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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国外汉学的确立和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初),第一章 欧洲汉学的确立和发展第一节 总体概况如果我们把十七八世纪的国外汉学称之为初创时期，或者发韧时期，那么，19世纪的汉学无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机构的建立，还是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这一时期的汉学已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专门学科。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近代研究”模式的“汉学”从此开始真正确立和发展起来。,19世纪汉学研究出现的变化,1.鸦片战争不仅令中华民族陷入丧权辱国的境地，也成为西方人对中国观念改变的历史界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再不是文明、开化、公正、合理的“理性社会”和“模范国家”。这种由仰慕到轻蔑的过渡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当时的汉学研究。2.19世纪的汉学研究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展开，并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开始了各种专业化的研究。由传教士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而且有些传教士实际上已转向了职业的汉学家，即名义上的传教士，实际上的汉学家。3.汉学研究也改变了过去那种仅仅以介绍、感受，或者体会为主的格局，用上了现代科技的观念和方法，从而促成此时期汉学的研究成果数量和水平大大超过前一个时期。4.同时，语言的研究引起了汉学家们的足够重视。汉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是汉语的研究及教学始终都是基础。19世纪，欧洲各国的最高学府纷纷设立汉学讲座，开设汉语、中国文化课，或正式建立教授汉语的学校。,首先对于汉学讲座表示关心的是拿破仑一世，他曾下令编写汉语、法语、拉丁语大辞典。 俄国、德国也在科学院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19世纪后期，英美几个著名大学开始举办汉学讲座，最早的汉学教授几乎部是来华传教士。也有些汉学家原是在中国的外交官 。,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汉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因此有人将之看成是国外汉学的真正世纪，并且把这一时期的汉学划分为三大学派：欧洲大陆学派，继承南欧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的传统；俄罗斯学派，继承东正教北京布道团的传统；英美学派，以英美两国外交官和新教徒为主体。,第二节 各国发展概况,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到了19世纪，仍然以它雄厚的基础，保持着国外汉学的“中坚”地位。法国是欧洲最早在学院里培养汉语人才的国家。法国最早开设汉语课的是法兰西学院(1814,雷慕沙)。 之后，1844年，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也开始开设汉语课。在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汉学家中，法国才是真正由学院派成员起主导作用，如法兰西学院的雷慕沙、儒莲、德理文、沙畹，东方语言学院的巴赞、微席叶等。,同时传教士进行汉学研究和翻译中国文献的成绩也相当卓著，如顾赛芬与戴遂良等。法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有丰富的中国文物和图书资料，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声誉。,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也是在19世纪， 英国的汉学研究，商业和外交气息更为明显，也不失学院式研究的一面，而且还带有独特的英国“绅士式的优越感”。英国学院派汉学研究开始于1823年大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细亚研究会的成立。英国的汉学家，有两类:一类是传教士出身的，如马礼逊和理雅各；另一类是外交官出身的，如威妥玛和翟理思。,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的汉学讲座，是英国学院派汉学研究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牛津于1876年开设中国语讲座，理雅各为首任教授，之后是苏慧廉和休中诚。 剑桥的汉语讲座，继牛津后12年创立，威妥玛为首任教授，后有翟理思继任。他们主要的任务都是培养驻华领事人员和海关人员，因此讲座的实用性远胜于学术性。,伦敦大学的汉学研究更具学院式的特点。1836年设中文教授职位，1877年创设汉语讲座，由毕尔教授任教。他的古佛典四十二章经(1862年)被称为“开中国佛教文献研究之先河”。这一时期英国也收藏了极其丰富的汉籍资料，伦敦大英博物馆、皇家亚细亚学会、伦敦传道协会等都有大量的收藏。,德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有了起色，开始进入有组织的专业化阶段。19世纪上半叶，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开设的东方学课程中涉及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致力于将汉学从一般的东方学或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1912年创刊的东亚杂志、1924年创刊的全亚季刊、法兰克福汉学院汉学杂志、1925年卫礼贤创办的柏林东方语言学校校刊、华裔学杂志等。德国汉学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页。