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78~2007(.docx

上海市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782007*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5JJD840010）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批准号：05AJY002）资助。 兼论估算方法的适用性王桂新 陈冠春摘要 本文考察了当前较多采用的几种代表性的物质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讨论了基年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当年投资以及折旧等物质资本存量估算四个基本变量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根据目前国内已有统计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具体估算和比较了上海改革开放开放30年间的总体物质资本存量及分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发现上海总体资本存量、三大产业资本积累及资本-产出比的变动趋势，说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关键词 物质资本存量，资本-产出比，永续盘存法，上海作者简介 王桂新，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公 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双聘教授。 陈冠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博士研究生。在经济总量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资本投入要素一直是经济学界众多学者探究的基础问题之一。本文试图以目前国内已有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总体物质资本存量和按三次产业分类的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和比较，并试图探索更加科学适用的估算方法。1、方法与数据1.1 主要方法估算物质资本存量一般用两种方法：Hedonic评估法（Hedonic Valuation，简称HV法）和永续盘存法（Goldsmith，1951）。由于HV法所需条件非常复杂，所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用永续盘存法。我国在没有大规模资产普查的情况下，一般采用的方法是首先估计一个基年值，然后用永续盘存法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某年物质资本存量（张军，2003）。基本公式为 （1）其中Kt和Kt-1分别为第t年和第t-1年资本存量，t为第t年经济折旧率（或重置率），It为第t年的新增投资额。在我国，以往限于细分数据不足，研究多集中于对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做此估算有多种处理方法（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Jefferson（即谢千里）等，1996；Hu和Khan，1997；Young，2000；王小鲁和樊纲，2000；Wang和Yao，2001；张军，2002；黄勇峰等，2002；宋海岩等，2003；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何枫等，2003；张军和章元，2003；张军等，2003；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Nazrul Islam和戴二彪等，2006；邱晓华，2006），其结果也不尽相同，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四种：Chow（1993）：（RNI为实际净投资） （2）贺菊煌（1992）：（R为积累） （3）王小鲁（2000）：（GI为固定资本，DS为折旧，PIF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4）宋海岩（2003）：（g为经济增长率）（5）关于我国物质资本存量的细分主要是根据产业或省区进行。对某个省区（市）或产业资本存量估算的最终目的往往是希望构建总量（宏观）生产函数或进行中长期预测。首先是根据产业细分，如Chow（1993）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中的积累指标估算我国19521985年农业、工业、建筑、运输和商业等5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吴方卫（1999）和黄勇峰等（2002）采用固定资本积累和相应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分别估算了我国19801997年农业和19781995年制造业的物质资本存量。根据省区和产业细分是在数据资料逐渐丰富起来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有叶裕民（2002）、宋海岩（2003）、张军（2004，2005）。把两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的估算是最近才有的，如徐现祥等（2007）系统估计了全国19782002年各省区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王金田等（2007）估算了全国及30个省区19782005年农业资本存量。薛俊波和王铮（2007）运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一步细分计算了全国17个行业部门19902000年的资本存量。不论选用哪种方法，都要考察公式（1）中的四个变量：基年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或其替代指数、当年投资额、折旧率或折旧额。具体计算选用哪些指标作为数据来源并没有统一规定，但大致原则可以概括为：数据来源充足、可靠、详细，能够进行合理的细分；便于与其他资本存量研究结果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便于与其他经济数据结合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或生产函数的分析；此外，大多数研究用资本-产出比来验证估算结果的合理性，而细分数据估算结果的合理性常用合计数与总体数据之间的误差大小来衡量（如薛俊波和王铮，2007）。值得指出，薛俊波和王铮（2007）估算数据的序列虽然不长，但他们提出了以多个数据相对准确的年份作为基年，运用永续盘存法向前后推算其它年份数据的方法，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校正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序列较长时的误差累积。