战威胁面前脆弱异常。在非安全领域，国家也不能免于外部力量的干扰。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加深了国家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程度，从而要求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协调政策的制定。现在，国家存在的意义转变了。我们认为国家意义在于：作为协调国家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超大型组织，利用各种手段维持国家存在（肉体和文化上的永续生存）和争取国家/国家同盟利益；同时缔造出一种超基因文化，对可控区域的民族进行同化，进而引导国家整体的系统行为。而系统行为的实施和推进则从根本上需要国家大战略来作为方向的指引。 （二）“国家战略-国家管控”双核循环体系的构成与特征顾名思义，双核之一即为“国家战略”，而另一核“国家管控”子系统由四个层面构成：（1）国家机器（2）国家管控平台（3）横向管控机制（4）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在“双核”系统中，各层次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1）国家大战略是国家各管控平台设计和运作的依据和导向，它将综合地反映出国家管控体系设计和发展的目标与方向。（2）国家机器主要用于维护和实现国家大战略一切活动的有序化。（3）在不同国家、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五个管控平台运用组合与侧重点会有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管控平台是国家管控体系的基石，横向管控机制和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都是基于五个管控平台进行设计与运作的。（4）横向管控机制，通过将不同管控平台进行巧妙整合或改变管控平台内部结构，跨越平台进行操作，并通过对管控平台涉及领域扩大来构建优势放大和锁定系统。（5）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是国家管控体系的灵魂，只有形成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国家管控体系才能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循环、自我进化的有机生命体。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是国家管控体系运作和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推动系统与支撑系统。我们应该看到，“双核”体系的运作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安全、发展、扩张服务，因此，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是国家管控体系的必备元素。各管控平台和横向管控机制都是为了实现国家优势放大与锁定，因为，只有国家优势放大与锁定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 我们认为实现国家强大需要通过资源集聚，内部博弈，制度设计，价值链控制，权力安排，交易安排等手段进行体系性的控制，这种系统性的体系就是国家管控体系，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国，设计国家管控体系已迫在眉睫。第三节 国家大战略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国家大战略根本上为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服务，因此，国家大战略基本上由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扩张战略等构成。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的落实需要发展并运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与文化管控以及横向管控。（一）“大战略”与“战略”“大战略”的概念由“战略”演化而来。最初，战略只是局限于军事领域，指进行战争的艺术。后来，人们把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的考虑纳入战略思想的范畴。随着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演变，特别是民族国家的诞生和民族主义的成长，国家领土内所有一切资源都成为战争的手段，战争发展成为总体战。由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生存和发展，是民族国家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战略研究开始进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大战略”的概念应运而生。在“大战略”观念诞生的历程中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民族国家成长的经历。民族国家的确立可以由以下两点来界定。第一，民族国家取得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也就是对内对外事务中主权的确立和国内认同整合所导致的对边界内忠诚的享有。这种合法性为国家成功整合国境内的所有力量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国家还通过对国家职能的实施确保了以上合法性的落实。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境内的事物和存在的合法而又有效的唯一代表。第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在这一国际结构中，国家被视为基本的构成单元，每个单元的安全和福利是自立、自助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在国际舞台上依托自己边界内的力量和实力来进行国际竞争和斗争。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政治结构是大战略诞生的组织基础，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基础。我们认为国家大战略根本上为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服务，因此，国家大战略基本上由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扩张战略等构成。（二）国家大战略的四大原则战略是讲求原则的。(注：在战略思想发展史上，关于战略有无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论。以约米尼为首的理性战略派认为战略上存在科学的原则，而以克劳塞维茨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战略上不存在科学的原则。)关于大战略的原则，目前尚无定论。国内研究大战略的专家吴春秋教授提出了七条。本文认为主要有四条：1、不战而胜的原则，这是大战略的本质所在战略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其次是小战而胜。不战而胜的思想来源于我国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在荀子等其他著作中衍生为“不战而胜”和“兵胜于庙堂”的思想。大战略是对军事战略的超越，实质上就是超越战争。不战当然不是真的“不战”，而是打政治、经济、外交战；而且这种政治、经济、外交战也是大战略所要超越的，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的联系和合作，促使其他国家服从自己的意志，即实现真正的不战，这才是大战略的奥妙所在，也是大战略的最高境界。上述两层意义上的不战，是大战略所追求的两种境界。2、全局性原则，这是一切战略的共同要求全局由方向、部分和时节构成。