重要的汉学家有：卫礼贤、福兰阁、佛尔克和孔拉迪等。,俄国是利用东正教来打开中国之窗。1818年后，俄国修士们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开始由传教转为搜集情报资料和研究汉学，包括满蒙藏等语文典籍，为俄国的汉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俄国汉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跟西欧几乎是同步的。1854年10月俄国政府颁发了关于成立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指令，由瓦西里耶夫担任系主任。该系的成立标志着俄国学院派和僧侣派汉学研究并存局面的结束，真正走上了专业化道路，进入了以学院为主的汉学研究的新阶段。俄国第三代的汉学家们，为了加深对俄国汉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回顾和总结。,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意大利在1899年将古代的那波利汉学院改为东方皇家学会，并于19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开办了一个汉语讲座，拥有普伊尼(18391924年)这样的知名学者。荷兰的莱登是国际汉学重要的刊物通报的出版地，也是荷兰汉学的中心，著名的汉学家有斯莱格尔和哥罗特等。瑞典的高本汉，从事汉学研究虽然较晚，但其造诣极高。,美国的汉学，比起西欧来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汉学的地位超过了欧洲各国。1830年2月22日，美国商船“罗马号”到达中国澳门，载来了第一批美国赴华的传教士，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同时也开始了美国的汉学研究。 稗治文是美国汉学的先驱。1832年5月稗冶文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旧称澳门月报) 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也开创了美国汉学研究注重现实问题的特点。,1848年传教士卫三畏发表了二卷本的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进行“综合的研究”，该著作是标志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美国东方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有组织的中国学研究的开始。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大学正式开设汉语课程，1876年，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课程，并在卫三畏主持下，建立了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程。此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仿。同时各种有关中国的学会也纷纷成立。,第二章 法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第一节 概述,19世纪法国汉学最重大的贡献是使Sinologie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在法国得以确立。其主要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作出决定，在欧洲各大学中，首次开设“汉学讲座”，并于翌年1月16日正式开课，担任这一讲座的教授是当时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 “开创”了国外汉学“研究”“近代”的模式，从此，国外汉学研究开始迈向一个新的世纪。,19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种种原因，两国的往来几乎中断。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他们在无法到中国进行直接考察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上个世纪传教士带回去的中国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上。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重新开始对中国派遣外交官，中法交往的重新开始，为汉学家来华提供了方便，把法国的汉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被研究者称为汉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研究的方法上，这时期的法国汉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注意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二是在文学方面，注意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雷慕沙的法显撰佛国记)(1836年)，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中印文献学论(1864年)，费赖之的在华耶酥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1932、1934年)等，都倾向于考察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及世界的关系；德韦理亚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夏文、女真文、彝文和蒙古碑铭八思巴文进行研究，德理文在研究中国诗歌的时候，喜欢将中、西诗歌的内容和韵律放在起考察，等等，都体现了比较研究的思路。