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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并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它初步构建和完善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法规框架。一、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解析1、固定资产贷款的定义 办法从贷款用途的角度将固定资产贷款定义为“贷款人向企（事）业法人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组织机构发放的，用于借款人固定资产投资的本外币贷款。”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沿用了国家统计部门的口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大类。 2、办法的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分八章四十三条，包括总则、受理与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合同签订、发放与支付、贷后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几个部分，办法主要从贷款业务流程规范的角度提出监管要求，是对现行贷款类监管法规的系统性完善。其要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办法强化贷款的全流程管理，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传统贷款管理模式的转型，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办法要求贷款人内部应将贷款过程管理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分解，按照有效制衡的原则将各环节职责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并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这些环节主要包括：受理与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合同签订、发放与支付、贷后管理等。通过进一步强化科学的贷款全流程管理，真正实现贷款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有助于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发放的质量，也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贷款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第二，办法倡导贷款支付管理理念，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办法要求贷款人依法加强贷款用途管理，通过加强贷款发放和支付审核，增加贷款人受托支付等手段，健全贷款发放与支付的管理，减少贷款挪用的风险。 第三，办法强调合同或协议的有效管理，强化贷款风险要点的控制，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办法要求贷款人在合同或协议中应对控制贷款风险有重要作用的内容与借款人进行约定，使贷款人通过合同来控制贷款风险。 第四，办法强调加强贷后管理，有助于提升信贷管理质量。由于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导向，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贷前、轻贷后”的现象普遍存在。办法要求加强贷后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强调动态监测以及对贷款账户的管理。 第五，办法明确贷款人的法律责任，强化贷款责任的针对性，有助于构建健康的信贷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审慎监管的有关内容，办法规定对不按本办法经营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的行为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罚款、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合理设定贷款业务的处罚类别，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贷款的全流程管理，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经营的水平。 3、办法保证贷款按约定用途使用的方式 第一，要求贷款人应事先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约定贷款发放条件、支付方式、接受监督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 第二，要求贷款人设立独立的责任部门或岗位，负责贷款发放和支付审核，确保借款人的支付符合借款合同中约定用途。 第三，办法将贷款资金支付分为“贷款人受托支付”和“借款人自主支付”两类，经多方调查、论证后，规定单笔金额超过项目总投资5或超过500万元的，应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 第四，要求贷款人在借款人不按约定的方式、用途使用贷款时，采取更严格的发放和支付条件，或停止贷款发放和支付。 4、办法出台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贷款申请与使用？ 该办法没有抬高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也不改变授信条件，因此不会对企业获得银行授信产生影响。在贷款使用方面，办法只是从贷款支付环节，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贷款用途管理，这符合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也是银行业监管的一贯要求。同时，办法提出的贷款支付管理理念，在目前某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中已有很多尝试，在某些领域甚至已成为全行业的习惯做法。实践表明，对贷款资金支付的管理并没有影响到借款人的资金使用。 5、办法实施贷款支付管理是否会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的成本？ 办法在设计支付方式、确定支付标准时，综合考虑了大中小企业的特点、承受能力等因素，并由部分银行进行了实际业务测算。结果表明，办法中贷款支付管理规定能够保证企业的正常用款需求，也能够保障贷款资金的及时有效支付，还能够降低企业的利息支出，节约企业的财务成本。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可能从量上看会增加某些业务环节的操作成本，但实际上由于贷款挪用风险的减少，贷款质量得到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效益也得到提高。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解析1、指引的重点内容 指引共二十二条，重点有以下六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项目融资定义。在吸收借鉴新资本协议对项目融资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项目融资业务的实际情况，明确了项目融资是符合以下特征的贷款：贷款用途通常是用于建造一个或一组大型生产装置、基础设施、房地产项目或其他项目，包括对在建或已建项目的再融资；借款人通常是为建设、经营该项目或为该项目融资而专门组建的企事业法人，包括主要从事该项目建设、经营或融资的既有企事业法人；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该项目产生的销售收入、补贴收入或其他收入，一般不具备其他还款来源。 