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分配地位成因的博弈分析----一个扩展的讨价还价模型.docx

第八组 博弈论、试验经济学及其他论文字数：7814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分配地位成因的博弈分析-一个扩展的讨价还价模型贾让成 李 龙 作者简介：贾让成（1964 - ），汉族，男，教授，宁波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微观经济数量分析、经济博弈分析及应用、激励理论及应用。李 龙，（1980- ），汉族，男，宁波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宁波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 315211）【摘 要】本文通过对Shaked和Sutton(1984)议价模型的扩展的分析，认为外来务工人员教育水平、劳动生产率，劳动技术含量，外来务工人员缺乏有效的组织（比如工会）来维护个体的利益，以及其“外来”身份决定的政治地位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在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处在弱势地位。关键词 外来务工人员 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 讨价还价模型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号码：A 文章编号：Game Analysis on reasons which make immigration-works situ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income- a developed bargaining model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a bargaining model built by Shaked and Sutton in 1984. We find that immigration-works education, labor output, absence of labour union, and their status of immigration make them vulnerab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income.Key Words: immigration-works,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insurance, bargaining model引 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三步走”计划我们已经成功走过了前两步。2003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一千美元大关，中国经济进入真正的转型期。持续的高经济增长来自于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革及其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改进。无可争议的是，铸就如此成就的最大功臣是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储备。这一点不但促进了国内企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大型企业集团的注意力，世界前五百强企业绝大多数己经在中国设立基地，建立了生产厂家，分销渠道。2002年，中国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超过五百亿美元，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它促成中国能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而这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春节期间进行的部分大中城市企业招用农民工需求调查报告，对24个城市的2659家企业所作的调查表明，外来工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此次调查涉及企业的平均规模为612人，平均每个企业用外地员工366人。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正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为城镇新的就业群体，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大的贡献。广东省总工会的资料显示，在广东，外来务工人员总数已达到3100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4。外来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外来务工人员”是个身份概念，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二元社会结构的遗留物。伴随身份差别的待遇差别、社会福利差别、社会民主权利差别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近两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状况，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广东“三资”与私营企业有64.4存在拖欠工人工资、克扣拒发工资现象，近年来70%以上的工人群体性事件都因拖欠工资问题引起。随着外来务工人员数量越来越庞大，分布城市越来越广，就业领域越来越多，从业时间越来越长，由于社会保障缺失所引发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目前，多数城市没有将外来务工人员保障纳入整体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没有强制的规定和相应的政策;有的地方，即使个人和单位有意愿参保缴费，实际操作程序上也存在障碍。也有不少地方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但是由于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并不被用人单位和外来务工人员所接受。有些地方试图建立一套适合外来务工人员的低标准保障制度，但在劳动力流动频繁且流动地域跨度大的今天，又造成新的壁垒和流动障碍。同时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增长缓慢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十五”期间，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较高的增长速度相比，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微弱。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平均下来，一年才提高5元。2005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8520元，仅相当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45。以深圳为例，2003年，深圳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2551元，加上镇村企业从业人员后，其月平均工资反而下降到了1324元。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增长缓慢扩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从以上背景来看，一方面工资收入的低下限制了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的缺失加重了他们在社会（特别是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导致恶性循环，外来务工人员的总体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提升。因此需要我们研究造成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分配地位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建立转变他们地位的长效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一、文献综述外来务工人员指各类企事业单位招用的非本市城镇户口的职工，包括城市农村户口、外地城镇户口和外地农村户口的职工（含临时工、季节工）。其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是由他们脱离原有的生活和保障体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工资是厂商对工人边际产品的回报,完全竞争市场确保同质工人获取同样工资。但是一方面人们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的是各不同；另一方面，现代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国家、企业和工人（工会）三方博弈形成的均衡结果。因此传统工资理论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家转向博弈角度出发来研究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个角度是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强调生产过程中各方信息不对称来研究工资对工人的激励性问题，索罗（Solow，1979）、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Shapiro and Stigilz，1984）将较高的工资解释为企业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Meyer（1994）比较了在不同契约下，相对业绩比较在代理人激励中的体现的作用，把它应用到工资理论中去就形成了相对业绩报酬理论；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82）把上述理论扩展到团队时代理人的激励问题，而由此形成了团队报酬理论等等(张维迎，1996)。