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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权制下的国企改制与企业控制权的转移1990年末到2000年中，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私有化改革运动，至今仍然影响深远。但由于数据上的缺失（仅有部分通过股权私有化上市的公司存在公开数据），我们对于这一转型的考察与认识仍然存在许多局限。在中国市场中，私有化的主要特征是：在当地政府的管辖之下，私有化的设计与执行是高度分散（权）化的。这与其他国家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私有化统一政策有所不同，可以说，中国的国企改革采用的是从下往上的改革模式。此外，中国市场并未在私有化上设定国家层面的法律以供执行。所以，在中国各地区实行的私有化方法实质是非常不同的，考察这些方法的不同与适用条件，不仅能够提供对中国经济的更多理解，还有益于私有化的一般化推广。01中国私有化的制度背景1政治与经济背景在中国市场中，政治与人事的决策通常是高度中心化的,决策层负责任命并评估地方政府官员，但具体的行政与经济事务大部分都是下放给当地政府负责。因此，某些学者也将中国市场中的决策-执行系统称作“分权化的集中主义”。在这一系统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除特大型企业外）将被分配给市政府，从而给予他们对企业收益的剩余求偿权。这意味着当地国有企业对市政府官员来说非常重要，无论是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还是作为当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者。由于国有企业的“地方”所有权，中国的国有部门改革主要是由区域竞争和地方实验推动的，有时甚至是在中央政府正式授权之前。1990年代初，国有企业的绩效恶化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条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一些城市在未经上层政府的明确批准下，“悄悄地”启动了私有化。这波私有化浪潮于2005年结束，既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私有化，也由于2004年和2005年对一些私有化项目的公开争议。到2005年，没有关于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百分比的明确统计数据，但根据国家统计局（NSB）的各种报告，近四分之三的大中型工业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大约85%的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如果我们用四分之三作为私有化企业比例的保守估计,考虑到1999年底工业国有企业总资产为7.6万亿元人民币，文章估计，根据当时的汇率，私有化资产总额为5.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000亿美元。2私有化方法文章的数据表明，最受欢迎的私有化方法是直接销售（或开放销售），即直接将企业销售给内部或外部的私人拥有者，这两种“买方”分别占所有私有化计划的47%和22%。其他方法包括公开发行（1%）,合资企业（2%）,租赁（8%）和员工持股计划（10%）。在直接销售下：该公司通过当地政府与潜在买家之间的拍卖或谈判公开出售给内部人士（MBOs）或外部私人所有者。公开发行是指股权私有化(SIP)：根据设计，SIP不涉及转让控制权，并且仅在公共资本市场上出售了非控制股份。合资或合并私有化：意味着国有企业形成合资企业或与私有企业或外国公司合并。在租赁下：该公司被租给管理层，员工，外部私人公司或其他国有企业。员工股权将公司转换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合作社：这是当地实验早期阶段采用的最重要的改制措施之一，这既是因为中央政府都要求每个私有化计划得到员工批准(公司高管除外)，也因为股票经常被作为补偿雇员的方式之一。02数据与分析文章在200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抽样程序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作者从2004年国家统计局(NBS)普查数据开始搜集，该数据包括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所有企业，随机抽取其中IlOOO家企业作为样本集。然后，再通过对国有企业样本的补充，最终样本集中共有16500家公司。为了进行后续的分析，作者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包括该企业的私有化方法，私有化成果，私有化前后的经济、管理指标变动情况（详细的问卷设计可参读原文）。最终，作者收集到3132份有效问卷，包括899间参加了私有化进程，475间未参与私有化进程以及1758间原生私有公司。1控制权的转移与表现MBOSe*ngtoOutsidersOthersMBOSdNngtoOutsidersOthers321O54321OCE>OOE00MBOSettngtoOutsidersOthersMBOSdlktgtoOutsidersOthersSloPejQJoPjeOgSJePWSeqSAJIMBOSelIingtoOutsidefsOthersPre-PrtvatizationPost-Privatization上图展示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下，企业控制权的变化趋势。