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doc-2、模型设置.docx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刘永平 陆铭* 刘永平，福州大学管理学院（350001），电话：13559457984，E-mail：zplyp。陆铭，复旦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电话：021-55665303，E-mail：lumingfd。本文在复旦大学和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武汉，2006年12月）报告过，同时得到了袁志刚教授、Zhang Jie教授、张军教授、张俊森教授、封进副教授、陈钊副教授、陈勇、易君健等有益的评论，在此特表示感谢。另外亦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7BJL051）的资助，本文同时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老师对文章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可能的不足之处仍由作者负责。摘 要：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关键词：家庭养老、老龄化、储蓄、教育、经济增长一、导言这篇论文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我们发现，在将孩子视为家庭养老“投资品”的情况下，当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减少孩子的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Li and Zhang (2005)运用改革开放以后的省级面板资料所获得的证据也发现，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共同说明，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坚持以低生育率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在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邬沧萍等，2003）。同时，与人口转变相伴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年龄结构的预测，在2010年左右，中国将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预计到2040年，总抚养率将达到63%左右，从老年抚养率上看，每100个生产者将负担35个老年人，比2000年上升3.5倍（鲍思顿等，2005）。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延长。据统计，自从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女性而言，人均预期寿命从66岁上升到了75岁，而对于男性，人均预期寿命则从 61提高到了71岁（Banister和Zhang，2004）。这不仅在客观上加大了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也极大深化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也日趋严重。面对咄咄逼人的老龄化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引发老龄化的“始作俑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在改革前，我们的经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状态（蔡昉，2001），因此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已趋于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人口生育率具有内生化倾向（例如，都阳，2004，2005；赵进文，2004；杨涛，2000）。而邹至庄（2005）更为具体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点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一，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进程，因此引起人口生育率下降更重要因素是经济力量而非政府政策的作用。二，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更高的出生率不会降低实际GDP的增长率。他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GDP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9.5%，以1998年为例，一方面表明，1998年的高增长率足以吸收同年低于1%的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实人口政策可以影响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达0.5%以上。因此，他认为，从经济角度上讲，并不需要这个人口生育控制政策，它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邹至庄，2005，第201页）。三，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执行将导致许多的负面效应。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口，因而生育政策的控制将减少人力资本总量。另外，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亦将引起人口的老龄化，这将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从而进一步削弱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进而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一方面为了延长“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人口转变的一段期间里，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占总人口比较低，这种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从而导致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用时间，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将来的老龄化程度，减少“人口负债”，应放松人口控制政策（如蔡昉，2001，2004；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5；等）。但与上述学者们意见相反的是，另一部分学者从人口学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纯属“远水解不了近渴”，只会增加当代负担并造成人口规模的放大，而这会导致资源的衰竭，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主张继续维持既有计划生育政策（如姜向群，1996；蒋正华等，2003；邬沧萍等，2004；等）。