毛泽东说过：“战略的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关照全局不仅是军事战略的要求，也是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乃至大战略的共同要求。关照大战略全局，首先要对各个局部有详细的了解和把握。全局是对局部的统领，局部是全局的基础。通过详细了解局部，找到各个局部之间的联系，进而把握全局，才能统筹安排好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关系，使全局协调运转，朝着预期的战略目标和方向努力。(注：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其次，要科学预测全局的发展。毛泽东曾指出过：“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再次，把握战略重心推动全局发展。所谓战略重心是决定大战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可表现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取得和主要战略方向的行动；承上启下的战略枢纽和战略转换的时机；承担主要任务的力量等。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战略重心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多个，多重心则无重心。战略指导者应从全局出发，找出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和方向。以战略重心为核心，集中力量，推动全局朝预定目标发展。3、目标与手段相适应的原则，这是实施大战略的基础大战略是由战略目标、战略原则和战略手段构成的。战略手段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力量。这是战略的基础；二是力量运用的方式、方法、途径等，即政策和策略。相当于军事战略中的战役法和战术。安德烈·博福尔总结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五种关系：目的有限、手段充足；目的和手段都有限；目的重要、手段有限；目的多种、手段缺乏；目的重要、手段强大。这五种关系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二是目标低于手段能力；三是目标与手段平衡。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性后果。战术上的损失，可以通过战役、战略来弥补，但战略上的损失将是根本性的。对于大战略来说，这种损失导致的将是国家生存面临严峻考验，这种关系实质上是拿国家命运做赌注。目标低于手段能力，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于国家安全也不利。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战略指导者应力避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力争目标与手段的协调。4、争取和保持主动权的原则，这是实施大战略的关键大战略是一种筹划和指导，筹划和指导的关键是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所谓战略主动权是指行动的自由权。战略主动权以力量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力量。首先，对力量要有正确的认识。战略中的力量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不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也不是一种绝对的力量。现在有些学者在研究大战略时，动辄以综合国力做比较，综合国力当然极为重要，但仅仅停留在这方面，会导致以下结果：就是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永远安全，大战略的实施永远顺利，永远拥有战略主动权。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综合国力弱的国家同样能够制约强大的国家，从强国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关键是要在大战略全局的某个方向、某个时节或某个结构上形成力量优势。这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一种相对的力量。其次，要注意谋略的运用。军事战略讲求谋略，大战略同样如此。谋略的作用在于它是精神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重要环节，是通过斗智所产生的制敌妙策。通过谋略的运用，实现双方力量的转化，进而夺取战略主动权。但是到此，我们还必须避免进入另一个歧途。大战略固然重要，但它依然不是推动国家扭转劣势、奠定胜局的本源动力，长期以来，有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们都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家大战略的竞争。于是，各国竞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和制定其国家大战略，但就在各国国家大战略制定的层次高度和完备程度日益趋同的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的存在，甚至呈现出越拉越大的趋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从全球视角来看，国家之间的终极竞争绝非大战略的竞争，而是国家管控体系和管控能力的竞争。国家大战略仅仅是国家管控方向的一种主观反映，它不能也无法替代国家管控对国家竞争和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三）国家大战略的主要内涵大战略体现的是，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综合运用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规划，是以国家和政府的角度、立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利益，基础是综合国力，手段是战略方法和谋划，针对的是处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祖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大战略的主要内涵包括：1、大战略的主体是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做事情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内涵，大战略的主体是国家。大战略的制订者和实施者是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合法性的国内政治进程所确认的决策者和实施者。2、大战略反映了国家同外部世界间关系的实质这一实质是由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基本事实确定的。看待和观察这两个基本事实的方法和角度是多种多样的，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否定这两个基本事实的观点和流派。但是，由于几百年来国际政治结构的连续性，现实主义是观察和看待这些基本事实的最持久和最主流的方式。3、大战略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大战略的出发点。但是国家利益是有层次的。为使有限的战略资源能够有效地保护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必须要对不同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和排序。4、大战略使用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国家目标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同时，一个目标也可以对应多种手段。