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治理方略研究.docx

广西城乡收入差距治理方略研究摘 要收入分配制度在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其状况不仅影响生产效率和公众的切身利益，还波及社会的协调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城乡收入差别也逐年拉大，引起了区内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本书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广西为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的现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和治理对策进行剖析和探讨，在考虑全国收入分配形势“共性”的同时，在理论方法运用和研究结果上突出广西收入分配的“个性”。研究结果不仅在收入分配理论和统计方法的发展和运用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将有助于相关部门正确判断收入分配形势并指导科学决策，对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绪论之后，本书主体内容分为六章。首先在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重要成果进行概括和评论；第三章介绍目前流行的几种收入差距估算方法，并在对比各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给出考虑城镇居民隐性补贴和城乡生活费用差距的修正方案；第四章研究广西城乡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和特点，运用修正方案对广西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重新估计，并对区内14市的城乡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分析；第五章分析广西城乡分配格局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对缩小广西城乡差距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介绍治理城乡差距的国际经验与教训，并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给出了缩小广西城乡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议；最后是结论与展望。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广西 国际经验 面板数据分析目 录一、绪论1二、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与研究综述3（一）城乡差距的早期国外理论研究简介3（二）近期国内外研究动态5（三）文献简评15三、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估算指标与方法17（一）比值法17（二）基尼系数法18（三）泰尔指数法18（四）其他方法19（五）对居民收入进行调整和修正20四、广西城乡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和特点25（一）广西城乡收入差距的纵横比较分析25（二）基尼系数法的对比验证31（三）调整和修正：考虑隐性补贴和生活费用32（四）小结36五、广西城乡分配格局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38（一）形成原因38（二）影响因素研究广西14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42（三）从影响因素看缩小广西城乡差距的路径选择51六、治理城乡差距的国际经验与教训53（一）发达国家：以美国、日本为代表53（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59（三）发展中国家：以拉美为代表64（四）国际经验对广西解决城乡收入分配问题的启示68七、总结与展望78（一）主要结论78（二）后续研究方向79参考文献81一、绪论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经济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逐步得到相对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日趋严重，如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向社会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 王艺明, 蔡翔.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科学, 2010(8): 49-57.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观察，无论使用哪种度量指标，中国城市和农村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都反映出典型的不平等趋势。分城乡的情况观察，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都在迅速提高。一旦把城乡居民合并起来观察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每一时期都分别高于农村和城市，说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学者们探讨了各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传统的分解方法，主要从各种因素对不平等的贡献，以及不同人群的分解来讨论。由于大多数分解都显示城乡差距贡献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所以，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不平等。 蔡昉, 王美艳.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学动态, 2009(8):4-1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09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 腾讯网财经: http: /finance. qq. com/a/20100302/004535. htm。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3263.1元上升到2009年的12022元，十年间差距扩大了约3.4倍。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不仅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整体效率的提高产生障碍，而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在全国三大区域之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比最高，人口的民族构成也相对复杂，城乡统筹的难度要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大得多。根据杨国安和徐勇(2010)的计算，2007年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高达3.7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33、中部地区的3.02和东部地区的2.90。 杨国安, 徐勇.中国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关系检验以青海省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 (8): 961-967.欧阳志刚(2009)计算了除重庆、四川、西藏外的大陆28个省市自治区的泰尔指数，发现相对东部、中部区域，西部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更大的基础上以更快的速度拉大。 欧阳志刚.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及其地区差异J. 生产力研究, 2009(19), 31-46.过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而且构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广西是12个西部省区之一，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是西南边疆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2005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 网易新闻中心: ，但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突出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位于1000美元左右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据2007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广西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全国其他省份前列，已经引起区内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本书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广西为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的现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和治理对策进行剖析和探讨，在考虑全国收入分配形势“共性”的同时，在理论方法运用和研究结果上突出广西收入分配的“个性”。研究结果不仅在收入分配理论和统计方法的发展和运用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将有助于相关部门正确判断收入分配形势并指导科学决策，对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绪论之后，本书主体内容分为六章。