此外，争论的双方都提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老年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双方都视少儿支出和老年支出为消费的性质，因此形成了一种成见，即生育率下降将导致少儿支出的减少，这种支出的减少有助于改善老年养老的支付能力（蔡昉，2001；姜向群，1996等），换句话说，少儿抚养和老年抚养是一个“零和加总”，具有此长彼消的性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既有的有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讨论中，都没有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教育作为一个内生的变量来加以考虑，因而难以全面而正确地把握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几种并行的机制。在邹至庄（2005）提出的三点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中，第一点并不重要，如果经济因素真地已经让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数量降到一个孩子的程度，那么，保持一个实际已经不起作用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无所谓了。但实际上，我们在后文中将说明，认为中国家庭自愿地生一个孩子并不符合现实。对于第二、三两点，关键在于邹至庄没有将教育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庭养老背景下由父母内生决定的变量来加以考虑，而本文在考虑了这一点后将说明，恰恰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城市化进程下，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渐降低，这促进了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这反驳了邹至庄的第三个观点），从而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反驳了邹至庄的第二个观点）。总之，既有的争论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中国家庭中后代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后代的教育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中，孩子不仅仅是能够直接给父母带来幸福感的“耐用的消费品”，更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父母养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志刚等，1998；Zimmer and Kwong，2003）。明确这一点，对消解计划生育政策争论的分歧有着关键的作用。本文基于后代具有家庭养儿防老功能这一假设出发，重点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走向何处？在当前的老龄化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该放松其计划生育管制？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在人口生育数量为外生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家庭养老、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权衡的理论框架，用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教育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是如何被同时决定的。借助于该模型，我们讨论了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下（包括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以及人口控制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当前的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将增加人口数量，并有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但也将减少孩子的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最终受到的影响与这两个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的相对强弱有关。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文章的结构分为六节，第二节是相关文献及评论；第三节为模型设定；第四节是模型分析，在该节，我们讨论了在计划生育政策放松的情况下，家庭消费、储蓄、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五节是数值模拟，在该节，我们具体估算了在当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状态下，老年寿命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在老年寿命预期增加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第六节为结论和相关政策含义。二、文献回顾如果要考查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正确地理解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关键，而这一点往往是既有的争论中被忽视的。也正为此，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总结既有的文献，一是子代的消费品属性和投资品属性，二是子代的数量和质量权衡。 （一）子代的消费品属性和投资品属性正如前面我们所指出的，要正确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储蓄、投资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家庭中的后代的作用？子代对于家庭而言是作为耐用消费品出现的，还是作为父母的养老保障资源？这是理解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审视，最早的理论论述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认为，家庭中后代不仅仅是食物的索取者，因其达到一定年龄后能为家庭带来收入，因而后代的生育决策对于家庭而言具有资本品投资的动机，在假定人口生产具有固定的边际成本的条件下，预期将来家庭收入的增加将导致人口生育率的提高（Ehrlich等，1997），可见，马尔萨斯认为，子代具有消费的性质，也具有投资品的特征。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上，新古典理论继承了马尔萨斯的关于人口为消费品的核心假定，即认为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资源人均占有量的下降。但它忽略了人口增长的微观基础。