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第一行，即政府在企业控制权中的份额经过私有化后大幅减少。并且，当私有化方法为管理层收购(MBOs)时，政府控制权的降低幅度最大，平均得分从1.8下降到O.Io在各类私有化方法中，实行管理层收购的公司国家控制水平最低。仅有1%的MBOs公司的政府所有权超过了20%,平均值显著低于样本平均值50%。而政府干预MBoS公司决策的可能性也更小。2国家控制和私有化成果这一节，作者通过估计以下模型：Performanceit=aj+t+yPostjt+XStateControljXF考察政府控制对私有化成果的影响。其中：私有化成果通过ROA与每职员利润衡量；Post是i企业在t年是否实行私有化的指示变量；StateControl则指代了企业股份中国有控制的程度。PerformancemeasuresPerformancemeasuresProfits/Profits/Profits/Profits/assets#employeeassets#employee(1)(2)(3)(4)LagofperformanceLog(sales)0.084*18.290*0.083*18.256*(0.011)(1.523)(0.011)(1.522)Leverage0.0036.432*0.0076.877*(0.018)(3.881)(0.018)(3.891)Postdummy0.032*1.7810.018*-0.258(0.012)(1.833)(0.011)(1.66()Stateshareabove-0.074*-9.655*mean*Post(0.014)(2.669)Stateinfluencescore-0.060*-6.252*above2*Post(0.020)(3.539)PCAstatecontrol*PostYeardummiesYesYesYesYesFirmfixedeffectsYesYesYesYesObservations5,2455J675,2455J67R-squared0.5180.5490.5200.550在上表的回归结果中,Stateshareabovemean*Post>Stateinfluencescoreabove2*Post、PCAstatecontrol*Post三个衡量国家控制程度的变量参数均估计为负，且均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对于两种企业绩效指标来说，较高的国家所有权与私有化绩效明显有负向关系，即国家控制削弱了私有化表现。政治限制，政府的激励措施和MBOS选择正如作者在前述分析中表示的，MBOs方法在将控制权转移给私人所有者和促进私有化后重组方面最有效。这一发现不可避免地使作者进一步考察为什么许多城市政府选择不通过MBOs方法私有化。所以，本节从政治与经济约束两个方面考察这种行为出现的原因。PrOb(MBO=I)=A(Y),whereY=a+bGoveunentIncentives+cX+Industr通过拟合上述IOgit模型，作者可以考虑在面对各种激励因素下，政府实行MBoS概率的影响。其中GoVernmentIncentives包括四个变量：.政府财政资源(以政府收入占GDP比例衡量).SOE职工比例政府土地分配政府贷款保证(1)GovernmentincentivesFiscalresources-0.979(0.230)ShareofSOEemployment-0.748*(0.024)Fiscalresources*HighshareofSOEemployment2.660*(0.2)Governmentlandsubsidy-0.142*(0.000)Governmentguaranteeofloans0.053(0.464)在回归结果第一列中，更高的国有企业职员比例对MBoS实行概率造成负面冲击，而政府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职员比例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这表示在对裁员有更大政治反对的城市中，更多的财政资源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支持重新部署裁员工人，从而导致更大的MBOS实行概率。表中的第二列则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模型参数的估计值保持不变。04结论作者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尽管中国的私有化在重新分配私人所有者的控制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于私有化方法，政府在公司决策中的影响程度有很大不同。MBOs方法占所有私有化计划的一半，代表了撤回国家控制和支持的最强有力的承诺。作者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城市政府的激励措施和政治限制是他们选择私有化方法的关键决定因素。在政治上反对裁员的城市中，市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承担裁员成本并填补社会福利的空白，政府更有可能选择MBOs方法。最后，MBOS更有效地进行了重组，并显著提高了其私有化绩效。相比之下，在向外部人员和其他机构的直接销售中,国家保留了实质性控制，导致重组行为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