首先在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重要成果进行概括和评论；第三章介绍目前流行的几种收入差距估算方法，并在对比各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给出考虑城镇居民隐性补贴和城乡生活费用差距的修正方案；第四章研究广西城乡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和特点，运用修正方案对广西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重新估计，并对区内14市的城乡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分析；第五章分析广西城乡分配格局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对缩小广西城乡差距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介绍治理城乡差距的国际经验与教训，并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给出了缩小广西城乡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议；最后是结论与展望。89二、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与研究综述本章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进行回归与总结，并简要地做出评论，以便对于研究现状有所了解，明确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一）城乡差距的早期国外理论研究简介1、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假设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为：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参见Kuzh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Vol45, No.l, March, 1955: 18.倒U型假说，是库兹涅茨根据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部分收入阶层的横截面数据所进行的经验总结，他还探讨了一些影响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储蓄率变化和民主化政治制度改革等(王小鲁和樊纲, 2005)。库兹涅茨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描述了收入差距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动趋势，并根据经验对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推测。此后，很多学者对该假说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检验，支持者包括Adelman和Morris(1973)、Robinson(1976)、Ahluqwalia(1976)、H.ehenery和M.Syrquin(1975)等；质疑或批评者也很多，如Feifds(1980)、Papanek(1986)、Anand&Kanbur(l987)、Albert(1984)等。赵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国际经验和中国案例D.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刘易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性质，即现代城市部门与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并存，并据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解释城市化和工业化、城乡收入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模型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组成，两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构成了经济的发展模式。刘易斯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中脱离出来，随着投资的增加，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和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提高，将导致大量的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而农业部门中劳动力边际生产力非常低下，因此从该部门转移出劳动力不会对农业总产量产生影响，直到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为止。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的核心是农业部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工业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将会逐步增加并趋于稳定，经济结构也将由二元转变为一元。3、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业水平不足，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而农村人口仍旧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为解释城市失业增长和城乡人口流动加速的矛盾，托达罗(1964)对刘易斯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改进，提出托达罗模型。托达罗认为城乡口迁移是一种经济现象，取决于城乡工资差距、城市失业率和潜在迁移者对迁移后果反映程度。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而不是城市收入)等于劳动者在农村的收入时，农村人口才会停止向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才会达到均衡。托达罗模型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和乡村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论证了农村部门存在的必然性，强调农业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差距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4、李嘉图等人关于不同产业生产率的论述从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差距几乎是伴随着各国工业进程的，其主要原因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认为，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和产品需求方式是两部门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首先，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和工业部门获得了大量持续的投资，工业部门收益呈不断递增趋势。其次，农产品产量稳定，且由于土地的限制，增长幅度较慢，收入需求弹性低，其价格及其时序增长都低于工业产品。由于城市居民一般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而农村居民一般从事农业，因此，农业的比较优势和生产效率的不断缩小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柯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认为，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居民存在差距的必然原因。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比重在不断下降，且产值比例下降速度高于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造成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必然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水平。根据以上分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农业与非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从各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土地的不可再生性和农业技术的缓慢发展会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所使用的设备可以再生，技术也随着三次工业革命逐步提高，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在不断扩展，投资回报和就业者的工资收人相对较高，使得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逐渐拉开差距，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趋于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二、三产业大量吸收，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而传统农业开始随着技术革新和机械设备的普及过渡到了现代农业，农业的生产效率得以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缩小，甚至会出现农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居民的现象。（二）近期国内外研究动态1、关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准确估算城乡收入差距是正确判断收入分配形势的基础。有关收入分配问题，国外早期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对收入差距的估算和度量技术方面，从最早的收入比值法（城乡居民收入比、消费比等），到192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1967年提出的泰尔指数、广义熵指数（GE）等等。根据不同指标的不同统计口径，国外学者还系统提出了它们各自的分解方法，如组内差距、组间差距等，以度量各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陆续将这些方法用于研究国内实际。陈宗胜和周云波(2000)以不同方法计量的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三成以上，魏后凯(1994)也得出相近的结论。李实和罗楚亮(2007)利用泰尔指数，把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三部分，计算三种差距对全国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内容。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切入点。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采用的指标也各不相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有一些差别。 