这种做法在其它文献中是少见的，有其合理性，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用不同基年推算同一年数据结果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如果有差异怎样处理的问题。另外，他们假设各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同，固然便于计算，但17个行业包含了三次产业的各个主要行业，不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总的价格指数应有不同，因此这一假设是值得商榷的。而徐现祥（2007）用分产业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构造的分产业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比较合理。1.2 数据现有研究及本文主要的数据来源包括：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等。2004年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以后，对2004年以前年度的生产法GDP和支出法GDP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修订，使目前可用的数据更加准确和完善。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数据均根据以上统计资料有关指标计算，并尽量保持数据的一致性以便于比较和讨论。2、物质资本存量计算四个变量指标的选取以往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公式（1）四个变量的讨论，主要难点是采用什么方法替代或估算未知或缺失的数据。在拟合总量生产函数或增长速度方程的过程显示，拟合的参数值对资本数据的变动非常敏感，因此对指标的选取和计算都应认真对待。（1）基年资本存量大多数学者以1952年或1978年为基年。鉴于我国地区分产业数据目前只能回溯到1978年，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估算基年资本存量比较常见的方法有三种，三种方法由于假设不同，使用的数据不同，对基年资本估算结果往往也存在很大差异，究竟哪种方法更好目前尚无定论，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做出选择。第一种方法是假定在稳定状态下，产出增长率与资本存量增长率相等（Harberger，1978；Hall和Jones，1999，p89；樊胜根等，2002），则期初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6）其中K0为基年资本存量，I0为期初投资额，0为基年折旧率，g0为基年之前某给定期间的资本增长率。若用跨年的平均增长率来计算g0，假定给定时间内产值和资本存量具有相同的平均增长率，则期初之前一段时间的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7）其中Y0t为基年之前给定期间的期末年产值，Y00为期初年产值，n为给定期间总年数。若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当年投资并计算上海1978年基年资本存量，则可求得上海的I0为31.69亿元，0为3.9%（1978年固定资产折旧额占GDP的比重），g0为8.4%（“五五”时期（19761980年）的实质GDP年均增长率），算得K0为259.75亿元。徐现祥等（2007）用不同的折旧率和增长率设定计算的结果为257.5亿元，张军等（2004）的估算为242亿元，三种方法计算的结果还是比较接近的注释 张军等（2004）是以1952年为基年计算的，考虑到19521977年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动很小，其与1978年不变价资本存量的比较仍是有效的（Chow，1993；张军，2004；徐现祥，2007）。第二种方法是假设目标地区（部门）基年资本存量与其它已知产值或资本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来进行推算。如胡鞍钢（1999）假定非国有部门资本-产出比相当于国有部门70%，由此得到1978年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为5500亿元，他的另一假定是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为GDP的1.5倍，得到了相近的结果。宋海岩（2003）假定基年各省的资本存量相等，再把全国资本存量平均分配，本文认为宋的这一假定是不符合经验事实的。又如张军（2005）假设上海市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额比例都与上海GDP占全国GDP的比例相当，阮征（2005）根据该思路，用Chow（2002）估算的1978年全国物质资本存量14112亿元与当年中国GDP的3624亿元之比，乘以上海1978年GDP当年价272.81亿元，反推出上海1978年资本存量为1062.33亿元。大部分学者估算基年资本存量时均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但两种方法对上海1978年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差异很大，我们认为用第一种方法估算可能会使基年资本存量偏低 我们推测1978年上海物质资本存量已有了相当积累。统计年鉴数据可以验证这一推测，1978年上海市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年末数为298.53亿元，已明显大于本文计算的基年资本存量259亿元，如果加上非经营性固定资产的价值，差异会更大。，但可以用它来进行分产业计算，如徐现祥（2007）根据这种方法计算的上海市1978年一、二、三产业资本存量分别为37.7亿元、177.4亿元和61亿元。第三种方法，如云伟宏（2002）估算河南省资本存量时，着重讨论了利用资本-产出比关系，测算以1952年为基年的期初值问题，提出建立在变量数据拓扑关系上的“迭代法”和“增量平均法”能更有效地减少计算资本-产出比的误差，提高基年资本存量估算的准确性。根据其最终采用的增量平均方法测算，用相近年份（19791985年）的多年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0.33作为上海1978年资本-产出比的一个估计 运用云伟宏（2002）的增量平均法，算得上海各年产出-资本比19761978波动较大，这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是密不可分的；19791985年期间比较稳定，故选用19791985年作为估计基年产出-资本比的区间。另外，这还可以使计算上海1978年分产业的产出-资本比和资本存量的过程保持一致。