二是明确识别、评估、管理项目建设期和经营期两类风险的要求。为督促贷款人充分识别、评估并采取措施有效防范项目融资中的各类风险，指引将项目融资中的各类风险按照项目建设期和经营期两类风险加以明确，并对贷款人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降低、分散项目建设期和经营期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是明确和增加保证贷款人相关权益的措施。为保证贷款人在项目贷款担保、所投保商业保险等方面的权益，指引明确规定贷款人应当要求将符合抵质押条件的项目资产和/或项目预期收益等权利为贷款设定担保，并根据需要，将项目发起人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为贷款设定质押担保。同时，贷款人还应当要求成为项目所投保商业保险的第一顺位保险金请求权人，或采取其他措施有效控制保险赔款权益。 四是进一步加强贷款资金支付的管理要求。除要求按照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贷款人受托支付”外，进一步提出了根据贷款人、独立中介机构和承包商出具的、符合约定条件的共同签证单进行贷款支付。 五是加强项目收入账户管理。根据项目融资的风险特点，要求贷款人与借款人约定专门的项目收入账户，所有项目收入进入约定账户，按照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对外支付，同时应当对项目收入账户进行动态监测，当账户资金流动出现异常时，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项目收入及时、足额归还贷款。 六是强调银团贷款原则。针对项目融资金额较大、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特点，为防止盲目降低贷款条件、恶性竞争，有效分散风险，要求在多个贷款人为同一项目提供贷款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采取银团贷款方式。 2、指引与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关系 采用项目融资方式的项目通常都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所发放的贷款属于固定资产贷款，因此，指引明确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是其立法依据之一，项目融资中贷款的全流程管理、支付管理等内容均遵照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但项目融资具有不同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风险特征，如贷款偿还主要依赖项目未来的现金流或者项目自身资产价值；通常融资比例较高、金额较大、期限较长、成本较高和参与者较多，从而风险较大，往往需要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并通过复杂的融资和担保结构以分散和降低风险等。这些风险特征使得项目融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贷款，需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其风险加以控制和防范。因此，在制定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还需要专门制定指引。三、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解析1、流贷办法的主要内容 流贷办法共分八章四十二条，包括总则、受理与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合同签订、发放和支付、贷后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主要从贷款业务流程规范的角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监管要求，是对现行流动资金贷款监管法规的系统性修订和完善。流贷办法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测算借款人的营运资金需求，审慎确定借款人的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总额及具体贷款的额度，并据此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不得超过借款人的实际需求超额放贷。另一方面，强调对流动资金的支付和贷后管理，加强对回笼资金的管控，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借款人所属行业及经营特点，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分析借款人经营、财务、信用、支付、担保及融资数量和渠道变化等状况，掌握各种影响借款人偿债能力的风险因素等。 2、流贷办法的要义和精髓 对流动资金贷款进行需求测算是流贷办法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主要是考虑流动资金贷款支付频繁，周转速度快，支付管理控制的成本较高，但影响企业流动资金占用的因素相对较为明确，流动资金需求可进行合理测算等因素，同时实践中流动资金贷款挪用也多是源于贷款人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金额超出借款人实际流动资金需求。所以，流贷办法的规范重点之一定位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贴近借款人实际，合理测算借款人的流动资金需求，进而确定流动资金贷款的额度和期限，防止超额授信。流贷办法希望通过对流动资金贷款的合理测算，做到既有效满足企业正常经营对流动资金贷款的需求，同时又有效防止因超过实际需求发放贷款而导致的贷款资金被挪用。 基于以上考虑，流贷办法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流动资金贷款资金需求测算提出要求：一是要求贷款人应合理测算借款人营运资金需求，审慎确定借款人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总额及具体贷款的额度，不得超过借款人的实际需求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二是在尽职调查环节上，要求贷款人应调查借款人营运资金总需求和现有融资性负债情况，以及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等真实财务状况等要素；三是在贷款风险评价与审批环节上，要求贷款人应根据借款人经营规模、业务特征及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资金循环周期等要素测算其营运资金需求，综合考虑借款人现金流、负债、还款能力、担保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结构，包括金额、期限、利率、担保和还款方式等；四是在贷后管理上，要求贷款人应评估贷款品种、额度、期限与借款人经营状况、还款能力的匹配程度，作为与借款人后续合作的依据，必要时及时调整与借款人合作的策略和内容。 为了进一步明确流动资金贷款需求的测算方法，流贷办法附有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测算参考，明确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主要是基于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与现有流动资金的差额确定。在实际估算过程中，总的思路是首先考虑借款人用于日常经营的营运资金需求量，再扣除其现有融资和能够投入到日常经营的自有资金，缺口即为新增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在估算营运资金需求量过程中，还要结合借款人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状况，合理预测各项资金占用；同时考虑小企业融资、季节性生产、订单融资等情况。