张奇, 张继良. 近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J. 调研世界, 2008(6): 33-35.王德文和何宇鹏(2005)使用收入水平、消费支出、消费水平三套指标衡量的城乡差距，比较后认为消费水平较为理想。三套指标均反映城乡差距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两个上升的V字型变化格局。根据他们的计算，2003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城乡差距程度分别为3.3:1,2.9:1,2.4:1，城乡差距已经超越改革初始时的水平。王小鲁和樊纲(2005)使用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年度数据，通过面板数据那个检验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近似具有上升段的特征。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利用协整模型对全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短期的刺激效应，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仍将扩大。在实证研究中，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不论运用比值法、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还是广义熵指数（GE），在中国均会碰到高估或低估的问题。高估理由是农村居民较低的生活费用没有在估计时考虑；而低估理由是城镇居民的部分隐性补贴没有加以计算。包括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和山西省课题组(1998)都注意到该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以李实为代表的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利用地区价格指数估计生活费用差，利用入户调查数据估计公有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隐性补贴，对城乡间以及全国收入差距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蔡昉和王美艳(2009) 则认为，由于现行的调查制度不能覆盖“常住流动人口”，从而在住户统计中低估了这个群体的收入，造成城市收入水平的夸大和农村收入水平的低估。他们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算的结果表明，如果涵盖全部流动劳动力及其家庭的收入，城乡差距并非像观察到的那么大。从整体来看，虽然对城乡收入差距和趋势做出判断时使用的指标和方法有所差异，但大都认为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对将来走势的判断也大致相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很可能是倒U型的，只是对于拐点出现的时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张奇, 张继良. 近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J. 调研世界, 2008(6): 33-35.2、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它的答案关系到人们在对待收入不平等问题时的基本态度。Barro (1991,1997,2000)认为，收入差距通过影响生产要素而影响潜在产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水平。进一步，Galor和Moav(2004)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积累替代了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改变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当人均GDP位于较高水平时，人力资本对于推动经济增长逐渐起着主导作用，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低收入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类似地， Persson和Tabellini (1994)认为，经济人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动机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如果通过向富人征税来缩小收入差距，就会降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使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Aghion et al (1999)认为，在信贷市场不完善时，投资机会的利用依赖于个人的资产和收入水平,穷人更倾向于对相对回报率更高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因此，收入差距的下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以上的理论文献表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依赖于实际产出水平，收入差距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或负效应。实证研究与上述理论结果基本一致。Perotti(1996)使用跨国横截面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Barro(2000)使用美国和OECD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模型，揭示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向关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向关系。近年来很多文献开始关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国家间收入差距，以及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与全球化有关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Milanovic(2002)，Bourguignon和Morrison(2002)，Fischer(2003)，Kremer和Maskin(2003)等。尽管国外研究起步早，成果多，但是国外文献往往以美国作为样本，或停留在“国家间收入差距”层面。因此，我国研究者借鉴国外先进的估算方法，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周文兴(2002)运用非经典时间序列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在长期内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杨俊等(2005)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较为显著。汪同三和蔡跃洲(2006)运用标准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投资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对投资结构影响不显著。陆铭等(2005)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基于计算的泰尔指数和我国实际人均GDP的变动特征而设定面板协整模型，发现我国的泰尔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异质性的面板协整关系：改革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进一步,这种长期效应抑制了短期经济增长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刺激效应。王少国和贺福珍(2009) 认为，绝大多数文献所讨论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他们的实证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也会产生影响，且这种关系在不同类型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他们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应该转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转向效率的提高。但是也应允许部分地区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继续放在城镇上，在这些地区现阶段一定程度上扩大城乡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能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大量的文献和实证研究论证了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破坏性作用，主要包括：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加剧、资源配置失衡等。一般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正相关。杨灿明、胡洪曙和俞杰(2008)认为，不规范的收入分配刺激穷人参与犯罪、暴动等破坏性活动，间接增加社会成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加剧社会分层。冯虹(2006)认为，对社会上层的精英来说，“滚雪球”和代际财富生息效应显现，同时由于倾向于积极参与政治，以后会获得更多政策支持。相反，低收入阶层的受教育和财富水平较低，在以知识技术为前提的社会发展中无力提高自身素质，越来越难以参与竞争。最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致使资源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简而言之，穷人在其生命周期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个人发展机会。Galor和Zeira(1993)等文献将上述过程模型化，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对教育、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使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内生、持久的波动。由此看来，收入分配制度在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其状况不仅影响生产效率和公众的切身利益，还波及社会的协调与稳定。对于这个有很高社会敏感度的问题，其改革取向必须涵盖尽可能广泛的利益诉求。