另一个研究角度是忽视工人的劳动生产，专门讨论分配的问题，这就是企业和工人之间的讨价还价模型。讨价还价(Bargaining)也称为议价或谈判,主要是指参与人(也称为局中人)双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利益的分配问题,称讨价还价时主要强调其动作或过程,称谈判时则强调其状态或结果。著名的轮流出价讨价还价博弈模型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1982)在斯托尔和克雷勒（Stalh，1972； Krelle，1976）的基础上的扩展。鲁宾斯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引入参数行为人的贴现因子,也就是行为人的耐心程度或等待成本,并给出了这个博弈的惟一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20世纪90年代末期,Muthoo继承了Rubinstein等人的理论体系,重点研究了破裂风险、外部选择和内部选择等因素对均衡结果的作用和影响。讨价还价理论也不断引入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最早的工作是Fudenberg和Tirole（1983）的贡献,他们讨论了两类购买者和两类销售者的两阶段讨价还价问题。Sobel和Takahashi（1996）讨论了买方具有连续的类型,而卖方只有一种类型的T阶段以及无限期的博弈模型。W·萨缪尔森(W·Samuelson)讨论了讨价还价的一方比另一方更了解蛋糕大小时的非对称情况。佩里(Perry)讨论了在固定谈判成本和非对称信息下,双方轮流出价,而不是一方出价另一方接受或者拒绝的模型。Shaked and Sutton(1984)是最早把讨价还价博弈引入到企业与工人工资谈判中的文献，他们讨论了具有共同贴现的企业与工人在博弈均衡时所能得到的支付问题，此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讨价还价博弈在收入分配中的应用(Horn and Wolinsky, 1988；Holden ,1989；Stole and Zweibel,1996；Manzini, P.,1998；Andreas Westermark，2003；Kevin Robertsn，2007), 特别是Manzini, P.(1998)对议价博弈在工资和收入分配的谈判方面的应用上，作了很好综述和探讨。国内研究方面主要在讨价还价模型的应用方面，比如许洁虹（2002）讨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效应，提出了不对称信息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对策。曾代富和董志强（2004）通过一个可以中途退出谈判的讨价还价模型，刻画了存在失业利益条件下的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工资议价行为。结论是：失业利益将加强工人的工资要价能力，降低工人求职的努力程度，过高的失业利益甚至导致工人提前结束谈判，而过低的失业利益导致工人在各阶段的工资要价都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可以凭借信息优势对工人的要价进行压价等等。我国学者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分配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杜书云和张广宇（2004）通过对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两种不同歧视系数的比较和讨论，研究了农民工福利缺失及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提出了加快改革、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等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建议；卢志刚和宋顺锋（2006）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朱琳（2007）基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民工收入较低的原因以及对策。而本文目的是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其劳动力市场特点决定了参与分配议价博弈的主体和分配结构。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是由农村向城镇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富裕，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是一个激烈的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而城镇的企业处在了买方垄断地位。Shaked和Sutton（1984）提出讨价还价博弈框架对我们研究这样的问题提供了思路。二、一个扩展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本文在Shaked和Sutton(1984)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试图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在收入分配中弱势地位形成的原因。假设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和n个相同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给企业带来的价值为1个单位，这1单位的价值只能在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其分配的结果主要影响因素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即贴现率，各自为和，且,即企业和工人不是无限耐心的。企业和工人之间是以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的方式进行谈判，也就是企业一次只能和一个工人进行谈判（我们把这个处在谈判中的工人称为“内部人”），而其他工人处于等候状态(称为“外部人”)。在这样的结构下，我们还需要以下两个约束条件：条件1：企业在出价以后必须要等待处在“内部人”地位的工人还价以后才能决定是否中止与其的谈判，转而与新的“内部人”重新开始谈判。条件2：企业与某个“内部人”的谈判必须最少持续T个时间段（）。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对以上两个条件做出解释，下面我们来描述这个博弈过程。企业一开始和某个工人（假设工人1）进行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 具体谈判过程，详见张维迎，1996，pp：119-123；Fudenberg 和 Toril,1983。，一旦谈判时间超过T，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要么和工人1继续谈判，要么中止谈判转向另外的工人（工人2）重新开始谈判，谈判过程与工人1一致。同样谈判时期超过T 后，企业可以随时决定谈判是否转向工人3，如此往复，持续下去。显然这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企业基本的策略是通过一个可以中止谈判的威胁，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我们定义为一个由处在“内部人”地位的工人开始出价的博弈，在这个博弈中企业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中止和此“内部人”而转向其他人。显然由于是相同性质的博弈，所以在T内从什么时段开始并不关系。设为在这个博弈均衡时企业能得到的支付的上确界。我们用G表示由企业已经中止谈判而转向另一个工人重新谈判的博弈，同样令M表示G在均衡时企业能得到的支付的上确界。我们可以用下图清晰的展现博弈过程：图1其中f表示企业，1、2表示工人f/1GGATf/11/ff/11/ff/22/fTBCD下面我们证明整个博弈均衡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引理：设，分别为博弈，均衡支付上确界(下确界)，那么必有：(1) (2)证明：（1）考虑图一中B点开始的博弈，企业面临着谈判是否由工人1向工人2转变，我们把所有各期的支付都贴现到B点。在B点，如果企业选择了转向工人2，其支付为M，即；如果企业继续和工人1进行谈判，能获得的最大支付为：，这是因为如果D点企业能够获得支付最大为，因而点B企业的最大支付为，又因为是讨价还价博弈的均衡解的上确界，则必须满足在B,D两点上是无差异的，即。在博弈中，企业选择自己的支付最大化，所以有：（2）考虑从A点开始的博弈G，令所有各点企业得到的支付都贴现到点A。由条件(1)看到T为奇数。企业在T 期即B点获得均衡最大支付为，利用逆向归纳法，企业在A点能获得最大支付为： 因为M为博弈G均衡时解的上确界，所以 定理：博弈G存在唯一的均衡解，其中企业的支付为：；工人的支付为：。 证明：由引理（1）若 ，则有：将（2）式代入（1）式中得：由于，则有，显然与引理（1）矛盾，所以不成立。 若 ，代入式（1）得企业的最大支付为：这时，工人的支付为：。我们可以假设为博弈均衡时解的下确界，同理可以得到以上结果即：这就证明了博弈G 存在唯一的均衡解。同时我们有以下推论：当时，上文的框架演变为“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模型，即1个企业和一个工人之间的议价过程，均衡时企业的支付为，工人的支付为。