,18世纪的传教士们涉及中国文学的目的并不是文学的本身，而是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毕欧认为：中国的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雷慕沙则明确地表明：玉娇梨是部“真正的风俗小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局限：研究视野仍局限于中国的古代而忽视了当代，尤其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更为突出。此外，教学和研究的结合，也是这时期法国汉学的一个特点。第一，教学机构的建立。 第二，汉学家队伍的形成。 第三，建文学会、创办刊物、搜集资料等。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打破了18世纪传教士和旅行家那种以介绍、感受、体会为主的粗浅研究，而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学术考察，而且视野也大大开阔，使得这时期法国的汉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法国，没有出现18世纪那样的“中国热”，也没有发现伏尔泰、重农学派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是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在这时期的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过强烈反响。最早提出“睡狮”说法的是拿破仑； 古老中国，不断地启发19世纪法国作家们的创作灵感，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着中国，并对中国有独到的论述；19世纪后期，“寻求中国形象”，是法国艺术家“异国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所有这些是跟这时期汉学家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第二节 职业汉学家的诞生,职业汉学家首先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诞生，雷慕沙、儒莲、毕欧、德理文、巴赞、哥士耆、德韦理亚等，是国外汉学发展史上，第一批用“现代”模式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汉学家。一、雷慕沙、儒莲和德理文法兰西学院 1815年1月16日开设“汉学讲座”开始，不仅使国外汉学有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同时也使法国和整个欧洲汉学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培养汉学家的基地。,雷慕沙，法国巴黎人，汉学这门学科第一任教授。自学汉语和满语，1811年，他发表中国语言文学论，1812年发表汉语及满语所记铭文之解读；181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1815年的1月16日开课演讲，题为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1788-1832,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从事汉学教学的同时，努力研究中国，内容涉及到语言、文学和哲学等多方面。著有汉语语法基础。翻译有小说玉娇梨(1826年)，编辑出版过三卷本的中国短篇小说作为教材，翻译并注释法显撰。还写有大量的论文，均收在亚细亚论集。雷慕沙在汉学，尤其在汉语和中国佛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汉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后人极大重视。,汉语语法方面：汉语语法基础“西方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马伯乐：雷慕沙在汉语语法基础中则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并“不断地掀起”汉学家们“热情”的问题，即“中国和西方世界古老的关系”和“往昔世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佛教方面：佛国记中所附的大量注释，首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对中国佛教比较公正的看法，在汉学发展史上有着开拓性功绩，是雷慕沙最重要也是最有生气的译作。,继任雷慕沙教席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儒莲学过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后跟雷慕沙学习汉语和满语。他把孟子译成拉丁文；写有以汉字位置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新编（简称新编汉语语法结构）翻译了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 (1853年)和大唐西域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的汉文佛典翻译和研究上有着重要意义。 1797-1873,儒莲对中国俗文学情有独钟，译出了两出元杂剧：灰阑记和西厢记，并逐字逐句地翻译了赵氏孤儿。他还向西方翻译介绍了被称为“才子佳人”的话本小说等。白蛇精记、平山冷燕。他在蚕桑辑要（1837）、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1856年)、中华帝国古代现代技艺(1860年) 等译本中，把中国工艺知识介绍到欧洲，使得19世纪的法国汉学研究别开生面。 继任儒莲的是他的学生德理文，主要贡献是翻译和研究离骚和唐诗。,二、巴赞、哥士耆 、德韦理亚等东方语言学院于19世纪中期开始开设汉语课。巴赞19世纪法国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白话和通俗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绩，写有官话语法(1856年)，翻译有中国的戏剧作品和明清小说，编译过元人文集目录(1850年)、现代中国。还译有今古奇观中的12篇故事，著有中国藩部民族志(18671883年)，书中强调的是中国天朝的对外关系。,哥士耆 编有中国语文教科书(1876年)。