3、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方面，西方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Krueger et al.,1991）；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Lipton,1977; Bates,1981)，这两个理论被国内学者广泛运用。 梁明.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EB/OL. 代表性的观点如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他们运用19781999年28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又以19781999年28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他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政府采取赶超发展战略，背离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而国际学术界许多论文所强调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差别并不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发展战略才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键。许多文献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或实证研究，但大多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分析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在参考张奇和张继良(2008)以及胡荣才和冯昶章(2011)的归纳之后，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归纳为五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影响经济发展对人均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毋庸置疑。只有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使该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其变化规律符合倒U型曲线假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值在工业化初期加速扩大，工业化中期扩大趋势减缓，工业化后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不断减小。 胡荣才, 冯昶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1(2): 69-79.高振碧(2001)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以效率至上、优胜劣汰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中，一部分人收入下降，而另一部分人收入增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张红宇(2004)认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农业则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原因既可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可归结为两大部门生产方式的不同。张嫘和方天堃(2007)运用协整和因果检验法对1978-2003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短期和长期中经济增长都是构成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之一。韩旭和韩淑丽(2006)认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规律支持收入分配理论的倒U曲线。贾小玫和周瑛(2006)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现象，从相关研究可看出我国的情况与倒U型曲线假设基本一致。（2）二元经济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发展环境特殊，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分割为两部门，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部门的经济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部门，以促进城市发展。由于中国经济走了一条农村支持城市、工业优先于农业的道路，这样的发展历程决定了政府在制度上对城镇的倾斜和农村的轻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蔡昉和杨涛(2000)认为1978 年以前，利益集团压力和选民的声音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的一整套干预政策导致了稳定的城市偏向；改革以后，城乡差距的周期性变化则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陈宗胜(2002)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状况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考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人口比、农村非农产业比重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陆铭和陈钊(2004)从作用机制上分析了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分析认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加深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城市偏向调整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王德文和何宇鹏(2005) 认为技术进步不平衡导致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使得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始终存在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随经济增长减少，反而越过改革初期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倾斜与部门间技术进步不平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喻晓东(2006)认为计划经济形成的二元体制仍然在各方面制约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贾小玫和周瑛(2006)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本质，是工农收入差距产生并扩大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快，投资回报和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解释了不同产业部门的就业者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本源。郭国锋和刘孟晖(2007)认为我国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传统部门(特别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现代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对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进行检验后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偏向政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大量文献表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户籍制度，这是造成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蔡继明(1998)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得出城乡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中的24.8%，其他75.2%由城乡之间的比较生产力差别决定。吴群(2002)把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具体化为城市对农村的三次剥夺（50年代初期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0-1990 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目前的土地不合理利用）。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利用企业和农民工调查数据探讨了劳资关系城乡户籍差异问题。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和就业企业的差异可以解释其他的70%-80%，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差异20%-30%。除劳动合同方面外，农民工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方面均遭到户籍歧视。（3）农业发展和农民自身特点的原因李晓妮(2005)认为，我国主要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随着全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缩小，农民丰产却不丰收。洪会明和王家顺(2005)根据19902003年数据实证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情况，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具有决定性影响，推动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Louis Kuijs和Tao Wang(2006)认为生产率的差异可以很好的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整个农业产出适度的增长（并非来源于编辑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主要来自农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劳动力转移的缓慢造成了农民收入增长下降，从而造就了更大的城乡差距。 