大战略在指向大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可以交替使用多种手段。为此既要使用不同的手段，又要对不同手段之间进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会成为完成大战略目标的手段。5、大战略思维方式体现在对一系列重要关系的把握之中作为国家进行战略思维的方法，大战略还表现为大战略思维方式。大战略思维方式的内涵就是根据战略思维和大战略内涵的内在要求处理和把握好一系列的关系。具体说来大战略要求把握事务的优先次序、全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长远和短期、理性和情绪、收益和成本、目标和手段、当前与未来等一系列重要辨证关系之间的平衡。（四）地缘政治学与国家大战略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复杂、宽泛、多元的术语。在地缘政治学概念使用的不同视角中，大战略的视角具有悠久的传统。地缘政治学概念使用的最为频繁的视角之一就是把地缘政治学看为大战略制定的一个方法。地缘政治学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奥图塞尔曾经指出，地缘政治学的一个视角就是大战略的同义语。这一视角关注地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作用。该视角把永久的地理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力。拉祖瓦耶夫也认为地缘政治学首先反映了国际舞台上争取权力的斗争同地理的联系，地缘政治学被看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美国学者潘塞认为，地缘政治学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因此，它也是一种战略地理学，是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决策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可见，在以上关于大战略视角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中，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体现了地缘政治思想参与国家政策和战略的热情，地缘政治学可以被描述为国家政策的理论化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它的核心特点是它在政策和政治中的应用性。第二，地缘政治学反映了在民族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自主、自立和自助的基本国际政治范式。第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在制定和实践国家战略时需要依赖对地理因素的把握和分析。地理成为政策和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地缘政治学成为政策和战略制定的一种方法。这三个特点恰恰反映了地缘政治学大战略视角的内涵。（五）极具穿透力的国家大战略彼得一世遗嘱俄罗斯的战略传统根源于彼得大帝。从彼得一世遗嘱”到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的战争，再到当代的日里诺夫斯基自传向南方的最后冲刺，从战略思维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政治上尚未具备主导地位。俄罗斯的扩张在彼得一世(16721725)之前就开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时期，不仅形成了一套与其他欧洲列强争霸世界的长远扩张计划；而且加紧付诸实施，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彼得为起点，俄国的政策从原来的局部性扩张转向了世界性扩张，而主导了两百年来俄国的战略思维。所以，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尤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人”。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创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传于后世的彼得一世遗嘱中。在彼得死后50年即1775年，欧洲开始流传彼得一世的遗嘱。两个多世纪以来，各国的政界与史学界对这份遗嘱都很关注，对其真伪也有争论。现在看来，不论这个遗嘱是彼得一世生前制定的，还是后人根据他的侵略扩张计划或思想编写的，“遗嘱”中所反映的背景情况都是真实的，它出的一整套扩张战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真实意图和扩张行径。虽然俄国及前苏联官方口头上始终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然而却在行动上不断证明它是真实的。英国历史学家凯利指出：“不管遗嘱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饶有趣味，因为其中包含了近两百年来俄国一直在公然无忌地加以贯彻的行动原则。”论证彼得遗嘱的真伪问题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这里只是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战略思维延续性的规律。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彼得的计划：彼得大帝“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行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仅仅靠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的。”这就是说，彼得一世改变了前辈沙皇进行扩张的局部性和盲动性，把俄国推上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扩张道路，而且他的目标是称霸欧洲，而不是只做统驭一方的诸侯。彼得一世不仅为自己的一生确定了目标，而且为继承其事业的接班人制定了一套扩张的“公式”。从历史事实来看，彼得一世及其后继者正是按照这套公式行事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进行了对克里木、土耳其、瑞典和波斯的战争；18世纪30到50年代，进行了进攻土耳其、瑞典和普鲁士的战争；18世纪后半期，叶卡特琳娜二世三次干涉波兰、两次入侵土耳其、一次对瑞典的战争；18世纪末年，保罗一世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19世纪初期，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争霸，远征意大利和瑞士，以及对波斯、土耳其和瑞典的扩张战争；19世纪20到50年代，尼古拉一世对波斯、土耳其的扩张战争，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以及同英法争夺土耳其“遗产”的克里木战争；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发动人侵土耳其的战争；最后则是加世纪初期，尼古拉二世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我国义和团革命运动和侵占我东北的战争，同日本争夺我东北和朝鲜的战争，以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方，彼得一世遗嘱的精神同样在扩张中体现。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但17世纪以来，特别是1840年以后，俄国侵略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不断蚕食我国东北、西北边疆，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