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docx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张建华、欧阳轶雯张建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轶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99级研究生。摘 要本文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借鉴M. D. Ramírez的研究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并利用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分三个层次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1）从行业数据层次分析了FDI技术外溢的渠道。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2）在城市数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各城市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企业规模大小等因素都正向影响着FDI外溢的效果。而经济开放程度、技术差距大小等因素则与FDI的外溢效应反向相关；（3）利用全省数据的时序数列进行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FDI与广东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必须从影响FDI外溢效果的诸种因素出发，充分发挥外资通过对当地内资企业的辐射作用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促进作用。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效应 经济增长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system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grwth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regression model is based on the new growth theory and uses the model of M.D.Ramírez for reference. Data are employed for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s a whole, and for 21 cities and 39 industries in sub-samples. Empirically saying, the paper employed the da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1)At industrial level,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DI mainly spillover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linkage effect. Moreover, the FDI agglommeration economy has come into being. (2)According to the city data , th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conditions of the host coutry impacted strongly on the effe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3)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time series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from1986 to 1999. The Granger reas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bilateral reason relations between FDI growt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In conclusion, FDI can benefit the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rough its spillover to domestic corporations. The way in which FDI affects growth is depended o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host country. Thus, relative policies about FDI inflow should focus not on the factors of quatity, but those of quality.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Economic Growth一、引 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七八十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FDI已成为90年代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基本的模型，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分析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构造一个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四、五部分进行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的回归分析。第六部分检验东道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七部分给出本文结论。二、 FDI的技术溢出：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收益，从而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事实上，FDI溢出效应的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现在要讨论的是FDI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制，也就是说，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生产率的提高。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是通过四类溢出渠道产生的。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 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ömstrom (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 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有关文献的实证结果却并不统一，往往大相径庭。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ömstrom and 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的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ö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 and 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 and Harrison,1999）。在对FDI引致的技术革新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研究中，Blö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Blö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对溢出产生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文献综述，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因素。Fredrik Sjö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无疑是争议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 Sjö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ö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FDI通过知识的外溢，会总体提高要素的报酬，国内投资对应的产出也将扩大。然而此时的FDI首先被用于助长要素积累，FDI的好处将局限于数量上的贡献，因为这种出于要素积累的更快增长代表的似乎是总的增长水平，而不是更有生产力的投入的使用（Young,1993）。总之，涉及溢出的理论和研究一直在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上，引入了以博弈论、策略论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如Kapur（1995）的等待比赛博弈；研究领域则由产业内溢出扩展到不同产业间的溢出、由单纯的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的研究，如Mckendrick（1995）对银行组织技术溢出的研究；实证数据不断充实，定点时序数据（PanalData）得到广泛应用，也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近几年有所盛行。大多数研究所建立的实证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为了区分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将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 D. 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令内资企业生产函数为： （2.1）其中，为内资企业总产出，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为内资投入，为外资投入，为知识存量。 （2.2）一般认为，FDI投资的发生是由于外资企业具有能够与东道国企业的当地优势相抗衡的厂商特有优势（firm-specific advangtages），如专利技术、管理方法等（Dunning，1977），因而FDI的流入使东道国有机会获取一定范围的无形资产，提高本国企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由（2.1）式和（2.2）式有 （2.3）由此得到一般增长方程式（2.4）其中分别表示本国资金与外国资金的边际替代弹性和时际替代弹性，而则代表FDI的外溢程度。将（2.4）式简化为实证方程得： （2.5）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而非时间序列数据，则回归中将变量经对数化转换以替代增长率值，由此得到最终的回归方程： （2.6）其中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三、数据描述本文主要以历年的广东统计年鉴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为主进行回归检验，同时适当辅以调查所得案例及其分析。