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剖析课件.ppt

第三节 史学评论的系统自觉,刘知幾史通是史学评论的巨著。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他在刘知幾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做学问，只注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史学通论。”随后笔锋一转，他论述道：“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远在史通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1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48-149页。,胡宝国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他说：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说：“他（指刘知幾）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也认为：“这（指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2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3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25页。2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4页。3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79页。,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胡宝国等人的意见，认为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史通,史通分内外两篇：内篇39篇，论及史书结构、历史编纂法、历史文学、历史见识等；外篇13篇，论及史官建置、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史通是对当时及其以前史学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所做的总结性认识。,一、史书“条例”的出现,晋代以后，史书中出现了“条例”。所谓“条例”，是指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史书结构的规定，即作史方法的问题。,下面两条史料，对“条例”的论述有何矛盾的地方？,文心雕龙史传称：“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记、汉书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史通序例也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辩，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愈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直到东晋干宝“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按刘勰文心雕龙所说，史书中的条例是从东晋邓粲的晋纪开始的，而按刘知幾的史通所说，则是从东晋干宝晋纪开始的。二人说法虽稍有不同，但都认为史书中的条例始自东晋，而且他们提到的著作都是模仿春秋的编年体史书。,二、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1、断代纪传体的确立2、断代编年体的确立3、二体的优劣问题,1、断代纪传体的确立,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传统史学奠定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史记是一部通史，通史的体例并不符合古代家天下和一朝一姓的格局。班固的汉书，因袭纪传体，而改通史为断代史。这种断代纪传体则符合家天下、一朝一姓、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被相继沿用垂二千年。后来的正史基本上就是一朝一史（除南北朝时期以外，全是）。对此，钱穆提出：“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1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96页。,关于“史汉”的评价问题,范晔在后汉书里对司马迁和班固评价道：“迁文直而事核，固文瞻而事祥。”这十字，十分有道理。不过，历史上对“史汉”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大致与时代背景有关。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总结道：“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骈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郊祀志、食货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等）。”,2、断代编年体的确立,荀悦汉纪发展了春秋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过去，春秋经记事不记言，只能表示事件的发生而不能表示其发展的过程。左传克服了这样的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有能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没有能够把编年体的规模建立起来。,汉纪,汉纪对于主要的史事是一律按照年月日顺序来编排的。而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之下的史事，作为补充的记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一些安排。例如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不可不记其生平，但他的生平就不好按年去记，汉纪便把这样的记载安排在沛公二年“迁张良于留”之下，这是张良第一次在汉纪出现的地方。这就避免了左传那样在体例上的庞杂，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编年体到司马光资治通鉴时发展到高峰。,3、二体的优劣问题,张辅名士优劣论，不同意一般认为的班固优于司马迁的说法，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不如迁，此真所以为良史也。”而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深抑司马迁。他说：“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240年之事，靡有遗也。”这是言史贵约之论。由此出发，出现赞编年、退纪传的问题。范晔不同此说，认为：“春秋著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到史通时，专门有二体篇讨论这一问题。其实，二体的优劣问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编年体的优劣,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续，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但编年体史书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同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这是它的缺点。,刘知幾论编年体的优劣,刘知幾评论编年体的长短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纪传体史书的优劣,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它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记事进一步结合起来，又增加了典制和年表，形成了整体性的历史撰述。基于此，可见纪传体史书的优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相和趋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表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以及有关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刘知幾论纪传体的优劣,刘知幾评论纪传体的长短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三、人们对史学评论日益重视,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一些史学评论的萌芽，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西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从南朝开始，史学评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宋书卷69范晔传中提到，范晔对“古今著述及评论”大多不满意。对此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中提出：“对以往著述不满意的话在此前的史家言论中也可以见到，但对史书中的评论部分不满意却是初次见。从此以后，在史学批评中，对史书中的史论越来越关注。”1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30页。,从南朝开始，史学评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南朝人编的文选卷49史论收干宝晋纪“论晋武革命”一首。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书曰：“干宝撰晋纪，评论切中，咸称善之。”以史书的“评论”部分发论，成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之一。