三、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分配地位成因分析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我们利用以上模型就可以分析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分配地位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初次分配方面，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各自的贴现率，他们可以看作是企业和工人在谈判中的耐心程度或者是成本的消耗，成本越高越小。企业的成本可以看作是推迟出售的商品的利息损失（与价值成比例）或者是不能按期交工的违约损失（张维迎，1996），而外来务工人员的成本视为其找工作时所付出的平均成本。T度量的是“外部人”对“内部人”造成威胁的程度，可以解释为市场竞争的程度。从上面的结论中展开，我们可以得到一下命题。命题1：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降低了其收入分配中可得到的支付。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是谈判时期T，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愿意谈判的时间就越短，即从模型来看是“外部人”对“内部人”的威胁越大，由式(3)有,T越小则M越大，工人获得的支付就越小。外来务工人员组织（工会）行为能够有效解决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如果我们把工人换做外来务工人员组织（工会）来和企业谈判，这时根据推论：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就会消除；另一方面，职工集体谈判时企业难以进行生产，其负担成本突然增加，这时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就会有比较大提高。前几年广东，浙江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集体议价的例子，持续近两年的“民工荒”终于促使企业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节后农民进城务工状况的最新监测显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农民工集中的区域，农民工工资较去年同期有普遍上涨，许多企业还在文化程度、性别等方面放宽了招工条件。命题2：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形成外来务工人员初次收入分配弱势地位的决定因素。从模型假设可以看出，工人最后所得工资额是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产出）乘以谈判所得到的支付比例。低的劳动生产率首先使得能够创造出的社会价值不高，反映在模型里就是单位价值1的绝对数额不大，也正是这个原因，由于谈判时耽误生产的损失就不大，企业有足够的耐心来获得大的份额。而通常情况下，低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之间的替代性很强，所以市场竞争激烈， 在加上其找工作时所付出的平均成本占收入比重大而导致耐心因子减小，这样最极端的结果是： ，这时,工人只能得到保障个人基本生活的水平的最低工资。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是解决其在初次分配中弱势地位的根本因素，只有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并不断提高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命题3： 外来务工人员的“外来”身份使其难以与地方政府达成收入再分配协议。在社会再分配问题上，外来务工人员所处的不公平地位。假设外来务工人员是一个团体，他们和自己工作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收入再分配方面进行博弈，这也就是一个双边垄断的议价博弈过程。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外来”身份，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就业、生活水平如何，不能直接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比如薪酬和晋升），所以在地方政府就有无限的耐心，即，这时由推论可知,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得到的再分配收入为0。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在社会在分配上的权利，必须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保障。总的来看，外来务工人员尽管年龄层次、地域构成以及流动性方面有显著差异，但总的来看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受教育水平底、劳动生产率不高，岗位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底；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缺乏有效的组织（比如工会）来维护个体的利益，以及其“外来”身份决定的政治地位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在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处在弱势地位。四、结论和政策建议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收入在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方面要不断的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一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权利的保障：一是建立和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会制度，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工资保持合理水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但目前这项工作的开展还有很大困难。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有关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法规，提高立法层次；针对不同行业提出相应的工资指导线，提高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的有效性，为工资集体协商创造条件；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和监督，发挥由政府、工会和企业主代表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作用，保证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体系。从外来务工人员的迫切需要和可行性出发，区分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保险项目。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十分复杂，不可能一步到位与城市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接轨。在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方面应坚持分层次实行不同政策和分阶段、有步骤逐步推行的原则。分层次就是区分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同群体，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办法。分阶段就是根据实际需要，将外来务工人员当前最需要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作为近期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三是必须注重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福利特别是职业教育培训的发展。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工作、立足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还要着重于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养，通过强化政府统筹协调，积极推广“政府来买单、企业下定单、学校出菜单”的转移劳动力培训运行机制，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为中心，动员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不断探索新的培训模式。只有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才是解决其收入分配低下的根本途径。最后，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分配问题必须是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在现有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如何能形成有效的的激励机制，既能促使地方政府努力发展经济，又能切实的保护好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权利，也是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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