Becker(1960，1973)对于人口增长率的内生决定机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对于父母而言，婴儿及其数量是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出现的，其消费的代价体现为父母投入的教育资源和照顾时间，因此父母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行消费和生育决策的权衡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但他并没有处理代际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揭示家庭的生育决策与诸多重要的宏观变量（如储蓄、工资率、利率、资本积累等）之间的相互关系（Ehrlich等，1997）。后来，Becker and Barro（1988）重构了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但由于该模型只假设了人口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没有人口的老年阶段，因而亦无从讨论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自从Lucas（1988）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以来，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大量研究发展经济的文献都集中于讨论内生的人口转变、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Becker, Murphy and Tamura（1990），Galor and Weil（1996）等。关于对后代进行教育投资以使其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的动机以及相关的内生人口转变机制，文献大致采取了两类假设。一类是利他动机，该假设视子代为耐用的消费品，并不能为父代带来收入，例如Becker等（1990）。该文指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因此，对于每个劳动者而言，人力资本回报同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是正相关的。在利他的假设下，由于子女教育投资取决于由子女平分的父母的馈赠，后代的质量和数量是互相替代的，在人力资本投资低于物质资本收益的情况下，代表性行为人倾向于增加后代的数量，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经济滑入马尔萨斯的“均衡陷阱”，反之，如果人力资本回报很高，则进入“高增长、低生育”的可持续增长阶段。另一类是自利动机，该假设将后代视为能带来收入的资本品，例如Ehrlich等（1991）认为在家庭“隐性合同”的情况下，家庭的代际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代表性行为人出于自利养老的动机进行后代的质量与数量决策，而家庭中的后代则依赖于父代的培养。在自利动机下，由于子女的数量、质量和储蓄一样，都是将来养老的资源，因此在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代表性行为人将增加自身的储蓄，同时将增加后代的数量及教育投资量以利于将来的养老。但随着物质资本的丰裕程度的不断提高，用于储蓄的物质资本相对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的相对边际回报率将不断降低，从而导致代表性行为人不断降低家庭储蓄率，同时增加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样就诱发了内生的人口转变。上述的两类动机假设都成功地解释了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在中国，面对急剧发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现象，哪一种养儿动机假设更有助于解释中国的现象？Nugent（1985）指出，下列的八大条件对于使用自利的养儿动机假设是非常重要的：（1）不发达的资本市场；（2）用于养老资财积累的风险和不确定；（3）缺乏有效的养老保障计划；（4）子代对父代的孝心；（6）对女性就业的歧视；（7）不发达的老年商品服务市场；（8）对老年阶段福利的重视。在中国，上述条件是基本成立的，因此从自利动机出发来理解代表性行为人的家庭消费、储蓄和教育投资决策既是合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袁志刚等（1999，2000）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利用子女培养这一“内部投资”方式，具有部分代替储蓄作为投资的功能。莫迪格里亚尼（2005）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国，子女的抚养比的增加将降低家庭的储蓄率。郭志刚等（1998）的研究表明，子女供养老年人仍然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都是由子代对父代提供物质养老支持。Zimmer and Kwong (2003)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中国，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后代子女的支持，在农村为60.8%，在城镇为53.3%；在物质回馈养老支持上，城镇居民由于有较高的收入和保障，因而比重比农村稍低，但也达到了33.5%，农村为43.8%。由此可见，不论在生活照顾上，还是物质回馈上，在中国，当前子女都是父代养老的重要依靠。此外，与上述议题相关而且颇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出现家庭高储蓄现象同时，中国家庭对子女后代的教育投资也是居高不下的。一些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以1997年中国统计局对全国6250户非农业家庭的调查为例，中国居民投资的第一意向为储蓄，子女教育为第二位，在储蓄的目的中，子女教育居第一位（转引自宋铮，1999）。时隔数年，另一项更新的调查也再次证实了上述事实，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在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教育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其次才是养老等其它因素；子女教育和养老是居民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总消费的前两位。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结合上述的几个方面可见，在中国，由于“孝道”文化的广泛影响，在养老支持方面，储蓄投资并非老年养老的唯一资源，家庭养儿防老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父代也可以通过生孩子（考虑到计划生育，本文将假定孩子的数量是外生决定的）和投资于子女教育（提高孩子质量）来养老。养儿防老和家庭教育投资是中国养老模式的关键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父母给子代的支出（尤其是教育投资支出）尽管在当期而言具有消费的性质，但对将来的养老而言，则具有投资的性质，反观老年时期的支出，则无投资属性，因此与子女支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二）子代的数量和质量权衡在家庭后代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机制中，后代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是众多文献的分歧所在。