文选设史论一目，虽然主要考虑的是文采，但若没有南朝以来人们对史论的特别重视，或许他也不会这样做。影响所及，史论甚至有单行的趋势。 如隋书经籍志史部既有范晔后汉书，又有后汉书赞论4卷。隋朝魏澹著魏书，除12纪、78传外，还“别为史论及例一卷”（隋书卷58魏澹传）。,由于重视史论，在集体编修的史书中，主编者常常要亲自撰写史论内容。如梁武帝“又造通史，躬制赞序。”梁书卷3武帝纪唐初官修五代史，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旧唐书卷71魏征传唐修晋书，先后参与者达20多人，只因唐太宗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史论，所以晋书就题为“御撰”。,关于晋书，有一则宋人笔记小说，记载道：“咸平二年（999）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语宰相毕士安，曰：恶以诫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帝然之，故命刊刻。（蓬山志）”11 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第1版，第187页。,刘知幾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j）龉（y）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从南朝以后人们重视史论，在评价著作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史书是否做到了“文直事核”，而是对其中的史论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史学评论的这个变化说明：史家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充当一名真实历史的客观记录者，而且也要努力在史书中展现自己对历史的认识。1即对史识和史论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刘知幾对历史家的要求有“史识”一项见旧唐书本传。蒙文通在其中国史学史讲义于六朝时期也专设“史识”一项（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二章六朝至唐八史识）。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31页。,四、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1 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88页。,随着两汉之际经学删减运动的发生，史学领域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记有一本10卷的史要，为东汉初年人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而成。之后又有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十余万言”（后汉书卷48杨终传）。最著名的当然是汉末荀悦删减汉书而成汉纪。还有很多例子。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总结说：“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到晋朝“言史贵约”之风更盛。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地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很多人认为已完成的东观汉记部分过于烦杂，如傅玄、谯周、司马彪、华峤。对后汉书如此，对晋史也是追求简约的,崇尚简约不仅表现在修史，也表现在史学评论上。,如晋书卷60张辅传以史记、汉书字数的多寡来评价班、马。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史通的“二体”、“烦省”二篇载东晋干宝以同样的标准来“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认为左传“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到南朝时，人们又开始追求繁复了。,如裴松之以三国志“失在于略”而大注其书，还有一些例子，“以不求简约、不避烦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1注释如此，修史也如此，范晔所著后汉书，较三国志就增加了不少材料。范晔认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卷58魏澹传）裴松之、范晔之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宋书多达100卷。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史纪传200卷等。对此，史通书事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刘知幾推崇春秋的“属词比事之言”、尚书的“疏通知远之旨”，进而把“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作为叙事的“师范”和“规模”。在具体原则上，他提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工。”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叙事）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89页。,对于史书繁简问题，李宗侗中国史学史提出：“时代愈晚，史料愈多，此事实也。论者盖昧于此理，可不必深讨论矣。”11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34页。,五、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日益受到重视,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那里，仅仅在六艺略的春秋经下著录廖廖数本史学书籍，因而也就不存在分类问题。后来随着史书数量的激增，史书独立成一部，自然也就有了分类了。,史书的分类,西晋荀勗编中经新薄，史书独立在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部、杂事4类。南朝梁武帝时阮孝绪撰七录，有经典志、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由于“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特“分出众史”，立为记传录。它分“众史”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隋书经籍志分经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独立为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后序。）这一分法后世多遵守，而时有修改。,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提出：“史书不仅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必须按其所记内容进行仔细分类，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81页。,六、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由汉迄唐，文风极盛。反映到文史关系上，就是文对史的影响非常大。按照魏晋人的观点，能否有资格修史，首先要看文才。甚至出现了重文轻史的风气。在史学著作中炫耀文采，基本是从魏晋以后开始的，到南朝则愈演愈烈。甚至文选收录的史论，也是以文采为标准的。南朝人裴子野对此不满，逆风而行，“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梁书卷30裴子野传裴子野撰写有宋略，有人评价道：“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亦质不宜慕。”梁书卷49庾肩吾传沈约初撰宋书，论及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刘知幾史通对一些史著专门追求文采的做法也有尖锐批评。举其一例，如刘知幾认为史书记述“当时口语”应“从实而书”、不失“天然”，反对“妄益文彩”、“华而失实”。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提出刘知幾关于史文文采的辩证思想是；一方面强调“史之为务，必籍于文”，要重视史文的文采；一方面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以避免走上“文非文，史非史”的歧路。1。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30页。,第四节 刘知幾与史通,一、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评价二、关于史才三长：才、学、识三、史德四、史法、史意（史义）和史情五、关于史书三志：都邑、氏族、方物,一、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评价,刘知幾史通是史学评论的巨著。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他在刘知幾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做学问，只注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随后笔锋一转，论述道：“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有两种新的学问，一是史学，一是文学，于是乃有经史子集之四部分类。宋人黄山谷曾说：文心雕龙和史通，二书不可不观。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远在史通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1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48-149页。,在钱穆之前，柳诒徵对刘知幾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他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写道：“吾国言史学之专书有二，曰刘知幾之史通，章学诚之文史通义。