总之，充分体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客户实际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要求。 3、在对流动资金贷款进行合理测算的基础上，流贷办法对流动资金贷款支付和贷后管理的要求 在对借款人流动资金贷款需求进行合理测算的基础上，流贷办法对流动资金贷款支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同时严格对贷款资金使用的监控，加强贷后管理。主要要求体现在： 第一，流贷办法明确贷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和标准主要由当事人约定。流贷办法规定由借贷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贷款资金的支付方式和贷款人受托支付的金额标准，要求贷款人应根据借款人的行业特征、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信用状况等因素和贷款业务品种，合理约定贷款资金支付方式及贷款人受托支付的金额标准。特别地，对与借款人新建立信贷业务关系且借款人信用状况一般、支付对象明确且单笔支付金额较大，以及贷款人认定的贸易融资等其他情形，流贷办法要求原则上应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 第二，流贷办法进一步严格支付管理的相关要求。一是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的，贷款人应根据约定的贷款用途,审核借款人提供的支付申请所列支付对象、支付金额等信息是否与相应的商务合同等证明材料相符。审核同意后，贷款人应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象；二是采用借款人自主支付的，贷款人应按借款合同约定要求借款人定期汇总报告贷款资金支付情况，并通过账户分析、凭证查验或现场调查等方式核查贷款支付是否符合约定用途；三是贷款支付过程中，借款人信用状况下降、贷款资金使用出现异常的，贷款人应与借款人协商补充贷款发放和支付条件，或根据合同约定变更贷款支付方式、停止贷款资金的发放和支付。 第三，流贷办法加强对流动资金贷款的贷后管理要求，要求贷款人应动态关注借款人经营、管理、财务及资金流向等重大预警信号，及时采取提前收贷、追加担保等有效措施防范化解贷款风险；要求贷款人应评估贷款品种、额度、期限与借款人经营状况、还款能力的匹配程度，作为与借款人后续合作的依据，必要时及时调整与借款人合作的策略和内容。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流贷办法要求贷款人通过合理设定贷款业务品种和期限、设立专门资金回笼账户、协商签订账户管理协议等方式，加强对回笼资金的管控：一是要求贷款人应根据借款人生产经营的规模和周期特点，合理设定流动资金贷款的业务品种和期限，以满足借款人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实现对贷款资金回笼的有效控制；二是要求贷款人应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由借款人承诺，贷款人有权根据借款人资金回笼情况提前收回贷款；三是规定贷款人应通过借款合同的约定，要求借款人指定专门资金回笼账户并及时提供该账户资金进出情况。贷款人可根据借款人信用状况、融资情况等，与借款人协商签订账户管理协议，明确约定对指定账户回笼资金进出的管理。贷款人应关注大额及异常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加强对资金回笼账户的监控。 4、流贷办法对流动资金贷款用途的限制 鉴于目前实践中存在流动资金贷款被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其他用途的情况，为强化贷款用途管理，流贷办法明确规定，贷款人应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用途，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固定资产、股权等投资，不得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同时，流动资金贷款不得违规挪用，贷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认真检查、监督流动资金贷款的使用情况。 5、流贷办法如何防范超额授信风险 为防止超额授信，消除贷款资金挪用隐患，流贷办法在防范超额授信风险方面，要求贷款人应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发展规律和借款人的有效信贷需求等，合理确定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不得制订不合理的贷款规模指标，不得恶性竞争和突击放贷。同时，明确了贷款人以降低信贷条件或超过借款人实际资金需求发放贷款的法律责任，银监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对其进行处罚。四、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解析1、个贷办法的主要内容 个贷办法共分八章四十七条，包括总则、受理与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协议与发放、支付管理、贷后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主要从贷款业务流程规范的角度提出监管要求，是对现行个人贷款类监管法规的系统性完善，以促进商业银行提高个人金融服务质量，同时，审慎控制相关金融风险。其要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贷款的全流程管理，推动商业银行传统贷款管理模式的转型，提升商业银行个贷资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二是倡导贷款支付管理理念，强化贷款用途管理,提升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与控制能力，同时，防范借款人资金被挪用；三是强调合同的有效管理，强化贷款风险要点的控制，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四是强调加强贷后管理，提升信贷管理质量；五是明确贷款人的法律责任，强化贷款责任的针对性，构建健康的信贷文化。 2、个贷办法对个人贷款用途的要求 个贷办法明确规定，个人贷款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有关政策，贷款人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的个人贷款。个人在提出贷款申请时，应当有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同时，贷款人应就借款人的借款用途进行尽职调查，有效防范个人贷款业务风险。 3、个贷办法对个人贷款面谈面签制度的规定 个贷办法要求执行贷款面谈面签制度。一方面，贷款人应建立并严格执行贷款面谈制度，对通过电子银行渠道发放的低风险个人质押贷款的情形，贷款人可以不进行贷款面谈，但至少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定借款人的真实身份。同时，除电子银行渠道办理的贷款，贷款人应要求借款人当面签订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强调面谈面签，主要是为了核实个人贷款的真实性，防止出现个人被不法分子冒名套取银行贷款，或借款人的信贷资金被他人冒领挪用，以切实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4、个贷办法在支付管理方面的要求 这是个贷办法的核心内容。个贷办法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形外，个人贷款资金应当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向借款人交易对象支付，即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并要求贷款人应在贷款资金发放前审核借款人相关交易资料和凭证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条件，在支付后做好有关细节的认定记录。 