大多数文献通常用父代所投入的时间花费作为教育后代的成本，而忽略了物质资本的作用（例如：Becker等（1990）、Ehrlich等（1991）、Galor等（1996）、Morand（1999）、Kalemli-Ozcan等（2002）、Blackburn等（2002）等）。显然，在现实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仅依赖于父代的时间投入，还需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投入。Raut（1991）和Raut等（1994）改进了这一假设，在后代教育成本中引入了物质资本因素，这就使得教育投入决策与储蓄决策、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此后，在其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文献，讨论后代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例如：Jie Zhang（1995、1997）、Jie Zhang 和Junsen Zhang（2001）、Jie Zhang 等（2003），Junsen Zhang等（1998）、Kaganovich等（1999）、Fernando等（2000），但是这些文献都没有体现出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在利他框架下，由于缺省了家庭养儿防老的动机，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储蓄成为养老的唯一途径，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代表性行为人将降低当期的消费以及对子女的总投资以增加用于将来养老的储蓄，因此，储蓄将不断增长；而对于教育投资率，在引入社会保障计划的情况下，随着老龄化的提高，为了平衡养老金赤字，政府将提高社会保障税，而这将降低当期的可支配收入，总的教育投资率随着保障税的增加而降低，同时由于利他因素，父代不愿子代承受更高的保障税因而降低生育的数量，因而后代数量将随社会保障税的增加反而下降。由此，老龄化对后代人均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模糊的，取决于二者力量的对比。但在人口被外生决定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子代数量对总教育投资率的影响管道，因而老龄化的趋势将直接导致父母对于子女教育投入下降，而这同中国的教育投资率始终很高的观察是不一样的。这说明，要正确地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经济影响，就必须引入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本文研究的是在计划生育政策放松的情况下，家庭如何进行相应的储蓄、教育投资决策，进而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也是Zhang等人（2001）研究的问题，他采取的是无社会保障下的利他的教育决策框架，在这一框架下，Zhang等人（2001）指出，如果生育数量外生给定，那么，家长的权衡就退化为自己的储蓄和消费的权衡，这时，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了，养老花费也将增加，而储蓄则是养老的唯一手段，因而人口老龄化仍将促进储蓄率的增加，也就是说家长会通过减少现期消费，而增加储蓄和老年时的消费。由于老龄化引起储蓄率的上升，经济增长也会相应地上升。此外，由于孩子的数量是给定的，而孩子的人力资本又不影响父母的终身消费，这时，在老龄化趋势下，家长重新进行现期和将来消费的权衡并不会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但是，上述结论与中国的情况却是不相吻合的。图1刻画了中国在1978-2000年间的家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在图1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1994年是一个分水岭，1994年以前，储蓄率是一直在增长的，但1994年后，家庭储蓄率尽管在2000年有轻微的上升，但总的趋势却在下降中。Kuijs (2005)的研究报告也得出，在1990-2003年期间，家庭储蓄率在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具体参见该文第6页图2和第7页图3）。至于经济增长率，除了1989到1991这些特殊年份外，从1982年起到1995年以前，经济增长率尽管有些起伏，却长期稳定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从199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率则一直低于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率（低于10%），并处于下降状态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990年代初以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后则出现了趋于下降的趋势，例如莫迪格里亚尼（2005）、于学军（2003）、张军（2005）。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又略微回升到了10%左右。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太多，因此，本文仅集中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在后文中，我们也可指出，技术进步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是在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加快（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参见蔡昉和王美艳，2004），因此，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加快与储蓄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相伴随的现象与利他模型中得到的结论是不相符的。图1：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1979-2000）资料来源：家庭储蓄率（莫迪格里亚尼，2005）；经济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1）。实际上，正如上述所述的，在中国，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孝道”强烈体现了“养儿防老”这一家庭保险机制，年轻一代有义务赡养家中的老人，随着后代收入的增加，父代将获得更多的养老保障，因此，家庭对后代的培养具有投资的性质，而非是纯粹的消费品。因此本文遵循Ehrlich（1991）关于子代对父代物质转移的“隐性合同”假设，扩展了Raut（1994）的自利模型。Raut（1994）在其模型中只考虑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影响行为人效用的工资率同人力资本的积累无关，只取决于劳资双方的供求力量，因此，后代的教育投资对于行为人而言类似于一种消费而非投资，养老的资源更加有赖于子女的数目和自身的储蓄，在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这就有可能步入了马尔萨斯的发展“陷阱”，而这同目前的人口结构转变现状 人口转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指的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是不符的。