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以及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广东省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从1997年到1999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不使用Panal Data的回归方法，而是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为数据取用区间，将1997年到1999年连续三年的数据看成是同质数据，不考虑年份之间的差别，以增大样本数目。同时，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甚至采取以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因此，本文拟采用1997年后开始统计的“年末资产总计”计量企业资本投入，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果。该值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1998广东统计年鉴）。劳动投入用每年的“职工平均人数”来衡量。在广东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市分行业的从业人数，而没有单独公布工业的从业人数。本文按照工业的定义，将其中的“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者之和作为工业从业人数。将“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和“港澳台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和来近似代替外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四、 行业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首先，将1997年到1999年广东省工业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自来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的全部39个行业各个行业的数据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总的FDI外溢效应；接着，根据不同的溢出渠道选择相关变量将39个行业划归各个独立的次级样本组，具体分析FDI的外溢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因变量取工业增加值，而不是（2.6）式中的工业总产值。因为实证所用的是分行业横截面数据，而行业总产值可能因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一般高于用于生产此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值。以增加值为因变量则无此偏差。相较于总产值，增加值更能体现生产率变化的增长效应。 （4.1） 0.153 0.705 0.131 (2.568)* (10.89)*(1.694)*0.897，0.894，1.913，296.665 （4.2） 0.218 0.680 0.081 (2.953)* (11.329)* (1.165)0.829，0.824，2.043，164.893其中，方程式下方第一行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分别是F-统计量和Durbin-Watson统计量；和分别是模型的相关系数和修正过的相关系数。（4.1）式以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取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为因变量，各行业企业总资产为资产投入，各行业企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劳动力投入，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为FDI投资变量。可以看到，（4.1）式所得的关注系数为0.131，t检验值为1.694，与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关注系数包含了两部分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外部性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由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当我们单纯以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排除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后，（4.2）式得到的溢出系数仅为0.081，t值也由1.694降至1.165，与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4.1）式高估了FDI的技术外溢水平，方程（4.2）是对FDI技术外溢的一种更恰当的描述。虽然我们从总体数据回归中得到了正溢出系数，但所得结果的t值偏低，仅接近0.1的显著性水平。在1.1节中我们提到，FDI外溢可能有五种不同的外溢渠道。为了对所得的总体效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根据外溢机制对样本进行更细致地分类，考察外溢的各个发生机制，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说明外溢主要是通过那种渠道产生的。表2、表3和表4是对不同外溢渠道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仍沿用方程（4.2）。一般而言，技术水平可以采用劳动生产率或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代表。我们分别以这两种技术指标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当我们以外企劳动生产率/内企劳动生产率为分组指标时，我们发现，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FDI的溢出系数为0.212，置信度达到98，有显著的正溢出；而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溢出系数的t值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证明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潜力越大，收益越高，FDI的外溢效果越明显。然而，当我们以人均装备率之比（即外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内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指标分组时，虽然得到了与前一回归符号一致的溢出系数，但结果的t值很小，无法满足统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以固定资产人均占有率为技术指标时，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折旧率等固定资产财务处理上的差别，使得技术差距的衡量产生偏差。表3是我们以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比率（即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收入/全省该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为竞争程度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外资企业的销售比率越高，表明外商投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对该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外资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即外资企业在该行业具有竞争优势。计算中我们发现，在有外资企业进入的36个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销售比率超过50的占一半。结合外商投资专门化指数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的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3.1）和（3.2）式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分类后两组的外溢系数t值都很小，外溢效应无论在竞争性强或是竞争性弱的情况下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缘故。为此，我们将竞争力指标与外资的乘积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之一加入方程，得到（3.3）和（3.4）式结果。FDI与竞争力指标的交叉变量在缺少FDI项的（3.3）式中表现为显著正值，说明竞争效应对溢出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我们同时加入外资变量时，交叉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可见，竞争效应对FDI外溢的作用方向仍有疑问，需要更细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联系效应产生的外溢效应可以用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来衡量。一般来说，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都很高，分别达到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本文实证所采用的产业关联性指标是根据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30个经济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系数指i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对为i行业提供投入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后向联系程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为其他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i行业的最终使用时，i行业为其他行业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前向联系程度的指标。当i行业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i行业的生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则该行业的后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同理，当i行业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i行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则该行业的前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表4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关联系数强的产业内，外资的外溢效应显著；反之，外溢不明显。