冉默德 著有北京的搪瓷工匠(1886年)、北京：中华帝国回忆(1887年) 德韦理亚 写有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1888年)，根据中国资料，中国安南边界以及该地区地理和种族(1866年)等书。编写了汉语(北京官话)入门(1909年) 还写有伊斯兰教研究、关于算盘的起源和它衍生筹算的研究(1890年)。,三、毕欧写有大量论文，涉及到中国的科学、天文、地理、气候、教育、文艺等，影响很大。著有关于远古时代中国领土所有权的条件(1838年)，中国公共教育和儒学史(1847年)，译作周礼(1851年)等。19世纪的法国，像雷慕沙、儒莲、毕欧这样的汉学家在中国历史、语言、文献等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都超过前两个世纪。,第三节 外交官和传教士汉学家,一、戴伯理和于雅尔戴伯理是驻华领事馆负责军事方面的外交官，在汉学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的易学(1863年)和中国中原和新疆的伊斯兰教(1878年)两部著作；于雅尔在宋词、清诗、中国小说的译介和汉语研究方面部有颇佳的成绩，尤其是中国诗词的译介更为突出，如他的18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及其著作(1884年)、14至19世纪的中国诗选集(1886年)、中国现代诗(1892年)等。,二、顾赛芬和戴遂良等传教士汉学家顾赛芬 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为卓著者之一。他翻译的中国古籍包括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等。汉语古文字典于1890年出版；该词典几乎不考虑通俗语言(即白话)，不收方言和专用词语，是古籍研究中十分珍贵的工具书。还编有法文及拉丁文的中国诏令、奏议公文选译(1894年)。,戴遂良 ，1881年来中国，先以医生身份从事传教，后致力于汉学研究。汉语方面，他编写的汉字(从1895年开始编写)一书，收录了1925年以前的词语，其中包括4部小词典：词源(根据说文编写)，谐声，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汉字注音字典，词典。是西方汉语音韵上第一部书，意义重大，贡献突出。,编有三卷本的历史文献(19031905年)和十卷本的现代中国(19211932年)，还编写有近代中国风俗志（18941908年)、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1917年)；翻译有庄子、淮南子等，共达30多卷。费赖之神父 编写了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写有江南教会纪实、编著江南教会通史。夏鸣雷神父 汉学论丛、西安府景教碑、安徽、崇明县位于长江口的一个岛等。,第四节 法国汉学的主要成果,这一时期法国汉学在中国研究方面不仅在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等主要学科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成绩，同时还涉及到诸如目录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科技工艺等以往未曾涉及的内容。19世纪后期开始，耶稣教士在中国创办博物馆的过程中，注意对中国动物、植物、地理和矿产等自然生态的调查、资料搜集和研究等，也使法国的汉学研究别开生面。,一、中国历史和现状研究德庇时，英国人，写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居民综述(1837年)，该书被认为是一部“资料丰富”的“鼎力之作”；德经和古伯察，法国人，德经写有北京记行(1818年)，古伯察写有中华帝国。这一时期法国的中国史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趋向于断代研究，戴遂良的近代中国风俗志和现代中国等；二是倾向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研究。,雷慕沙的译作佛国记，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中印文献学论集、汉译突厥历史资料，德韦理亚的中国与安南一一越南关系史、根据中国资料，中国安南边界以及该地区地理和种族，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书目等。,二、哲学和宗教教派这时期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研究一个明显的特征：在研究观点上逐渐走向客观性和科学性，在研究的视野上，明显地克服了前时期“重儒轻佛” 的弊病，从而出现了关注中国多个哲学流派的情景。 对于中国的教派，汉学家所关注的不再是一两个宗教流派而是众多的教派，不仅对佛、道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对中国的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也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宗教的文章和著作为数不少：雷维尔的中国宗教；何赖思的中国早期的宗教信仰、中国宗教：历史和批评观；雷维尔发表在宗教史杂志上的中国宗教关于何赖思先生的一部著作；戴遂良出版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史就具体哲学流派而言，这时期的法国汉学家研究得较多的是佛教和道教，而对于前时期比较热衷的儒学和易经，则相对比较“冷落”。,佛教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对汉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当推雷慕沙和儒莲。雷慕沙的法显撰和儒莲的玄奘著西域记等，在汉学发展史上有开拓性的意义。雷慕沙译注的佛国记，第一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对中国佛教比较公正的看法，意义更为重大。戴遂良也编撰过中国佛教一书。,道教研究这时期法国道教研究也是由雷慕沙开始的，他于1823年发表了论老子的生平及其作品，用法语试译了老子的道德经的第1、25、41、42章，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子是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可以归结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或他们的弟子中去。