，可计算得1978年资本存量为817.23亿元 需要指出，云伟宏（2002）是用资本形成总额代表新增资本的，本文为了便于与之比较，此处的计算同样选用资本形成总额，这与本文当年投资（即新增资本）选用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不同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构成资本形成总额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存货增加量。另外，他通过自行计算的GDP投资率来计算不变价资本形成总额，而不是使用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本形成总额总值指数来计算。本文此处的计算依照这一方法，同时对其合理性存疑。作为比较，笔者通过资本形成总额总值指数算得的上海市1978年产出资本比为0.27，小于本文此处的产出-资本比，相应的资本存量1027.71亿元则大于本文此处的计算结果。按此方法进一步估算三次产业的基年资本存量 目前统计资料没有提供分产业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而用云的方法可以计算分产业资本形成总额，这也是此处沿用其方法的一个理由。，第一、二、三产业的资本-产出比估计值分别为0.35，0.35和0.30，相应的基年资本存量分别为31.43，603.和169.2亿元。需要指出，这种方法和前两种方法的资本指标内涵不同，故计算结果不能直接比较。因为这种方法以资本形成总额为指标，其结果要大于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指标且不含土地价值的估算结果。在现实情况中，土地价值通常以不同形式（如地租、房价等）体现在市场中，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因此Chow（1993）的估计中包含土地价值是合理的，以此为基础估算上海1978年资本存量也理应包含土地价值 若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指标，用1062.33亿元作为上海市1978年资本存量。相应的第一、二、三产业基年资本存量按徐现祥（2007）各产业资本存量计算的比例算得，分别为145.06，682.57和234.71亿元。尽管如此，正如张军（2005，p12-13）指出的，是否包含土地价值对资本存量数值的影响很大，这也是估算基年资本存量时常见的争议。毛军（2005）在估算全国资本存量时指出，虽然土地价值十分可观，但难以估算，因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土地使用多为无偿划拨，且至今土地使用权流转仍受诸多限制，土地使用权市场亦未真正形成。鉴于土地价值在资本存量中的计算方法仍存争议，目前也缺乏统计资料，本文在估算上海的物质资本存量时，采用不含土地价值的第一种估算结果，即以259.75亿元作为基年资本存量；由于本文采用的基年资本存量与徐现祥（2007）非常接近，分产业的基年资本存量则直接采用徐现祥（2007）的结果。（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可以采用历史价格、现价和不变价三种价格，多数学者实际采用不变价，因为这样既可以消除不同时期资产购置价格不统一引起的资本存量虚增问题，又可以简化计算过程。按不变价计算资本存量需要用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于缺乏统计数据，需要设法替代我国1993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按产业分类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较早的研究采用积累或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计算避开了这个问题，如贺菊煌（1992）、Chow（1993）。也有学者直接用其他价格指数替代，如谢千里（1995）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王小鲁和樊纲（2000）、肖红叶等（2004）用GDP平减指数替代；近期的研究普遍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计算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替代，如张军和章元（2003）、李治国（2006）。张军等（2004）指出，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替代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可行的，而且由于不同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变动差异较大，估算各省资本存量时应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本文估算总体资本存量时亦采用此方法，公式为 （8）其中PIFt为第t年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KFt为第t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KFt为第t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根据上海市19932007年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用1992年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结合1993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逐年递推，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与总体GDP平减指数相比，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PIF1和PIF2明显更大，因此用GDP平减指数替代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资本存量的结果将大于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替代的计算结果。对19932007年和19782007年PIF1和PIF2作OLS回归，如方程（9）、（10）所示，以19782007年为研究对象时，两种计算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但分产业计算时，限于统计资料，只能用PIF2结合其它指标进行估算替代。 （9） (5.81) (12.28)R2=0.9206 R2(adj)=0.9145 SE=7.2446 DW=0.9837 （19932007） （10） (2.29) (63.70)R2=0.9931 R2(adj)=0.9929 SE=8.9857 DW=0.5145 （19782007）表1 上海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构造（19782007）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IF11978=100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PIF21978=100GDP平减指数1978=100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IF11978=100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PIF21978=100GDP平减指数1978=1001978100.0100.0100.01993131.4282.1269.5166.21979102.9102.997.81994108.8306.9308.6190.21980107.7107.798.21995103.1316.5317.2208.91981105.8105.896.91996107.0338.6325.2218.51982105.7105.793.81997100.5340.3333.2225.31983105.1105.190.8199898.4334.9335.9225.71984108.9108.990.4199998.1328.5337.7225.31985119.5119.595.22000100.0328.5349.4231.21986129.3129.395.92001100.7330.8347.6228.51987139.4139.499.12002100.3331.8340.5226.21988157.7157.7107.02003102.4339.7352.5234.91989174.6174.6111.62004106.7362.5381.3248.11990182.1182.1121.02005100.8365.4390.7253.51991194.6194.6129.22006100.1365.8398.5256.01992214.7214.7140.32007103.5378.6402.9263.3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上海统计年鉴2008，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由于没有按三次产业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因此无法直接对各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分类计算，需要寻找其他价格指数替代。王金田等（2007）在计算农业资本存量时，用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替代缺失省区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徐现祥（2007）利用GDP平减指数和总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分三步构造了各省分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作为替代 具体过程如下：第一步，计算总GDP平减指数和分产业GDP平减指数（1978年=100） （11） （12）其中j=1，2，3，分别代表三大产业，P为GDP平减指数，GDP为名义值，Y为真实值。第二步，计算总体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1978年=100） （13）其中I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名义值，RI为实际值。第三步，计算分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1978年=100） （14），本文也采用相同的方法构造上海19782007年各产业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结果示于表2。表2 上海分产业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19782007）年份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年份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一产二产三产一产二产三产1978100.0100.0100.01993439.7216.3406.11979109.8101.6108.31994538.1241.2480.01980102.0106.6112.61995594.5243.0507.11981106.1104.8109.51996637.6241.2533.01982109.2105.4106.21997637.7240.8553.91983113.9103.1110.81998643.6236.3565.41984120.9105.2119.01999640.3231.5576.41985183.1112.8133.82000642.7236.4598.01986198.6120.2150.72001639.0231.3603.81987233.6126.6170.32002626.9222.8599.91988296.6144.1186.82003621.3234.1614.71989339.9162.1197.82004690.0253.2664.11990362.3164.5217.72005821.3260.5676.11991359.3167.7256.42006855.3264.5691.81992364.7178.8303.12007894.8263.3709.6注：（1）本表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相应的总体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即表1中的PIF2。 （2）20032007分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缺失，但可从上海统计年鉴中查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产业数据。由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数值很接近，笔者假定二者的分产业比重亦大体相同，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乘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产业投资额的比重求得替代值。 资料来源：同表1。（3）当年投资当年投资是用于衡量每年新增资本的。在选取指标时以往研究主要有三种选择，即分别用积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资本形成总额表示。早期多按第一种选择，采用积累计算新增资本，如张军扩（1991），Chow（1993），贺菊煌（1992）。使用该指标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可以回避固定资产的扣除和折旧处理的问题。自1993年统计标准改变后不再公布有关数据，学者们只得转向其它指标。张军和章元（2003）计算全国数据时仍沿用了贺的方法，理由是他们认为积累指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是一致的，并根据二者19541993年期间波动的相似性补足了1993年后的生产性积累数据。第二种选择没有回避资产扣除和折旧的问题，而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基础进行扣除，如陈宽等（1988）、谢千里等（1992）、王小鲁（2000）、阮征（2005）。