因此，本文在其基础上引入家庭投资教育的养老动机和老人死亡后财产的遗赠以更加符合中国家庭养老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模型假定父代是自利的行为人，他仅从自己的一生消费中获得效用，在年轻时，他工作、赡养老人、储蓄、生儿育女并对后代进行教育投资，但他在老年阶段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死亡概率，当他未享尽天年而死亡时，他的养老储蓄将平分给他的后代。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于孩子的数量是受到计划生育管制的，因此我们不考虑孩子数量的决策，换句话说，我们模型中的代表性行为人是一个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行为人。国家计生委的生殖健康调查表明，对于目前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35%的被调查妇女认同一个孩子的安排，但有57%的妇女偏好于两个孩子的政策，另外还有近5.8%左右的被调查妇女偏好于更多的孩子（Hesketh et al.，2005），这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另外，据莫丽霞（2005）的研究，中国农村的平均意愿生育孩子数目是2.01个，而郑真真（2004）的研究表明，与各种调查比较一致的是，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这进一步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尤其是一孩政策下，家庭后代的生育数量是受到约束的。另根据同处于亚洲文化圈的中国香港资料，在1980年，香港每1000名育龄妇女的生育孩子数量仍然超过2000，直到1985年左右，这一资料仍然大于1500，直到2001年之后，这个数字才降到略低于1000的水平（易君健，2006）。因此，从养育孩子的成本和其它生活成本来看，可以相信，当前中国内地的代表性家庭是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制约的，而且这种制约将长期有效。三、基本模型 本文所用的基本模型是Diamond（1965）拓展的交迭世代模型，我们在其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养老的自利动机和独生子女政策限制。模型假设在一个迭代的经济社会中只有一种单一物品，该物品既能被消费，也能用于投资。社会由无数个代表性家庭组成，每个代表性家庭由三期重迭的个体组成。每个个体分别存活三期，儿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在每一代，每一个个体都是同质的。 （一）代表性行为家庭的生育、教育投资和消费决策在t-1期，代表性行为人处于未成年阶段，假定他不从事物质生产和家庭劳动，从而他不能为家庭带来收入。在未成年阶段，儿童主要通过教育学习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但他不能自主选择教育水平，其人力资本存量取决于父代对其教育的投入和父代本身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在t期，代表性行为人进入成年期，开始进行生子、储蓄和消费的决策。我们的模型假设代表性家庭的孩子数量（nt）是由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外生规定的，家庭受到了政策约束，这个假设在城市家庭只能生一胎，农村家庭最多生两胎的政策管制下是可行的。对于成年人而言，他除了抚养子代外，还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其行为受到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假定每个成年期的行为人拥有1个固定的标准化单位时间，对于每一个后代，其成长为健康的后代需要最少为v单位的照顾时间，因此，子代所耗费父代的时间为vnt，同时，年老的父母在生活上由于体力的不便或欠缺生活的自理能力，因此需要代表性行为人承担起照顾老人日常生活的责任。假定在一个固定的寿命极限下，代表性行为人在未成年和成年阶段并无死亡之虞，但进入老人阶段后，则面临死亡的可能，出于简化模型的目的，我们假定行为人在老年阶段的预期存活寿命为p，根据子女共同照顾存活父母的假设，那么代表性行为人用于照顾老人的期望时间则为（其中nt-1为t-1期的家庭子女数），故对于每一个t期的代表性成年人而言，其能用于工作的时间为，定义它为lt，即。此外，我们假定他无弹性地提供劳动供给，因此他获得的收入。在代表性行为人父代死亡的情况下，其年轻时用于养老的储蓄投资，即，将作为遗产，被其后代所继承，其中为利息率，为父代成年阶段的储蓄率。出于子女平均分配父母资财的考虑，每个行为人因此得到的期望馈赠为 对于遗产的处理，目前的文献大致有三种处理方法，一是忽略遗赠的作用，例如Ehrlich等（1991）；第二种则是考虑在一个完美的养老保险资本市场下，活着的老人共同平分保险投资的收益，例如Zhang, Zhang and Lee( 2001)；第三种是，老年人死亡后，身后未处理的财产作为遗赠为其后代所均分，例如Pecchenino and Pollard（2002）。显然，第一种方法作为高度抽象的理论简化，同现实是不符的；而第二种方法的前提是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养老保险市场，这与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仍有较大的差距；而对于第三种处理方法，是比较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在中国，“父债子还”、“子承父业”的传统由来已久，因此，在父代死亡后，其未处理的财产作为遗赠平分给他的子代，在中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财产处理方法。所以，在文中，我们参考了Pecchenino and Pollard（2002）对遗产的处理方法。此外，除了时间的约束外，代表性行为人还必须拿出收入的一部分以赡养自己的父母。遵循Ehrlich等（1991），Raut（1994）关于子代对父代物质转移的“隐性合同”假设，每个子女必须将其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m用于老人的赡养。对于m，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由伦理和文化传统，特别是子代对父代的孝敬程度所形成的，因而在长期内相对稳定 在Ehrlich等（1991）的文中，用一个长期的动态两阶段博弈展现了子代将其收入的部分比例m用于孝敬父代的决策过程，由于它是长期的博弈均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此，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定m是外生的变数。在老年人存活概率条件下，每个代表性成年人的期望老年赡养费支出为。成年代表性行为人收入除了上述的支出和自身当期消费外，还得储蓄一部分收入以用于自己的老年消费，设储蓄率为。在t+1期，代表性行为人进入老年期，在幸存的情况下，假定他可以安然地度过余生，但由于年老体衰的缘故，他不能工作，只能依靠自己的储蓄和子女的物质回馈养老。成年期代表性行为人在t期预期效用函数假定为： （1）其中，p为行为人在老年的存活概率，ct和ct+1分别为行为人在成年和老年期的消费，1为其对下一期的心理折现率。这里，假定父代是自利的行为人，他从自己的一生消费中获得自己的效用，对后代的教育投资，则是其获得家庭养老保障的一种自利行为。