道德经的第一部法文全译本是1838年由乔治鲍狄埃翻译的，之后是1842年儒莲翻译的老子道德经，1898年马切伦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戴遂良的道藏总目录，老子、列子、庄子法汉对照本，金葆光的18卷本的中国迷信研究等，已是20世纪初的作品。儒莲的道德经译本的出版，在法国的道教研究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切伦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是对以往道教研究及当时状况的总归纳，这部作品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资料集”。法国人称“道教”或“道家”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三、中国文学的译介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涉及面广，主要是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和诗词。1戏剧和小说这时期法国汉学家不仅在戏剧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有所拓宽，同时还开始注意到中国通俗小说，其中包括一些“才子佳人”小说。从事中国戏剧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主要是儒莲和巴赞。,儒莲翻译的赵氏孤儿、还翻译了元曲灰阑记、西厢记。巴赞 翻译了梅香、合汗衫、货郎担和窦娥冤四出元曲，他还把琵琶记译成法文。这时期法国汉学家开始把红楼梦、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的部分章节翻译介绍给法国和欧洲读者。,三国有儒莲的董卓之死 水浒最早翻译的片段是巴赞的(水济传)摘译 西游记最早被翻译成法文的有西奥多帕维的三藏和尚江中得救 聊斋志异法文最早的单篇是于雅尔的种梨；戴遂良的赵城虎、考城隍、劳山道士、画皮、陆判；莫朗的画皮等。,19世纪法国汉学家还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慕沙和儒莲翻译出版了白蛇精传、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还出现了几种好逑传的法译本。,2古典诗词18世纪传教士限于诗经，19世纪和20世纪初，不仅有了诗经的全译本和深入研究，同时离骚、唐诗、宋词、清诗都有所翻译和研究。这时期诗经译本有朱尔斯莫尔的孔夫子的诗经(1830年)，毕欧作注的拉丁文版诗经(1838年)和顾赛芬的法文、拉丁文、中文对照的诗经全译本(1898年)等。,离骚和唐诗的译介首推德理文，他所编选的唐诗一书，共选译了李白、社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35位诗人的97首诗。译者详细考察了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唐诗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特点，并就汉字的组合，赋、比、兴、对仗、平仄作了有意义的探讨。 他还运用比较的方法，把诗经从内容到艺术手法，跟西方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得出中国诗歌的魅力优于西方诗歌的看法。,于雅尔的宋词和清诗译介，也是这时期开拓性的领域。他把中国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古典时期的代表作是诗经；复兴时期，也就是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第三时期，就是从宋到清的时期。,第五节 汉语教学和研究,汉语教学和研究在法国很早就引起重视。但汉语研究和教学真正受到重视并有明显进展的是19世纪。19世纪的法国，因教学需要，雷慕沙第一个在大学里开设了汉语课，并编写了汉语语法课本汉语语法基础。 另有巴赞的官话语法，儒莲的新编汉语句法结构，哥士耆的汉语口笔语渐进大全讲义，微席叶的汉语(北方官话)入门，于雅尔的法国人实用口语手册(1885年)、戴遂良的汉语入门等。,巴赞因在官话语法一书中，就白话与文言中的表示“关系”和“条件”、重读的重要性等进行了“隽智的分析”，被称为“欧洲第一个”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的汉学家。法国汉学家也一向重视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 ，拿破仑执政时期小德经受命完成汉、法、拉丁文大字典。拿破仑字典是19世纪法国汉学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事。顾赛芬的汉语古文词典和戴遂良的汉字对汉语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第三章 英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第一节 概述,英国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从17世纪以来就直比较落后，17世纪的“牛津才子”托马斯海德据称是英国汉学研究第一人。苏格兰人罗伯特福钧 1803年至1860年间四次在中国长期居住，通晓汉语，足迹遍及中国的四面八方。他写成四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在欧洲大陆产生了影响。,19世纪后半叶，英国汉学史掀开了新的页，步入了令人瞩目的“汉学时期”。50年代以后，汉学家及其成果的涌现势如雨后春笋。先从总体上看一下研究者及其著作。理雅各 在牛津大学任教逾20年。在汉学这块园地辛勤耕耘了数十个寒暑，主要贡献是译介和阐释中国古籍。本笃道会教士苏慧廉，继理雅各之后接任牛津中文教授。写有中国的三教(1913年)等专著。,出身外交官的威妥玛 在剑桥大学从事中文教学，写成数种汉语入门读物。他发明的威氏汉字拼音法，长期通用于西方国家。