个贷办法关于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的例外情形，主要包括：一是借款人无法事先确定具体交易对象且金额不超过三十万元人民币；二是借款人交易对象不具备条件有效使用非现金结算方式。上述个人贷款，经贷款人同意可以采取借款人自主支付方式。此外，考虑个体经营贷款与个人消费贷款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差别，个体经营户在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通常事先不确定交易对象且现买现付。对此，个贷办法作出以下特别规定：一是明确贷款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且金额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可以采用借款人自主支付方式；二是规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申请个人贷款用于生产经营且金额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可以按贷款用途适用相关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这样规定，可以满足农村经济和个体商户的实际发展需要。 5、个贷办法的出台，是否会影响个人贷款的申请与使用？ 个贷办法就贷款流程等方面所作的一些监管要求，没有抬高个人获得贷款的门槛，不会影响个人贷款的申请。同时，个贷办法提出的贷款人受托支付管理理念，已是目前广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通行做法，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现行做法的制度化，因此，不会影响到借款人的资金使用。此外，个贷办法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已就贷款人受托支付作了一些例外规定，小额个人贷款和个体经营贷款的申请和使用也不会受到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个贷办法不仅不会给金融消费者增添麻烦，相反，其中的一些规定还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如“贷款人对未获批准的个人贷款申请，应告知借款人”、“借款合同采用格式条款的，应当维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并予以公示”等条款，都体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理念。总之，通过对个人贷款业务的规范管理，可以进一步巩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贷款经营管理的良好基础，为个人贷款业务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6、流贷办法、个贷办法是否适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流贷办法规范的贷款人主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个贷办法，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参照执行。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个人贷款业务，其产品特征和业务运作模式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个人贷款业务类似；二是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组织、技术、管理上存在客观困难，难以全面执行个贷办法中的部分规定要求。 7、贷款新规实施贷款支付管理是否会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的成本 贷款新规在起草过程中，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和讨论修改，充分考虑了境内外做法和各方意见。特别是在设计支付方式、确定支付标准等有关规定时，在综合考虑借款人特点、承受能力等因素基础上，由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了实际业务测算。结果表明，贷款新规的贷款支付管理规定能够保证借款人的正常用款需求，也能够保障贷款资金的及时有效支付，还能够降低借款人的利息支出，节约借款人的财务成本。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可能从单笔业务上看会增加某些环节的操作成本，但实际上由于贷款挪用风险的减少，整体贷款质量会得到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效益也将得到提高。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早期的巴塞尔协议出台背景巴塞尔协议的出台源于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在惊愕之余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 “捕获论”（The Capture 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博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 “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对银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尽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银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介入，但是这两种做法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没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可能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 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Herstatt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实质性进步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 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1、资本的分类；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脱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这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会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意义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协议的补充完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经营的国内、国际环境及经营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规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为提高。