正如张军（2004）指出的，在过去缺乏数据资料的情况下，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特有的统计指标，与国际通用的SNA统计体系下的固定资产积累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扣除折旧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完全一致，且其固定资产扣除和计算折旧的问题十分敏感，不同的处理会造成结果的明显差异。近期的研究主要使用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如Wang和Yao（2001），Young（2002），何枫等（2003），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张军和章元（2004）、徐现祥等（2007）。张军等（2004）最先对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除了上述对指标内涵的比较，从现有数据的可获性来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更完整，有利于进行进一步的分产业计算。由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中可查到19782002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按三次产业分类数据，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次产业分类数据虽然也可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中逐年回溯，但最早只能到1993年，19781992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三次产业分类数据无法得到。因此，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的指标。（4）折旧率（重置率）或折旧额如上所述，在不用积累指标回避扣除和折旧问题时，折旧率（重置率）或折旧额是计算当年投资的重要依据。从微观角度来看，折旧方法是企业根据固定资产所含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选择的，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较强的稳定性。主要的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几何法、One-Hoss Shay折旧法等。直线法是按使用年限把资产价值算术平均使每年折旧额相等；仅当资本效率呈几何式下降时，重置率等于折旧率且为常数（黄勇峰等，2002）。实际研究中往往遵从这一假定以简化计算。折旧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方法是根据经验设定合理的折旧率。但不同学者对折旧率的设定差异很大。根据研究对象不同，设定折旧率有取年度平均折旧率、按时期和按产业（或用途）三种做法。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取我国年平均固定资产折旧率为4.73%，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为10%，张军等（2004）假定各省平均折旧率9.6%。按时期分类的，如Nazrul Islam和戴二彪等（2006）对全国总体折旧率设定如下：19781979年为3.5%，19801992年为4%，19932007年为5%。按产业（或用途）进行分类的，如王金田等（2007）在估算农业固定资产折旧率时，由于1992年后不再公布粮食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用已有年份折旧率的算术平均4.24%替代；王小鲁（2000）假定非农产业折旧率5%，Young（2002）的假定为6%；黄勇峰等（2002）假定设备折旧率17%、建筑折旧率8%；根据中国财政年鉴1999摘编的中国历年各地区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统计（19911998），上海市19911998年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均值为6.2%。程大中（2003）取19782000年全国服务业部门平均折旧率为5%，顾乃华（2005）则按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资料的设旧率6%计算19922002年全国服务业资本存量 根据顾乃华（2005）的注释，6%的折旧率是引用Hall和Jones（1999）模拟世界上127个国家资本存量时的设定。第二种方法是直接用统计资料公布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固定资产折旧额代表折旧，如邱晓华等（2006），徐现祥（2007）。其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折旧 = 国内生产总值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同样地，固定资产核算中是否考虑土地价值，选用何种指标作为新增资本，都会对其折旧率或折旧额的设定带来一定影响，进而也将导致资本-产出比（或其倒数）的内涵不同 经作者验算，若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平减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折旧额所得的不变价折旧额为实际折旧额的标准，那么，现有研究按年均3%10%折旧的大多为不含土地价值的资本存量；若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新增资本指标，以包含土地价值的基年存量推算历年数据，则年均折旧率需为2%左右，相应的折旧额才能与实际折旧额相符。可见，在不同的指标选择和计算方法中，各自不同折旧率代表的折旧内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3、上海市物质资本存量及资本-产出比在上述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用永续盘存法分别对上海市19782007年总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根据资本-产出比验证结果的合理性。3.1 总物质资本存量及其资本-产出比本文参照第2章的讨论和分析，设定上海的总体固定资产折旧率为6.0%，用公式（1）按此折旧率推算的总体物质资本存量Kdr和用公式（4）按实际折旧额推算的物质资本存量Kds结果见表3。本文与张军等（2004）、徐现祥等（2007）、阮征（2005）推算结果的比较如图1所示。