注音声母与汉语拼音、威妥玛拼法对照表： 注音符号 汉语拼音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威妥玛拼音 p p m f t t n l k k h ch(i) ch(i) hs ch ch sh j ts,tz ts,tz s,sz读音 玻 坡 摸 佛 得 特 讷 勒 哥 科 喝 基 欺 希 知 蚩 诗 日 资 雌 思,注音单韵母与汉语拼音对应单韵母、威妥玛拼法对照表： 注音符号 汉语拼音 a o e e i u 威妥玛拼音 a o e e i u 无声母时拼音标注方式 a o eh yi wu y 对应的汉字“读音” 阿 喔 鹅 （耶） 衣 屋 迂,翟理思 在剑桥任教30年，致力于培养汉学后进。他的研究遍及中国历史、宗教、绘画、哲学、语文等诸多领域，写有不少介绍中国的通俗读物。 在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学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编译中国文学瑰宝(二卷，上海别发洋行1883年出版)，选介了中国历代诗文作品，还编写出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学史，他的汉英词典，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直到晚年三度修订终告完工。,慕阿德 著有一五五O年前中国基督教史，并与人合作译释马可波罗的著述。牧师毕尔 治学领域主要在佛教方面，著作有法显传、中国佛教等，译大唐西域记、最古佛典四十二章经。首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研究的先河。曼切斯特大学教授巴克尔 著作中国古代史略、鞑靼千年史。,大学以外的汉学家,德庇士 著有中国概览(1836年)、中国见闻与鸦片战争的观察和思考(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及搏和以来的中国(1852年)等。中国概览一书被公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最全面的报道。他翻译了老生儿、汉宫秋等元杂剧和好逑传等明清小说，还写有中国诗歌评论(1829年)，,伟烈亚力 著有汉学文献提要，为前汉书西域传作有注释。 爱尔兰人瓦特斯 写了中国哲学派别之一老子研究、孔子庙碑等著作。另有专著对大唐西域记详加考释。亨利玉尔 著有东域纪程录丛，被认为是研究中西交流史的权威著作；亦曾校译马可波罗游记。 翟理思之子翟林奈 翻译了孙子兵法和论语，编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撰写关于老子、列子、孙子、道教等论著，校释韦庄的秦妇吟。,还有一些研究中国地方史、中国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学者。,霍渥斯 写成九世纪至十九世纪蒙古史四卷 。柏尔 著有西藏人民生活、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研讨中国史勒克伯里 写了公元前廿三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古代中国文化的西方源头。英国汉学家还把目光投向了绘画、制陶、考古等领域。英国学风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实用而轻理论，重功利而轻玄思。,第二节 准备阶段：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工作,在19世纪英国汉学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传教士和外交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多马斯当东堪称英国外交官从事汉学研究的先驱。伦敦布道会教士马礼逊 、米怜马礼逊用英语编成第部汉语语法，两年后又编成第一部华英词典共六卷。米怜独立完成了圣谕广训的英译。,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近代英国汉学才一步步地走向繁荣期。,这些传教士和外交官，作为主要媒介，沟通着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中英关系，包括两国文化交流与互播的关系。传教士所撰：外交官的著述：方言字典与方言研究：杜嘉德的厦门语词典(1873年)和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典(1898年)。,伦敦布道会麦都思：汉英字典、英汉词典；艾约瑟：中国在古典语言学中的地位。英国长老会汲约翰：卫廉士汉英拼音字典。内地会鲍康宁：汉英分解字典。英国浸礼会怀思光：汉语入门二卷。卫理公会任修本：汉语会话教程二卷。,领事罗伯聃：汉英字汇、汉英会话。税务官司登得：汉英袖珍字典；翻译官道格斯：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参赞僖在明：中国语文学习教程二卷、袖珍英汉字典。,繁荣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英国人在华兴建了大批学校与机构，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第二，中文图书文献资料的收集与馆藏。第三，出现了系列汉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第四，图书目录学的建设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第五，剑桥、伦敦、牛律等英国著名大学相继开设了中文讲座，着手进行英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及其人才培养工作。,第三节 英国汉学的初步成果,三大汉学家理雅各、德庇士与翟理思被合称为19世纪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一、理雅各的古代经籍翻译理雅各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理雅各有卷帙浩繁的中国经典问世。1858年，理雅各计划将中国儒家传统典籍“四书五经”译成英文。1861年“四书”译本依序在香港出版。中国学者王韬助译中国经典继“四书”之后帮助理氏续译“五经”。,首先译书经和竹书纪年。1862年起，理氏依靠王韬协助始译诗经。1867年理雅各回国探亲，其间，他将诗经、易经、礼记相继译竣。接着他又译春秋左氏传，随后是易经的翻译。最后翻译礼记。,理雅各的译著还有道德经、孝经、庄子、晋代高僧法显的佛国记。1895年，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其他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法显行传、中国编年史、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等。