此尽人所知也。然二书同为治史学之要籍，而二人之主旨不同。刘氏自以所志不遂，郁怏孤愤，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章氏立论，主于敬恕，故著史德文德二篇，畅论其旨。”11 柳诒徵著：国史要义，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00页。,对于刘知幾和他的史通，除了柳诒徵和钱穆的评价偏低外，一般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唐代学者徐坚1评说：“居此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道：“他（指刘知幾）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1 徐坚(659729)，字元固，旧唐书有传。著有晋书、大隐传、初学记等，并注史记。,翦伯赞论刘知幾的史学中写道：“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幾一人而已。”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提出：“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侯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11 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第1版，第291页。,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任继愈刘知幾的进步的历史观：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史论”。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也认为：刘知幾史通的问世，“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2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25页。2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4页。,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1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认为：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以上论述，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史通的观点，认为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1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79页。,二、关于史才三长：才、学、识,有意思的事情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不见于其所著的史通之中，而载于新旧唐书与唐会要。据旧唐书本传：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刘子幾字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子玄）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yng），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鞕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远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在上文，刘知幾明确地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后来章学诚发展了“史才三长”说，提出了“史德”、“史意”和“史法”。但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刘子幾却不曾讲到。然而，刘子幾史通有核才篇所以明史才也；有识鉴篇所以论史识也。,“史才”,从上述引文中刘知幾所作的比喻和说明来看，他说的“史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和体例的能力、文字表述的能力。,梁启超认为：“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回事，完全是技术的。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结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道：“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所以才有前论。如何可以养成“史才”？梁启超提出了六个字，即“多读、少作、多改”。1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48，152页。,“史学”,刘知幾说的“史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梁启超认为现在史书浩如烟海，要想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而不贵杂博”。“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万不可以贪多。”1关于专精的方法，梁启超认为约有三项：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条搜求。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42页。,“史识”,刘知幾说的“史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刘知幾对于史家胆识格外强调，提出“史识”的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这是“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境界。在他看来，史学的主要功用在此，史书的历史价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养亦在此。同时，刘知幾认为，学者跟良史的区别在于“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惑经,梁启超认为：“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有两件应该注意的事情：（1）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2）不要因为自己的成见所蔽。”1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45，147页。,对于才、学、识，李宗侗中国史学史解释道：“非识无以定其义，而史之义即书法；非才无以善其文，史才可谓为写史之技术也；非学不能搜集史事。”“窥刘知幾、章学诚二人之意，修史者必须有学，方能广集史料；持笔时必须文章尔雅，方能传之久远。但史料众多，必须有所去取，否则不成撰述而成记注之文。所以定去取标准者，在于识，识可谓为史观。但刘氏与章氏不同者，刘氏认为史识已足，而章氏则认为更须加以史德，方能使史观不至于不公正；而刘氏则以为既称为史识，自无不公正之理，此其稍异处也。”11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162，163页。,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中，对“史才三长”与西方史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其所谓才、学、识三长，史才谓史学家的才能，史学谓史学家的知识，史识谓史学家的判断力。三者为史学家必须兼备的条件，缺一不可。其论与西方近代史学家所谓 真正的史学家，必须以学者兼为思想家之说，若相仿佛。”11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第162页。,刘知幾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在中国史学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一见解的影响甚至超出史学范围，如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随园诗话卷3。,三、史德,1、略论史德2、章学诚的史德观,1、略论史德,章学诚提出“史德”之前，北宋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道”、“智”、“文”四条标准。他说：“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这四条标准，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相比较，突出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的要求。,元代揭溪斯则涉及到了史家的“心术问题”。元史本传载：“诏修辽、金、宋三史，溪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这里，揭溪斯提出“心术”问题。在他看来，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之中，“心术”正与不正最为重要，故其结论是，修史以用人为本，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明代胡应麟，又在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之外，补充了“二善”。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无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其实，胡应麟的“二善”是互为表里的一码事，“公心”是“直笔”的主观前提，“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两者似不必分而为二。,章学诚对这些理论和观点加以总结和概括，对史家修养提出了更为完整、深刻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史德”论。