且以影响力系数为代表的后向联系效应比以感应度为代表的前向联系效应对溢出的作用更重要。深圳市中外合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吸收了大批外来劳务工。如深圳科技开发公司，吸收外来劳动者有3000人左右，中康玻璃吸收外来劳动者也有1000人左右。据初步推算，在深圳中外合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的劳务工达50000人。这些来深圳就业的劳务工，工作几年后，通过创业，促进了深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深圳培养了不少技术和管理人才。如爱普森公司定期选派技术人员去日本总部培训；希捷、长城公司也经常对技术人员、经管人员培训，使其达到国际水平。在同一企业中，海外工作人员和从当地招募的人员一起工作使专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更好的转移成为可能。这种转移可能以正式培训或非正式交流的形式出现，或者仅仅是通过在一起工作时的相互观察。FDI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经由人员流动进入到东道国企业后，一是这部分员工的技术、管理兼容性强，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经验作为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迅速发挥作用。二是可以带动内资企业其他员工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进而对外国投资方的技术转让策略形成保障。否则，如果东道国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配备不足或配置不合理，就算获得了外方的技术转让，也无法使其发挥成效。因此，加速人员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转移，是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渠道之一。日韩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内资企业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主管和高层管理人员，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研发机构，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部门。FDI在城市带或在某行业的聚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FDI存量越大的行业和地区，每年新增加的FDI投资额也越高。据调查，东莞市1999到2000年新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六成以上的项目是通过以商引商进来的。也就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其母公司、子公司、协办公司引进东莞。例如雀巢咖啡公司引入的速冻点心、美极酱油项目，都是以商引商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FDI的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大大促进了产业聚集的形成及其外部效应的实现。聚集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氛围造就了溢出效应所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聚集区域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使其中的外资和内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所有三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代表FDI在行业的聚集程度，将行业数据按聚集度高低分组进行计量检验。（4.5）和（4.6）式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FDI聚集程度高的一组，FDI外溢效应为显著正值；而在聚集不明显的一组，FDI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都大大降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聚集效应的分析。然而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归咎于FDI偏好投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而此类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他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大。进一步的分析有待于更为详细的数据支持。五、 城市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本节以广东省下属的21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为依托，检验FDI所在地政策及经济特征差别对FDI溢出的影响。我们仍然由对全体数据的总回归开始，沿用回归方程式（4.1）和（4.2）。这里，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为全部工业企业总资产；为内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内资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为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为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5.1） 0.000 0.490 0.488 (0.000) (4.232)* (5.058)*0.914，0.909，2.029，208.275 （5.2） -0.099 0.851 0.176 (-1.505)* (8.956)* (2.301)*0.871，0.865，1.917，133.285我们看到，对城市数据的检验结果与上一章对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一致。各统计值都确保了模型的科学性，而且外溢系数的显著性还有所提高。这就说明，就全省整体而言，内资、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对内资企业产出均存在正面效应。若考虑外资企业高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沿用方程式（4.1）所得的结果显示，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的大小与总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不相上下，而且t值甚至比后者更为显著。根据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思想，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是东道国技术能力自身积累的两大途径。因而在分析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溢出的影响时，这两方面特征无疑是两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特征选取不同变量进行分组回归，以求更深入地了解FDI外溢与东道国自身特征的关系。表5是对各市科研投入差异进行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企业R&D能力和技术水平会影响FDI技术扩散的效果。如果内资企业的设备老化，科研能力弱，则要想与跨国公司合作以达到吸收其先进技术的目的，就必须对原有的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并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在本文实证中，我们分别采用各市政府部门R&D经费占总投资的比例，以及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各市数据分组。表5的结果表明，在高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为正的0.266，显著性水平接近0.01。相反，在低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则根本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对更新改造投入比例的考察亦是如此。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要发挥FDI外溢技术应有的高生产率，东道国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和设备改造成本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市一级的企业R&D投入的数据，我们所用的R&D变量为政府部门的投入金额。就数量上而言，我国研发投入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广东省全省R&D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政府R&D投入强度可以代表地区R&D的投入强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广东省非国有内资经济较强，且此类经济实体的R&D投入产出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部门的R&D投入。因此，我们又运用广泛包含了政府与企业投资在内的更新改造投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并在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一组得到了比（5.1）式更为显著的溢出结果。可见，从政策面来看，为企业提供R&D投资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更好。表6的数据是我们就人力资本投入指标（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和人才素质指标（总人口中高校在校学生的比例）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一组所得到的溢出水平都较高。而且无论人力资本水平高或低，外资投入对内资企业总产值产生的正面效应都非常显著。这说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促进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溢出效果越好。从表7所得数据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首先，人才培训效应的正效应是明显的。在培训比例高的组，外资溢出效应为0.424，且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培训比例低的组，溢出降为显著负值。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需要对劳动力实行一定的培训，使员工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人才交流机构的分组回归则始终呈现了显著的外溢正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