,二、德庇士的中国文化研究,德庇士 写下中国概览(1836年)、中国见闻与鸦片战争的观察和思考(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年)等著述。中国概览原名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综述，是一部资料丰富的鼎力之作，被公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的最全面的报道。,德庇士 译有元杂剧老生儿(1817年)、汉宫秋(1829年)、中国小说选(1822年)，编译好逑传等若干明清小说。还写有中国诗歌评论(1829年)。 Three Delicated Rooms （三与楼，1815年） An Heir in His Old Age （鸟声喧，1817年） Chinese Novels （中国小说选，1822年） Chinese Moral Maxims （贤文书，1823年） The Fortunate Union （好逑传，1829年） The Sorrow of Han （汉宫愁，1829年） Poesis sinicae commentarii （汉文诗解，1834年）,三、翟理思的文学史研究,翟理思(18451935年)，是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著有中国概要、古今姓氏族谱、中国绘画史导论、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中国的文明等。所撰汉英字典被认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选译聊斋志异160余篇(1880年出版)，编译中国文学瑰宝(2卷，1883年出版)，选介中国历代诗文作品，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首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国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的全貌。,翟理思这部文学史基本上以历代王朝为依据，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分成八个时期。,“封建时期”，主要是“四书八经”，这部分还另辟专章谈诗歌，主要评介楚辞。 汉朝部分重点介绍汉赋与司马迁的史记。“小朝廷”，即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介绍了建安七子、陶渊明、鲍照、萧衍、谢道衡、范晔、萧统、沈约等。唐朝部分主要叙介诗歌的成就与俗文学的兴起。宋代没有涉及词的创作，篇幅用在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三苏（主要是苏拭）和黄庭坚的诗文创作上。元朝部分介绍戏剧的起源及其在元代及以后的发展，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放在一起讨论(西游记实际成书年月是明代中叶)。明代小说评介了金瓶梅、玉娇李、东周列国志、今古奇观、平山冷燕等不同类型的作品，戏剧介绍高则诚的琵琶记，诗文谈论宋镰、方孝孺、谢榛与宗臣等作家。清代着重介绍的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一是作者时常把中国文学的某些篇章同英国读者熟悉的本国作品相比较。 二是对作品的译述占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 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它以历史朝代为序，叙述了中国文学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2500年间的发展概况，介绍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家与代表作品，使英国读者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留下难忘的印象。,四、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的汉学讲座,英国汉学研究职业化、专业化的实现与完成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其标志是牛津、剑桥和伦敦诸大学的汉学讲座的创立。理雅各、威妥玛和程理思等著名汉学家以学者的身份主持汉学讲坛，从而使汉学在英国大学登堂入室，并逐渐成为一门受到学术界重视的专业学问。牛津大学于1876年创立汉学讲座，并特邀时已回国的理雅各担任首届荣誉教授。继任者有布勒克、苏慧廉等。 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于1888年开设，首任教授是外交官出身的威妥玛。 伦敦大学是最早举办汉学讲座的，在伦敦大学担任中文教授的先后有毕尔、道格思、文书田、禧在明、瑞思义、卜道成等。,第四章 德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第一节 概述,19世纪是欧洲汉学的形成期，也是德国汉学起步阶段。20世纪初第一个汉学学科在汉堡诞生，德国汉学实现了零的突破。 德国第一个汉学学科在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学院诞生。福兰阁成为这一学科的第一任教授。继汉堡大学后，柏林大学也于1912年建立了汉学学科，这一汉学学科同1887年该校东方语言学院设立的汉语语言教学相比，更注重科研。,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也分别于1922年和1925年建立了汉学专业，卫礼贤担任了法兰克福大学汉学学科教席教授。随着汉学学科在德国大学相继建立，德国对中国的研究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和学科。这个时期对中国的研究由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扩大至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在汉学刊物方面，主要有中国、德国东方学学会杂志、东亚杂志、柏林大学东方语学院通讯和亚洲通讯。,第二节 汉学：从“业余”到学科建立,库尔茨、帕拉特、威廉硕特、嘎伯冷兹以及威廉顾路柏和夏德等，为德国汉学的学科化打下了基础。