,2、章学诚的史德观,章学诚论“史德”，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论的新发展。文史通义中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论到过才、学、识问题，足见他对“史才三长”论的重视。,章学诚对“史才三长”论有其独到的见解：“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文史通义妇学章学诚认为学是基础，识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学与识的表现形式。,章学成对“史才三长”论的发展，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这一理论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心术”论。他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解释道：“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是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学、才、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认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家慎于“心术”，才谈得上史德，这是章学诚“史德”论的核心。譬如魏书，大众认为它是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可见，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学家的思想修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史德”进一步阐述道：“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家都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1对于如何忠实，梁启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夸大、附会、武断等。对此，梁启超总结道：“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2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39页。2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38页。,对于梁启超的见解，柳诒徵认为“其陈义甚高，第似未甚虚心体察章氏之意。”针对章学诚“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的发问，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解释道：“所谓文史之儒，即指刘氏也。章氏盖谓刘氏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世之诵习章氏之学者，似皆未悟其所指。”11 柳诒徵著：国史要义，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00页。,杜维运认为章氏史德之说，是中外史学史上的绝唱，精辟深奥。“扼要言之，章氏的史德，是指史学家的心术而言。他又将史学家的心术，分为两类，一为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度。”11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第164页。,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里额外提一点的是，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篇中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两条是：“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不仅如此，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还议论道：“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1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18页。,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1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18页。,四、史法、史意（史义）和史情,“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二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在这里，章学诚明确地提出了“史法”与“史意”两个史学范畴的区别。而这两个史学范畴，也反映出唐宋迄清史学批评之发展上的主要特点。章学诚对此曾作这样的概括：“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史法”和“史意”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在中国史学上都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史法,“史法”，按其初意，当指史家的“书法”而言。孔子是较早提出“书法”这个概念的人。他针对晋国史官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这里所说的“书法”，是指古代史官的记事原则。,史法,刘知幾著史通，进一步丰富了“史法”的内涵。刘知幾认为：“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这里，刘知幾说的“史例”，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贬的看法。章学诚提出的“史法”，也就是刘知幾所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史法,钱穆则在中国史学之精神一文中提出，“写史有史法与史义，如何观察记载是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义。如何获得史义，则须有史心、史德、史识。惟其有史家之心智，才能洞观史实，而史心须与史德相配合，那样才能得到史识。”11 钱穆：中国史学之精神。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第27页。,史意,“史意”（又做“史义”）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于“义”的讨论和贯彻。,史意,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穿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然也有比较集中的论述。他在文史通义言公上论述道：“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意之宗旨也。”他的这个意思是，著述历史之义，要在记事行文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表述思想，以达到一定的宗旨。,史意,可见，所谓“史意”，是指历史著述的宗旨，或是指探索学术文化演变之法则。瞿林东对章学诚提出的“史意”进行了归纳，概括出了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变，三是贵独创，四是重家学。其中贯串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而“别识心裁”、“独断一心”正是这个思想的核心。11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29页。,史情,钱穆认为：“史书记载史情，应具史意。什么叫史情呢？这是当时一件事的实际情况。每一件史事背后，我们要懂得探求其实情，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这是在当时历史实际具有的一种意向。它（当时历史）有一个意向，想要往那（哪）条路跑。我们学历史的人，就应该认识这个史之意。史意得了，史情自然也得了。史书的最大作用，要能发掘出他所写这一时代的史情与史意。史学家写史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而史通则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1这也就是为什么钱穆对史通评价低的原因之所在。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48页。,五、关于史书三志：都邑、氏族、方物,史通一书侧重于讲史书体例，尤其是纪传体。他特别作了一些倡议，如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编三志，即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宜立都邑志。“金石草木，缟（go）纻（zh）丝枲（x）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故宜立方物志。“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不绝。能言吾祖，郯（tn）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诮（qio）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办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土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故宜立氏族志。史通书志篇这个思想在历代正史中没有得到执行，但为南宋郑樵通志所继承，在其二十略中，创立了氏族略、都邑略和昆虫草木略等。,当然，刘知幾有些见解也有问题，如认为纪传体史书应当取消天文志和艺文志。对此，钱穆提出：“刘知幾认为天文志不该写入历史，因历史常在那里变，而天文则是一个不变的，并且他认为天文和历史没有关系。我们此刻也可说天文学应该放进自然科学，不在人文科学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