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报告难以解决银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巴塞尔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认识到准备金对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差异后，重新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用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与坏帐准备金，以确保用于弥补未来不确定损失的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将那些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认识到除OECD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国别风险之外，OECD成员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国别风险，因而一改巴塞尔报告中对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确定零主权风险权重这一极其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规定对OECD成员国资产的风险权重，并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 第三作为金融快速国际化的反映，开始提升对市场风险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银行业的迅速扩张，加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及其交易规模的迅猛增长，银行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种的交易，或是以资产证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资本金管制，并将信用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或操作风险，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也越发显著。这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风险却经常发生。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破产。 总结鉴于这些情况，巴塞尔委员会在1995年4月对银行某些表外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并在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该规定认识到，市场风险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包括交易帐户中受到利率影响的各类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银行的外汇风险和商品（如贵金属等）风险，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来进行约束。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已经改变了巴塞尔报告中将表外业务比照表内资产确定风险权重并相应计提资本金的简单做法，提出了两种计量风险的办法：标准计量法和内部模型计量法。标准计量法是将市场风险分解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的价格风险，然后对各类风险分别进行计算并加总；内部模型法也就是基于银行内部VaR（Value-at- Risk）模型的计量方法，这是将借款人分为政府、银行、公司等多个类型，分别按照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计量模型来计算市场风险，然后根据风险权重的大小确定资本金的数量要求。内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创新，引起了银行界的广泛关注。但鉴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计算方法又不够具体和完善，因而并未得到广泛运用，以至于银行对此法的运用还需满足诸如要有足够的高水平模型运用人员、要认真执行风险管理等等条件并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更是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风险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的倒闭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人们看到，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的问题，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互相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新协议所重头推出并具有开创性内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及市场约束，都在核心原则中形成了雏形。 对旧巴塞尔协议的反思从发展历程来看，巴塞尔协议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更新、方法不断改进、思想不断成熟的深化过程。该协议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新旧分界点。学术界一般将1988 年的巴塞尔报告称为旧巴塞尔协议，将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称为新巴塞尔协议。其实，1988年的旧巴塞尔协议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已将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绪，因此才有了新巴塞尔协议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两个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更直接就是对第一稿的充实与完善。因此本报告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为分水岭，此前的所谓旧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及其后的补充规定和核心原则；而新巴塞尔协议则统指三个征求意见稿。 尽管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历经修改与补充，但学术界和银行界还是对其中的许多原则以及旧协议的市场适应性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首先是国家风险问题。旧巴塞尔协议只是重新确定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资产风险权重，但对非OECD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歧视仍未解除。这一方面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风险权重差距（多为100），这种差距不仅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而且在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评判中的信用标准扭曲为国别标准；另一方面则容易对银行产生误导，使其对OECD成员国的不良资产放松警惕，而对非OECD成员国的优质资产畏葸不前，从而减少银行的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