表3 上海市物质资本存量（19782007）年份物质资本存量（亿元）年份物质资本存量（亿元）KdsKdrKdsKdr1978259.75259.7519931410.041346.261979286.88282.1119941654.791590.131980317.08307.5019951983.771931.071981355.26341.1319962377.962320.651982406.53387.3519972780.772709.121983459.60435.0019983166.003085.551984523.78492.1919993527.133448.861985599.55560.3220003908.753830.371986685.39638.3820014310.934235.381987788.01731.9220024767.674694.401988892.69838.2420035258.575190.681989979.99920.9520045803.075772.7319901065.401002.1320056416.526450.8019911142.201083.8820067111.577231.9119921245.441196.7720077927.668129.65注：（1）本表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Kdr为按6%折旧率，Kds为按实际折旧额推算结果； （2）由于PIF1和PIF2可互相替代，本表仅列出按PIF1推算的结果，而分产业推算时采用按PIF2推算的结果。 资料来源：同表1。可见，本文与徐现祥等（2007）的结果非常接近。张军等（2004）的19902005年数据略高，其原因应是其选取基年较早，相应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略小于按1978年为基年计算的价格指数，而阮征（2005）的基年存量包含土地价值，故这两组推算结果偏高。从资本-产出比的变化来看（见图2），本文的总体资本-产出比与用徐现祥（2007）和张军等（2004）资本存量计算的资本-产出比较接近 张军和章元（2003）用资本-产出比验证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理由是根据经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产出比一般在2.5左右，我国资本-产出比应该高于2.5。但是张军等（2004）和徐现祥等（2007）都没有在文中计算资本-产出比，本文根据他们估算的上海资本存量计算的比率明显低于2.0，说明资本存量数值很可能被低估了，这与本文在第三部分对基年资本存量（参见注释2）和对土地价值的讨论是一致的。，而在19782000年期间明显低于阮征（2005）计算的资本-产出比，这与前文相应资本存量推算结果的差异（是否包含土地价值）是密切相关的。关于1980年代及之前总体资本-产出比计算结果偏低的问题（甚至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上海当时对物质资本的利用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张军和章元（2003）研究全国物质资本存量的资本-产出比时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阮征（2005）的研究显示上海的资本利用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图1 上海市物质资本存量各推算结果比较 需要指出，阮征（2005）用于拟和上海19782002年总量生产函数的资本存量数据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姜均露（1998）对上海资本投入的定义与阮征所计算的资本存量并不一致，姜的19781995年资本投入指标包括存量和流量；（2）姜的19962000数据为预测值而不是实际统计数据，因此，阮征把自己按永续盘存法的估算值（见图1）和姜的数据进行算术平均，用所得结果作为资本存量的估计值，本文认为这种处理似乎缺乏足够依据在估算过程中，应该尽可能使数据来源保持一致，不应随意地把实际值与推测值混为一谈。参考文献：1 程大中，2003：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世界经济第7期。2 顾乃华，2005：1992-2002年我国服务业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4期。3 何枫、陈荣、何林，2003：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及其相关分析，经济学家第5期。4 贺菊煌，1992：我国资产的估算，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5 黄勇峰、任若恩、刘晓生，2002：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估计，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6 姜均露，1998：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理论与实践，中国计划出版社。7 李治国、唐国兴，2003：: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8 毛军，2005：我国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与重估，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9 邱晓华、郑京平、万东华等，2006：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10 任若恩、刘晓生，1997：关于中国资本存量估计的一些问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11 阮征，2005：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分析，上海经济研究第4期。12 宋海岩、刘淄楠、蒋萍，2003：改革时期中国总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13 王金田、王学真、高峰，2007：全国及分省份农业资本存量K的估算，农业技术经济第4期。14 王小鲁、樊纲等，2000：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5 肖红叶、郝枫，2004：京津沪资本存量估算与经济增长因素比较研究，现代财经第7期。16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经济研究第12期。17 徐现祥、周吉敏、舒元，2007：中国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估计，统计研究第5期。18 薛俊波、王铮，2007：中国17部门资本存量的核算研究，统计研究第7期。19 云伟宏，2002：对河南省资本存量的一种估计，经济经纬第6期。20 张军、章元，2003：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第7期。21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第10期。22 张军，2005：资本形成、投资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