根据前述，增加后代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增加自身老年的养老保障收入。因此代表性行为人将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自身的消费、储蓄、后代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权衡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父代的教育投入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遵循Zhang（1995）关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方法，后代的人力资本不仅取决于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同时还取决于父代的人力资本存量，二者都满足边际递减规律。这里假定人力资本形成函数为： （2） 这实际上是一个柯布-道格拉斯式的教育生产函数，其中A为一个表示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常数，代表子代的人力资本存量，代表父代的人力资本存量，即教育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入，代表父代对子代进行的教育投资，即资本投入。 代表性家庭在当期人力资本存量，工资率，资本回报率，上代生育率给定的情况下，选择自身的消费、储蓄以及生育后代的质量以最大化一生的效用。 （1.1）服从下列约束条件： （3） （4） （5） （6）（3）式表明下一代人的数量是上一代人的生育数量总和；（4）式的含义是，代表性行为人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为扣除抚养子代（vnt）和照顾老年父代(p/nt-1)后所剩下的时间；（5）式的含义是，代表性行为人当期的消费为当期的工作收入扣除当期储蓄(1-st)加上父代的偶然性馈赠(5)式最后一项)，扣除赡养老人的支出和给孩子的教育支出(分别为(5)式右边的中间两项)后剩下的剩余；（6）式的含义是，代表性家庭老年时的消费等于其年轻时储蓄的总回报以及从子代的未来总收入中获得的赡养费。 （二）企业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生产函数也是柯布-道格拉斯式的，。其中在（0，1）之间，D为一个表示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的常数。是t期的总资本存量，由于每代平均间隔长达25年左右，故假定资本在一期内完全折旧。为t期总的有效人力资本存量，其中为t期劳动人口数量，为t期人均投入劳动的时间（），为t期人均拥有的人力资本。为t期总产出。由于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企业在给定工资率，物质资本租金率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故工资率和物质资本租金率分别为要素的边际报酬率，具体可以写成： （7）即工资率等于有效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其中。 （8）即资本租金率等于资本边际产出。 （三）市场出清市场出清要求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出清。在劳动力市场上，（7）式决定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而家庭的劳动供给是，因此，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出清。而下式则表示了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即社会的消费性支出（包括成年人的消费和老年人的赡养费、以及成年人的储蓄和后代教育投资）应受到社会生产总收入的约束：将公式（5）和公式（6）代入上式，可得： （9）在（9）式中，在资本一期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期资本存量等于上一代人的储蓄总额。同时套利理论表明储蓄的回报率要等于资本的租金率，即： （10）四、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数量为外生给定，代表性行为人无法自行选择生育的数量。根据Becker等（1973）的生育理论，如果孩子对于父母而言具有正常的消费商品的属性，那么计划生育管制意味着生育具有更高的成本，因此，放松生育管制，意味着小孩“价格”的下降，那么，放松生育管制会促使生育量的增加，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后代具有资本品属性的话，代表性行为人合意的生育量将会进一步增加。根据前文所述，中国的代表性家庭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的事实，我们假设生育率为外生的但未达到合意数量的常数，相应地，代表性行为人只能内生决定自身的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率。将方程（2）代入方程（6），在给定要素价格的情况下，代表性行为人对方程（1.1）在（3）到（8）的约束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其关于储蓄率、教育投资的一阶条件分别如下： （11） （12）将方程（11）代入方程（12），然后再代入方程（7）和（8），我们可以获得： （13）其中，为人均拥有的物质资本存量。又从方程（9）中，我们可知， （14）将方程（14）代入方程（13），可知： （15）将方程（3）-（8），（13）-（15）代入方程（11），定义，可得储蓄率： （16）命题1：的符号不确定，具体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收入比、老龄化程度、以及教育生产部门的物质产出弹性、子代对父代的孝敬程度等参数；，表明“孝”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同储蓄率成反比；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并不改变储蓄率在模型中，我们主要引用的是Zhang等（1995）等一系列文献所采取的做法，它们用的是产出教育投入的报酬递减形式，但当我们假设产出教育投入的函数形式为规模报酬递增时，我们发现，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而在实证上，正如文中所述，对于少儿抚养比与家庭储蓄率的关系，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还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见解。因此，我们还是认为文中少儿抚养比同储蓄率无关的结论仍然是源自于文中所述几个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感谢评审老师的提醒，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确是我们有待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证明：由（18）式可得：，由于函数, 在区间为单调递减，故当，那么；当，那么必定存在某一个门坎存活概率p*，当，但当，。在我们的模型中，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有这么几个途径影响家庭的储蓄率，首先，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代表性行为人预期到预期寿命的延长，因而会加大家庭储蓄的力度以维持将来的养老，Zhang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