库尔茨曾任慕尼黑大学汉语教师。主要历史论文有秦始皇，此外还译有太上感应篇、马融的今古奇观。帕拉特则是19世纪德国汉学最有影响的先驱之一。满族部落史第一卷(1830年)，是一部关于中国北方邻近部落的历史概况著作，其中有些内容至今仍有使用价值。,帕拉特还潜心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并推出数卷以儒学经典为主的中国文化经典教材。论文集孔子及其弟子生平和学说，因史实丰富和分析精湛为德国汉学界所称道。努力使汉学从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中分离而出，使汉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汉学家有顾路柏和希尔持。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1902年)直至20世纪60年代直是德国最有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专著，此外还有众多译作如孟子、李太白全集和西厢记等。1,第三节 汉学研究和汉学家,一、主要研究领域1哲学卫礼贤 推出了中国哲学经典德译本：论语(1910年)，孟子(1921年)，礼仪(1930年)，易经(1924年)。还翻译了道家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此外，他还译有吕氏春秋(1928年)，为欧洲首部译本。,佛尔克通过翻译向德国读者介绍中国哲学，其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墨子等。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哲学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构成了他的中国哲学研究顶峰。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还须提及的有福兰阁的儒教史和中国国教史研究(1920年)，埃贝哈德的汉代中国宇宙观(1933年)。,2宗教与民俗,顾路柏的中国宗教与祭祀(1910年)和申德勒的古代中国神职人员(1919年)。卡尔亨策著有古代中国青铜器祭祀图案(1937年)和古代中国文化中祭祀青铜器及其文化意义(1941年)。秦朝以来的朝廷国家祭奠仪式也成为德国汉学界中国宗教研究的课题。克鲁特的天体论，比亚拉克斯的孔子与祭祀（1928年）。,中国民俗介绍有：斯坦茨的山东南部地区民俗研究(1907年)；卫礼贤的中国童话(1914年)；埃贝哈德的中国民间童话(1937年)、中国东南地区民间童话(1941年)、古代中国地域文化(1942年)和中国边民文化和居住形式(1942年)。,3历史与社会制度,中国历史和社会制度构成了这个时期德国汉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 中国史研究方面，这个时期的德国汉学家主要有福兰阁和孔拉迪。孔拉迪的中国历史纲要方法上此论著采用了民族比较认知法，使国外中国史研究方面在认知视角上有了新的突破。福兰阁的中国通史被视做研究上古至明代中国历史的指南；还著有中国史学起源。,中国史介绍还有断代史和历史专题形式。涉及的专题有古代中国部落居住形式，中国采地制度、三国时期功利主义、汉代王莽和古代中国边民问题等。中国中古史研究方面有巴拉茨斯的唐代经济史。在断代史研究方面，除唐代和清代史外，宋代和元代史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明代史更为如此。,4文学,中国文学是学科化后德国汉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 以文学经典翻译为主，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学史方面有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1909年)和卫礼贤的中国文学(1930年)。文学作品翻译有：楚辞，李白、杜甫诗歌，小说商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以及聊斋志异的节译；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有西厢记、琵琶记和牡丹亭等。,德国中国文学翻译家主要有：诗歌翻译家霍夫曼，小说翻译家库恩和埃里希施密特，戏曲翻译家洪德豪森。5艺术和考古中国艺术研究，主要涉及艺术史、绘画和建筑风格等方面，书法。屈曼尔(18741954年)的中国艺术和东亚艺术研究达到了较高学术水平。论著有东亚艺术(1921年)、中国、日本和朝鲜艺术(1929年)。,还有明斯特贝格尔中国艺术史(1910年、1912年)。其他：弗舍尔的中国风景画(1920年)和汉代中国绘画(1931年)，以及佛德尔森的中国工艺美术(1939年)；建筑艺术和建筑方面的论著有伯施曼（18731949年)的中国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1911年、1914年、1931年)、中国建筑(1925年)、中国建筑陶器(1927年)及布林的中国汉唐建筑史(1935年)。中国考古研究以古代中国青铜器、古瓷和古币为研究对象。专著有：洛恩的前古中国青铜器汇编(1936年)，特吕布纳的青铜器类型探索(1929年)，齐默尔曼(18661940年)的中国瓷器和陶器(1923年)，雷德曼斯特尔的瑞典博物馆中国明代瓷器(1935年)，施罗塞尔的中国古币(1935年)等。,6语言和教材,此阶段中国语言这领域没有像中国哲学、文学和法律那样受到汉学家的重视。 汉语教材：海尼士的汉语教程阿伦特的中国北方口语手册、中国北方口语入门；由佛尔克编著的新汉语书面语手册；莱辛和奥特默尔合编的北方汉语口语手册；特里特尔和佩尔尼茨合编的现代中国小说教材。,二、卫礼贤、福兰阁、佛尔克和孔拉迪,1卫礼贤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卫礼贤通过中国学社和对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使中国文化思想能够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成就：除了翻译论语、孟子、礼仪、易经、吕氏春秋等中国哲学经典外，还写有中国心灵和人与存在两部专著。（德理查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1版 ）他的贡献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的译解。卫礼贤对中德文