Louis Kuijs and Tao Wang. Chinas Pattern of Growth: Moving to Sustainability and Reducing InequalityJ.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版）, 2006(1). （观点概括引自张奇, 张继良. 近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J. 调研世界, 2008(6): 33-35.）贾小玫和周瑛(2006)认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其他产品，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将不断下降，这种产业特性使得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相比必然处于劣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将慢于城镇居民。曾国安(2007)在不考虑政府干预因素的情况下分析了包括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在内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然因素。（4）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基于金融视角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最早始于Greenwood和 Jovanovic(1990)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他们通过建立动态模型讨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Galor和Zeira(1993)则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Jalilian和Kirkpatrick(2001)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认为金融部门的扩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有效地消除贫困。Clark, Xu和Zou(2003)运用全球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会显著缩小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倒“U”假说未得到支持； Beck, Demirguc-Kunt和Levine(2004)则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 Honoban (2004)研究得到金融发展能够减小一国贫困比例的结果。总之，国外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数理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综合他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服从倒“U”型关系论；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论；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论。 冉光和, 张金鑫, 李敬.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重庆市为例J. 城市问题, 2009, 10: 48-52.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我国的现实数据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上。章奇、刘明兴和陶然(2003)利用各省1978年1998年的数据对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姚耀军(2005)利用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金融发展效率与其呈负相关，孟亚强和赵石磊(2008)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直接替代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加的关系，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张立军和湛泳(2006)首次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证明农村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冉光和、张金鑫和李敬(2009) 对重庆直辖以来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他们认为农村金融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农村金融规模的影响大于农村金融效率的影响。胡金众和卢立香(2009)对19862007年间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人差距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要求是不协调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下无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使得农村地区难以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5）其他因素行业垄断、腐败现象、教育不平等、税收集权和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都在学者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在此我们把它们归为其他因素。高振碧(2001)从基尼系数的角度，指出经济转轨时期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和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促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杨灿明、胡洪曙和俞杰(2008)认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有许多，但由权力垄断、权力腐败与权力资本化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为严重。政府权力过大并且不受制约，市场化不足而不是市场化过度是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Glomm和Ravikumar(2003)针对公共教育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表明，从短期来看公共教育并非如其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从长期来考察该观点成立，税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张克俊(2005)以我国1985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考察范围，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提高幅度太慢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原因。“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2005)研究表明，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刘怡和聂海峰(2004) 分析了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林光彬(2004)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严重阻碍了城乡之间的相对自由流动，使得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机会不公平。陶然和刘明兴(2007)根据十年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行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而税收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被削弱。杨灿明、胡洪曙和俞杰(2008)认为，由于社会保障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个人账户缴费率越高，收入之间的分配差距就越大，这种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常常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其结果是扩大了收入差距。4、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研究针对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国内外研究者侧重不同的方面给出了有益的对策，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各项制度制度改革的建议包括户籍制度、税收制度、公共品投资、规范劳动力市场、对垄断行业监管以及规范公务员薪酬体系等。王小鲁和樊纲(2005)从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方面分析了收入差距，认为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来与市场体制相配套，形成社会公众监督来约束政府行为。贾小玫和周瑛(2006)则认为逐步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方案。赵人伟(2006)强调了规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意义，认为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是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杨灿明、胡洪曙和俞杰(2008)认为，若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重点要在如下几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废除城乡割裂的二元户口制度，建立居民身份机制；二是因地制宜建立法制化的最低工资制度；三是消除就业歧视，建立同工同酬的用工机制。（2）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